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逼上梁山 张杨发动兵谏
米暂沉
十二月十一日晚九时，杨虎城先将孔从周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见面就问：“这两天演习怎样?街巷情况清楚了吗?”孔说：“清楚了。”同时从衣袋里拿出西安城郊地图，上面标明中央军系统驻西安部队的驻地、兵力和装备情况。杨看了之后，表示满意。跟着孙蔚如、赵寿山先后来了。杨虎城于是向孙、赵、孔宣布说：“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竭力挑拨我们和东北军的关系。这次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大举‘剿共’，实际上也要消灭我们和东北军。我和张先生(学良)决定硬干，要干就彻底干下去，把蒋介石扣起来。我们分工负责城关的军事行动，包括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解除中央系统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西京招待所以及散住各处的中央军政要员等。临潼方面，由东北军负责执行。”杨虎城接着指示：一、十七路军在陕北以及外县各部队，由孙蔚如拟定布防以及向西安附近集结计划；二、西安方面由赵寿山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团、炮兵团、特务营执行任务；三、必须掌握足够的机动兵力，特别要注意中央系统特务武装的干扰捣乱，破坏秩序；四、必须于十二日凌晨三时部署完毕，四时开始行动，八时解决战斗，十时恢复秩序。杨虎城的联共、反蒋、抗日政策，得到了部队广大官兵的拥护，对于宣传抗日，揭露蒋介石的罪恶，他们都很积极，但对于扣押蒋介石，仍不免有些惊讶。自从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合作关系以来，他严格地保守了这方面的机密，只有他身边的几个人了解其详情。对于这次扣蒋的行动，他更为慎重，因此负责这次军事行动的指挥官事前也毫无所闻。据赵寿山谈：“我在一九三六年初去上海，见了不少当时的进步人士。由上海回西安后去见杨先生，杨先生问到我在上海见到什么人，有些什么情况之后，我对杨提出要联共反蒋抗日，把蒋捉住杀掉。整整谈了两三个钟头之久，杨没有任何表示。最后杨说：‘你谈乏了吧!回去休息休息。’我不甘心，隔几天又找杨谈了一次，谈的时间也很长。最后杨说：‘你尽胡说什么!还没休息好。’我左思右想，这事关系到十七路军的政治前途，必须找杨再谈。第三次我去了，激昂慷慨地再谈一通。杨最后说：‘我看你近来精神很不正常，要注意，快回去看看部队。’这使我很失望。后来又听别的朋友讲，杨说‘寿山变了’，我很纳闷。到了西安事变的前夜，杨打电话叫我去。我到杨的会客室之后，不少人都在那里。我很奇怪，问杨：‘主任找我有什么事?’杨说：‘你不是向我几次提出要干嘛，现在就行动。这里有各种材料，部队归你负责指挥。’事情是过去了，我很惊佩杨先生那种机警沉着的精神。我追随杨先生十余年之久，他把我一手提拔起来，在我三次谈话中，他竟没有透露一点痕迹。”
十一日晚十二时左右，张学良率领他的高级将领和亲信十余人来到新城(原为明代的皇城，以后改名为新城，有坚固的城墙，开东西南北四个门，出入方便，警戒又较容易。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就设在这里，他和谢葆真也住在这里)杨虎城的住所，开始进行具体的指挥。
临潼方面的东北军由刘多荃、白凤翔指挥卫队团孙铭九部执行捉蒋任务。以华清池为中心，设置包围圈。捉蒋部队事前已弄清华清池的道路、建筑情况，蒋和其随员、卫士的住所。孙铭九部趁天未亮摸进去后，因被蒋的卫士发现，开枪制止，东北军遂开枪还击。蒋介石的那些卫士，闻到枪声，还正在集合中，就被轻机枪扫射而死，连尸体都排列得整整齐齐。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就在这时候被打伤足部的。
蒋介石一听见枪声，惊惶失措，没有顾得穿衣服就向外跑，在他所住的房子的东边，经人帮扶翻过围墙跑出去。山间的建筑物，往往是按地势的高低修筑围墙的。这里的围墙也是这样，在院内来看墙并不很高，爬上去比较容易，但在墙外来看却比较高，墙外就是深沟。蒋就这样翻过墙去，跌入一个满地荆棘的坑里，摔伤了腰部，还掉了一只鞋。跟着爬起来再跑，恰巧遇见了他的一个随员，便背着蒋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去，一直跑到约一华里外的一块大石头(当地人叫做虎畔石)的后边藏起来。后来国民党御用文人把这块石头叫做“民族复兴石”，由戴季陶题字。并在这块大石附近，辟地建筑了一个亭子，叫做“民族复兴亭”，周围还刊刻了许多歌颂蒋介石的文字。解放后，这座亭子改名为“捉蒋亭”，后又改为“兵谏亭”。
扣蒋介石的部队，进入蒋的寝室，没有看见蒋，但是他的衣服还在，被子还像刚睡过人的样子，伸手一摸，余温尚存，茶几上一个杯子里还泡着一副假牙，情况证明蒋确实是在这里睡的，但是现在不知去向。此时，张、杨正在杨虎城的住宅客厅里等候各方面的报告，白凤翔的电话来了，说完全占领了华清池，没有找到蒋介石。这使张、杨感到愕然，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不约而同地似乎是对自己也似乎是向对方说，“跑了吗?会不会有人泄密?”因为华清池前边有个大水塘，怀疑蒋介石是否投入水塘，但又判定，蒋介石这样的人，绝不会投水寻死。张学良在电话中命令白凤翔，“查汽车。”一会儿，白报告：“汽车数目，一个不少，蒋的座车也在。”杨虎城说：“据我判断他跑不了，扩大搜索圈，继续查找。”在搜查中发现了钱大钧，搜到虎畔石附近，蒋的秘书肖乃华听见人声接近了，伸出头来观察，刚一露头，被打死了。