西安事变善后失误的再认识
陈民
提起西安事变善后的失误，世人多把张学良的被幽禁，归因于他的豪放秉性和政治上的幼稚，轻信「领袖的人格」，故而一意孤行，决定「负荆请罪」，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自投罗网，咎由自取。
笔者以为，上述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见。「负荆请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固然失策，但张学良到南京以后，仍然有机会、有条件争取返回西安。只是由于东北军内部少数掌握实权的高级将领，片面理解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精神，对蒋介石的进逼，委曲求全，一味消极退让，放弃了争取张学良获释的条件，丧失了有利的时机，这是导致张学良长期被幽禁的原因。据曾任张学良秘书的应德田回忆，张学良送蒋介石临走前，向东北军将领说：「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有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啦，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这段话说明，张学良也估计到最坏的情况，但认为有了南京十几位军政大员作「人质」，就能保证他安全归来。可是也没有料到，东北军内部某些当权将领，在他未能回来之前，却「人情送到底」，释放了全部被扣押的南京军政大员，紧接着又放回五十架战斗机和五百多名有关人员，从而使蒋介石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地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分化活动。顺便指出，蒋介石派来包围西安的五路大军的总司令，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外，其余四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全是西安放回去的「人质」。从这也可看出这些人在蒋介石左右所起的多大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东北军少数高级将领的举措失误，而且一误再误，终于导致东北军内部的分裂，而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张学良也就失去了获释的最后保证。
当时，东北军内部在营救张学良的策略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先撤兵，后救张」。五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高级将领坚持这种主张，他们认为中央军步步进逼下，应先撤兵，让出西安，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否则与蒋介石硬顶，势必引起大规模内战，从而断送了西安事变的成果和东北军的前途。另一种意见是「先救张，后撤兵」。主张应据理力争，坚决要求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一切由他决定。为此，如果中央军一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坚持这种主张的是以应德田、孙铭九等为代表的「少壮派」。
两种意见，表面上看，分歧只是在营救步骤的先后，实质上却是营救与放弃营救两种对立的方针，而后来的事实演变，证明「少壮派」的意见是正确的，试从以下三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先撤兵，让出西安，只要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释放张学良回西安。这种想法，似乎合乎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精神，比较稳妥可行，实际上却是自我毁灭的错误作法。因为只要一撤兵，让出了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也就失去了根据，而不复存在了。当时无论实行和平撤兵的哪种方案，只要一撤离西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也就分离了，三位一体团结的中心也就没有了，特别是三位一体的中心人物张学良不在，东北军主要将领各找出路，分头向蒋介石靠拢，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领导也发生问题。这时，还有什么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有什么人、凭什么力量去坚持要求释放张学良?张学良当时不仅是东北军「联共抗日」政策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三位一体的中心人物，实际上也是能否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关键人物。「有他在，东北军便能团结；没有他，这个团体便失去中心，便不易团结，甚至可能走向分歧、涣散以至崩裂。」后来局势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军头」们坚持消极退让政策，而「少壮派」便认为一致通过的「先救张，后撤兵」的「渭南会议」决议被少数人所破坏。为了扭转局势而采取杀「军头」王以哲等自相残杀的过激做法，结果乱了自己的阵营。王以哲是东北军内一个较有影响的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一部分将士的愤慨，驻防渭南前线的一○五师刘多荃和五十七军缪澂流，立即调转枪口向西安进军，要杀孙铭九等给王以哲祭灵，并先后杀了特务连连长于文俊和对联共抗日起过重大作用的旅长高福源等人。这时，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乘机串通驻武功的一○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拥蒋，同时还煽动骑兵军参谋长安俊才撤离咸阳。东北军内部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而且大有自相残杀的趋势。这样，就让蒋介石趁机各个击破，分化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张学良从而失去了获释的最后保证。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以及抗日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的故旧曾几次呼吁释放张学良，都毫无结果，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初，李宗仁出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时，也曾下令释放张学良。可是，蒋介石不同意，也还是一纸空文。
二、先撤兵，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从而有利于张学良的获释，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一九二八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大有功于蒋介石的「统一」；一九三○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也是由于张学良的出兵，蒋介石才转败为胜；一九三三年，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黑锅，毅然下野出国。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支持、拥护，甚至近乎一种死心塌地的程度。在西安事变后，为了维护所谓「领袖的尊严」，张学良力排众议，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更是心迹自明。但是蒋介石以怨报德，翻脸不认人，在南京导演了一场小小的闹剧，先是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判了他十年徒刑，继而又故作宽大，加以赦免无罪，但又规定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实际上是把十年徒刑改为终身监禁。这里既有蒋介石发泄私愤、睚眦必报的个人作风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他为瓦解东北军和三位一体而采取的深谋远虑的一著棋。