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蒋到西安 逼迫张杨“剿共”
米暂沉
一九三六年秋冬之际，是蒋介石统治登峰造极的时候。在国际上，他取得了英、美等国的巨额经济援助及苏联的支持。在国内，他以惯用的分化收买手段，很快解决了“两广事变”。同时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特别是在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之后，蒋介石感到红军和各地方反蒋势力已不能对其统治形成直接的严重威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共匪与军阀之势力，已不足为中国之患”。尽管如此，他丝毫也未放慢内战的步伐，在“两广事变”平息之后，他便立即将大军北调，竭尽全力地策划和准备进行新的“剿共”战争。
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洛阳庆祝五十大寿，并发表了他的以《思亲与报国》为题的文章。国民党借此机会，在全国各地大搞所谓“祝寿献礼”，捐献飞机，捐献学校，到处修建所谓“中正堂”、“介寿堂”等，反动当局甚至勒索到小学学生都被迫捐献了财物。其气焰的嚣张，较之当年吴佩孚在洛阳祝五十寿的“八方风雨会中州”远有过之。十一月十七日蒋亲自飞往太原安抚阎锡山。十八日回洛阳。十九日又飞往济南晤韩复榘，并通过韩向宋哲元转达他的“剿匪”方针。十一月二十三日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个领导人。十一月下旬派陈诚到绥远安抚傅作义，并指示傅和汤恩伯、门炳岳准备“剿匪”。在蒋介石做这一套布置的同时，南京方面张群和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高宗武和日本总领事须麿接触频繁；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和有田外相也进行了商谈。经过了这些对内对外布置之后，蒋介石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气焰达到了顶点。到这个时候，在蒋介石看来，只剩下对红军进行最后一次“围剿”，他的所谓“安内”的大业就要完成了。
蒋介石由各地调来西安的高级军政人员有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蒋方震、张冲、朱绍良、蒋作宾、邵元冲，加上在西安的晏道刚、曾扩情，共商“剿匪”大计；调集了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二百六十个团约计三十余万人；扩大了西安飞机场，集中了一百多架刚刚从意大利买回来的最新式飞机(其中一部分就是对蒋祝寿献礼的飞机)，准备对红军展开全面进攻。一时西安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蒋介石已内定以蒋鼎文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职驻前方指挥“督剿”，樊崧甫、万耀煌为总预备队司令、副司令，满以为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时间，便可以消灭全部红军，凯旋回京了。在整个军事部署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任务是“就地前进”。
计划已定，蒋介石于十二月四日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连日分批个别召见张、杨以及张、杨的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并举行宴会。以他的欺骗愚弄的言词，严厉训斥的语气，分化利诱的手法，进行了多次讲话。蒋的讲话大意，无非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如何好，“共匪”如何坏，“不成功便成仁”等一套说教。
在此之前，张学良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上书蒋介石，请缨援绥抗日。但却遭到蒋的拒绝。蒋至西安后，张、杨两人，时而张去，时而杨去，都曾对蒋介石做过婉转的劝告，希望蒋能够停止内战，发动全民族的抗日。但是，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同时对张、杨大加训斥，甚至提出如东北军、十七路军“剿共”有困难，则将东北军调闽、十七路军调皖，来对张、杨进行威胁。甚至对张说，你就是用枪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改变我的主张。
十二月十日，张学良最后一次对蒋进行劝告。蒋一见张，就表示不愉快，特别对张在十里铺对学生的讲话表示极端不满，蒋认为对那些无知学生，只有开枪打，他们才会明白。最后蒋对张拍案谩骂之后，走进了他的内室。张回来后把情况告诉杨虎城，让杨虎城再去一次，看看情况。杨虎城这时对凭嘴说服蒋介石不打内战已失去信心，原已不打算再去见蒋。张坚持再劝一次。杨虎城很认真地斟酌了措词之后，前往华清池。他对蒋说，国家和民族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民众也都迫切要求抗日。对红军的问题可以商量办，宜采取政治方法解决，而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介石极为傲慢，声称：“我有绝对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是穷途末路，他们必须交出武装，听从政府的命令，遣散共产党。他们如果还顽抗的话，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令马少云(鸿逵)派骑兵堵截，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一举把红军赶到长城以北沙漠地区。他们在那里无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剿匪大业的成功就在此一举了。你是本党的老同志，应当知道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消灭了共产党，我会领导你们抗日的。”蒋介石还表示，十七路军如果兵力不足，可以将所担负的剿共战线缩短，如果部下中有不愿意剿共的军官，可以任意撤换。蒋在这次谈话中，虽然表面上的态度平和，而言词却十分严厉，口气也十分坚定。杨虎城感到对蒋已没有继续劝说的必要，便起身回西安了。张、杨再次交换了意见，认为劝告乃至苦谏、哭谏等软办法，都已无济于事，也不能再用了。