蒋见形势不好，举起两手喊：“我在这里。”白凤翔和孙铭九走上前去，看见蒋只穿件睡衣、一只鞋，蜷伏在虎畔石后面，面色苍白，全身哆嗦。白、孙叫蒋起来跟着走，蒋初疑是红军，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白、孙答：“是东北军。”蒋骤然又神气了，表示不愿走，看样子走也有困难。白凤翔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给蒋披上，由孙铭九背下山来。走到汽车边，让蒋上车，蒋死也不肯上，白、孙勉强把他塞进车内。蒋这时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问白、孙；“张副司令在哪里?”白、孙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白、孙等把蒋介石送往西安。
这时候，配合扣蒋的整个行动全面展开了。
蒋介石在西安的主要兵力，当时有以下几部分：一、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震亚部驻市内北桥梓口，兵力一千余人；二、省会公安局长马志超领导的公安总队，辖四个大队，两个大队驻市内，余驻西关，共约两千余人；三、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所辖的一个保安团，约一千余人。四、交警总队，由公秉藩率领，约一千余人，公开活动的人不多，大部分潜伏着搞秘密活动，装备精良，全部使用美式二十发驳壳枪。此外，还有分散潜伏的小股特务武装、中央各部队留守处、办事处的零散武装，以上合计约七千至八千人。
根据赵寿山的具体部署，由警备第二旅一个团解决中央宪兵二团，一个团解决保安团，一个团解决公安局和公安总队，炮兵团解决交警总队，省政府和机场、火车站也由警备第二旅负责解除武装，予以占领。教导团负责解决蒋系各部队、机构驻西安的零散武装(包括各留守处、办事处以及其他各种小股武装)。总部特务营负责包围西京招待所，扣留所有军政大员。任务分派已定，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等分头返回部队，召集干部进行紧急动员，布置任务。孔从周还带领营以上军官察看了钟楼、鼓楼等制高点及敌方驻地周围的情况。
按照预定时间，各部队同时动作。行动时以携带手枪的便衣队先头接近对方的警戒哨位，大队持枪跑步跟进，号令一发即发动冲锋。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之下，战斗进展都比较顺利，至十二日上午七时许，各处战斗基本结束，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和在西安的空军人员也都全部被扣留。西安市民对国民党宪兵、警察、特务十分痛恨，称之为“三害”。因此，当战斗打响，人们从梦中惊醒后，发现十七路军部队正在攻打“三害”，非常高兴。一些群众甚至在战斗进行中不顾危险地为部队送水慰问，这对部队鼓舞也很大。
在十七路军特务营前往西京招待所扣留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时，所有的人都按名单找到了，独缺陈诚一人。营长宋文梅颇为紧张，恐其逃走，遂进行严密搜查，结果从西京招待所地下室的一个空啤酒箱中搜出了他。宋对陈诚曾加以奚落，杨虎城闻知后训斥宋说：“我们是政治行动，不应当对他们有任何人格上的侮辱。”另外，在这一过程中，邵元冲闻枪声便冲出院子，准备越墙逃走，被负责警戒的士兵制止，不听，遂开枪阻拦，邵被流弹击中。虽然立即用担架送往省立医院，但因治疗无效而死。
在杨部动手逮捕南京的军政大员和解除反动武装的同时，十七路军军法处在处长张依中不在的情况下(时在上海)，由科长共产党员庞志杰带领，出动执法队，将平时了解的几十个国民党特务分子迅速加以逮捕，有效地防止了西安事变后可能出现的特务破坏活动。
张、杨得到临潼方面扣住蒋的报告之后，非常兴奋，立即召集双方高级干部，首先由张宣布：“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蒋介石被我们扣起来了。目前国家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和杨主任负责，你们也负责。赶快筹划研究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派负责人来。军事方面，组织一个参谋团；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马上分头进行工作。”跟着指定了上述几个机构的组成人员。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约九点钟，白凤翔、孙铭九等将蒋介石押送到西安。当蒋到达新城大楼前的时候，已一扫往昔的威风。因跌伤、恐惧和寒冷，加上满嘴没牙，简直不像样子了。蒋介石本来就骨瘦如柴，仅披着一件棉袍，痛疼和惊恐使他身体缩成一团，已下不来汽车。张学良的副官谭海把他从车中拉出来，几个人搀扶着，才进入了新城大楼内事先为他准备好的房间。
临潼扣蒋之后，由洛阳来了一架小教练机“北平”号，到临潼救蒋。飞机降落在临潼附近的公路上，为杨虎城的卫士队长白志钧所扣留，从而证实绥靖公署交通处长黄念堂走漏了消息。十二日上午十点钟，西安各报出了号外，扣蒋消息传遍了全市。大街上挤满了人，一边走一边欢呼，青年学生更兴高采烈，成群结队地走在街上，不自觉地形成一股一股的游行队伍。一个人喊出口号，大家都跟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各种口号都有。人们对南京政府统治的不满和久受压抑的抗日热情，如同开闸后的水流，一下子迸发出来。这种热情激荡的场面一直持续到天黑。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