蒋介石意识到，在西安事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红军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团结，而张学良在这个团结当中所处的中心地位，这才是蒋介石的「心病」所在。为了遏制这种局势的继续发展，就必须尽快控制住张学良，使东北军失去主心骨，从而动摇、瓦解东北军和三位一体的团结，这是问题的关键。蒋介石所耿耿于怀的是三位一体的形成和发展，必欲灭之而后快。因此，以为先撤兵，让出西安，就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而释放张学良，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中央军进驻西安，只是瓦解三位一体的开始，接着是东北军的全面调防和杨虎城的被剥夺实权，「出国考察」。随着调防，紧接着又是改变整训，至二十六年二月上旬，开封「整编东北军」会议之后，东北军就全部被瓦解，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出国归来，仍然逃不脱蒋介石在他周围布下的大网，先是被囚禁，后来加以秘密杀害，连同其夫人和次子杨拯中、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也都先后惨遭毒手，这一切都说明蒋介石的心狠手辣，任何人都感动不了他。
三、如果坚持先救张后撤兵，必然引起大规模内战。这是东北军某些高级将领主张先撤兵后救张学良的主要理由。但是从上述种种事实说明，消极的退让是不可能营救张学良的。那么，坚持先放人后撤军，是否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呢?根据当时的形势看，应该看到已与十年内战时期的情况不大相同了。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威信大大降低，国民党内部不稳定因素增长，全国人民更加坚决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内战，连同各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加上共产党经过长征后，已在西北站稳了脚跟。这时，如果三位一体的团结很坚强，营救张学良的态度很坚决，是完全有可能据理力争，迫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的。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蒋介石仍一意孤行，违反全国人心及各省实力派的劝告而发动新的内战，则无论政治上或军事上，对他都是不利的，况且原来他对红军作战，已搞得焦头烂额，现在面对三位一体的军事实力，他就不能不慎重考虑了。实际上，当时蒋介石所作的军事成胁，不过是作为达到瓦解东北军、分化三位一体的手段。蒋介石对西安前线的将领屡次密电强调：「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为目的」；还反覆指出：「如能用政治方法，使我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城，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上述密电说明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在这个时候再打内战的。退一步设想，万一蒋介石由于军事威胁达不到目的而不顾一切，悍然发动新的内战，那么只要三位一体能坚持团结并切实作好准备以及相应的军事部署，在堂堂正正的团结抗日的旗帜下，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各省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完全有力量击退蒋介石的武力进攻，从而迫使他释放张学良出来收拾残局。经过西安事变的反复谈判，蒋介石心里明白，三位一体所要的并非反蒋，更不是要同南京开仗，只是要求释放张学良回西北，更好地领导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实行拥蒋联共抗日。从个人关系说，蒋介石心里也很清楚，张学良对他仍然是忠心耿耿的，只要他决心抗日，张学良是会拥护他的。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权衡利弊，释放张学良回去收拾残局，对他仍然是有利的。据亲蒋的东北籍人士王化一回忆，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蒋介石曾有释放张学良的意思，并作了一些具体的安排。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戴笠给王化一电报，邀他立即到南京，同时还邀四维学会的几位东北方面的理事同去。王化一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武汉飞到南京，当时接待他的周伟龙说，戴笠邀他们来，是为了讨论西安善后问题，原计划张学良回西安后，把他左右的人更动一些，拟约四维学会中与中央较为接近的人，随张学良回西安去代替换掉的人，以便顺利地控制张学良。但后来情况骤变，原计划过时了。显然，蒋介石原以为西安方面在张学良回去之前，是不会释放被扣押的南京要员和飞机的，不让张回去是不行的。不料西安方面竟如此驯服，唯命是从，并不坚持要求释放张学良回去。既然这样，蒋介石当然不会坐失良机，放「虎」归山，给自己添麻烦，所以原来释放张学良的计划也就过时了。
开始，张学良是估计得比较乐观的，他说：「争取三天之内就回来，至迟也不过五天。」他在说服部下时就特别指出：「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啦，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张学良的估计不是没有道理的。待到他被扣留以后，仍然把获释的希望寄托在东北军的实力和三位一体的团结。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阎宝航衔宋子文、宋美龄之命，由南京飞到西安，他在对东北军负责干部谈话时，郑重地重述他与张学良的谈话内容。阎说：「汉公(指张学良)以手指向西北轻声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他的意思：要想争取他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团结坚持到底。」意思很清楚，如果蒋介石不放他，他希望东北军能够坚持不懈，一定要把他争取回来。张学良要阎宝航转达的话虽不多，但他寄希望于东北军的殷切心情，尽在不言之中。问题是他没有估计到掌握东北军实权的少数高级将领如王以哲、何柱国等会在关键时刻，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竟向蒋介石靠拢，放弃对他的营救。而临时受命负责东北军的于学忠，却是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因为他并非东北军嫡系，是直奉战争时从吴佩孚那边投诚张作霖的，无论资历或在东北军中的威信，都远不如王以哲，加上他所辖的三师军队都远在甘肃，而渭南前线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和一○五师师长刘多荃，都与王以哲关系密切，前者是经王以哲引荐而当上军长的，后者与王以哲是保定军校的老同学，他们是不会听从于学忠指挥的。至于身为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副司令的杨虎城，则更坦率地承认：「张副司令不回来，整个团结成问题，我个人实在支撑不了这个局面。」客观上，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冯钦哉等叛离投蒋后，剩下不到四万人。杨虎城的忧虑和估计，是符合实际的。「二二事件」发生后，杨虎城曾和于学忠共同签发了一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坚持不撤退的命令，而且还派马占山，鲍文樾、刘伟等往渭南前线，劝说缪澂流、刘多荃坚持团结，结果也未能实现。
缪、刘的部队自动撤离渭南前线，移驻高陵，西安门户洞开，顾祝同就顺利地进驻西安。待到次年二月在开封举行整编东北军的会议后，东北军除何柱国的骑兵军外，一律调离西北到江淮一带进行整训，从此东北军这一武装集团也就彻底瓦解了。抗战期间，东北元老莫德惠曾到息烽探晤张学良，问张：「你以为在什么时候可以重获自由?」张沉思后回答：「一是对日抗战得到胜利之后；一是国民大会召开、蒋先生当了大总统之日。」
(《中国近代史》，一九九○·一○，页八八—九四)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