这时，形势到了十分紧迫的关头。摆在张、杨面前的只有三种选择：(一)屈从蒋的淫威，参加“剿共”。但张、杨早已接受中共的抗日主张并与之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合作关系。重新与红军开战，不仅道义上讲不通，更重要的是势必造成一场亲痛仇快的大规模内战。在民族危亡之际，这无异于自毁长城，是悖逆天理的行为，这是张、杨绝不可能选择的路。(二)被迫把两军撤离西北，东北军至闽，十七路军至皖。这么做，似乎可以暂时走出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但是如他们所深知的，蒋介石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轻易放过他们。特别是这样做，势必会使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所结成的密切合作的关系归于瓦解，使张、杨近一年来为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所做的种种努力落空，他们抗日的夙愿将无从实现。更重要的是，这丝毫不能缓解和制止即将爆发的自相残杀的“剿共”内战。尽管第二种选择对于张、杨个人的前途会留下较大的余地，但此时此刻，在民族危亡系于一发的关头，张、杨都绝不会把个人私利作为行动的取舍准则。这条路实质上也只能是一条苟延残喘的绝路。(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逼迫南京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发动全民族的抗战，挽救中华民族的危难。但这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有置个人毁誉和集团安危于度外的决心，有卓绝的胆识和超人的魄力。
张、杨两位将军向来以果敢坚决、敢作敢为著称。杨虎城打死李桢、劫夺解款就是他敢干的表现。再如，一九二九年安徽省政府主席石友三反蒋之前，蒋介石恰路过安庆，并且做了石就职安徽省主席的监誓人①。蒋走后不久，石炮击下关，通电反蒋。杨虎城当时曾说：“石汉章(石友三号)这小子被蒋介石的偶像吓倒了。既然要反蒋，为什么蒋到安庆时不把他抓起来，而蒋刚走又来这么一手?石汉章太没出息!”这件事说明他并不畏惧蒋介石的偶像与权势，一旦他决心下定，就会对蒋采取果决的行动。张学良在与共产党的合作中也表现出他处事的决断。在日寇大举进攻绥远时，曾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组织抗日援绥联军的计划，并拟以张为总司令，杨为副总司令，由红军再派一副总司令，进行抗日。这就意味着与蒋介石的决裂。后因蒋来到西北而没能实现。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张、杨对蒋不下手，蒋就要对他们下手的紧迫形势下，张、杨遂破釜沉舟，毅然决定发动西安事变。
虽然张、杨二人最后一次劝蒋是在十二月十日，但他们初定发动兵谏当在八日左右。因九日晨笔者有事向杨虎城报告，谈起九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西救、东救等要举行隆重的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活动，杨虎城说：“还有这个必要吗?”当时，地下党组织估计这一行动会遭到蒋系势力(中央宪兵、警察)的破坏，而要求担任西安警备任务的十七路军支援。张、杨曾劝说这些组织不要搞游行请愿，意在避免打草惊蛇，但被误解，才决定派部队紧跟游行队伍加以保护。九日，张学良阻止游行队伍去临潼时也曾说过：“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
张学良与杨虎城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和军事上的部署大致是这样的：
一、广西李、白的支持是可靠的，四川刘湘也会积极响应，但相距过远，难于有实力上的表示；阎锡山虽然说得很好，但不一定靠得住，但至少可以保持中立。
二、据当时的情报，中央军各部正陆续向陕西开进。在豫西一带正在行进中的部队不到十万，且分散在郑州至潼关外一线，不可能立即集中对西安作战。刚刚进入咸阳的中央军第十三师的部分部队，届时由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迅速包围缴械；对于汉中的中央军王耀武部，因兵力不多，只需在宝鸡布防，阻其北进。
三、关键在于控制潼关这个隘口，阻住中央军部队的西进。这样，才能把此时在陕北和陕甘宁边界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力集中到西安附近。占领潼关的任务，只能委派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担任。此时，该师驻在大荔一带，其他部队都来不及。
四、商请红军派一支部队进占商雒地区，确保潼关右翼安全。另外派一支部队进至西兰公路，监视蒋系胡宗南、关麟徵等师的行动，使其不能进逼西安。
五、驻兰州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迅速解除兰州的中央军的武装，巩固西兰公路的防务，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旅及其他部队，迅速破坏交通，阻滞中央军部队西进。
六、预计扣蒋后，南京政府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三位一体有二十多万军队。且北面是苏区；南面没有什么中央军部队，还有秦岭作为天然屏障；西面有东北军五十一军和红军部队，胡宗南等有两顾之忧；东面有黄河和潼关关隘，易守难攻；如把蒋介石控制在手中，南京方面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攻西安。总之，形势将是有利的。
七、事变爆发后，在政治上可以获得广大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的支持。这时的政治目的，在于打破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局面，强迫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组织抗日联合政府。蒋介石必须声明放弃其反动国策，并确实保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现有地位，才放蒋走。
次日，张、杨几度交换意见，确定了扣蒋的时间、人选和部队等具体措施。在分工方面，扣蒋介石原定由十七路军特务营担任，后考虑到临潼外围警戒由东北军负责，夜间行动易引起误会，改由东北军担任。十七路军部队负责西安市内和火车站、西郊飞机场等方面的任务，包括解除上述区域的一切蒋系势力的武装，扣留飞机和飞行员，扣留在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
十七路军的准备工作和实际行动大致是这样的：十二月九日晚八时许，杨虎城叫当时负责城防的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到他的办公室，首先询问了十七路军在西安部队的情况，然后问到西安城郊中央军及东北军分驻地区情况，杨虎城问孔：“西安大街、小巷主要交叉路口有多少?”孔对此一时答复不出。杨虎城说：“负有城防责任，连这情况都不具体了解，那怎么行?”杨虎城又问到部队训练情况，特别强调了夜间教育和夜间演习的重要性。谈完后，孔即辞出。孔回去不久，约十点钟，杨虎城打电话命令孔在当晚十一点钟就进行夜间演习。孔急忙又到杨虎城的住室请示演习部署。杨虎城说：“按中央体系的军、警、宪、特驻地配置。他们一个营，你就放一个营，他们一个团，你就放一个团，分区演习，占领位置。”同时指示了三条纪律：一、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二、严禁走火；三、部队行动时，如遇中央宪兵巡逻队问及，就说进行夜间演习。孔遵照杨虎城的命令，连续搞了两夜，基本摸清了蒋系军、警、宪、特等系统的兵力，驻地及周围地形等情况。十一日，一切准备就绪，张、杨的有关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待命。
① 《民国大事日志》记载，其时为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编者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