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回答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记者采访时答记者问(1990年8月4日～6日)
郝建生
1990年6月和8月，张学良将军在台湾两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记者采访。张学良将军就日本记者提出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采访。
问：张先生生于1901年，正是激荡的20世纪的开始。在包括中国东北和日本有关的近代史中，张先生有时充当主角，有时担任重要的配角，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的50年里，先生一直缄口不言，也不愿为己辩解。如果可能，我们希望张先生能谈谈过去的历史。
先生出生于富有的家庭，您小时候是很顽皮，还是一名优秀学生?
答：我小时候很顽皮，上的是私塾。我的老师曾对我父亲说：“你的儿子要不得。”由此你们可以知道我顽皮到什么程度。
问：我们读到的近代史书和介绍您的文章都说，您在当时的军阀领袖中是属于有文化知识的人。在年轻时，您同奉天WCIA俱乐部的外国人有直接接触吗?
答：年轻时我喜欢运动。当时去WCIA俱乐部的人都是外国人，只有我一个人是中国人。当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喜欢打网球，常去那个俱乐部，同外国人接触较多。
我19岁在东北讲武堂念书，考试成绩最好。但有人认为是我父亲的关系，教习才给我好成绩。后来考试有严格监考，我仍得了第一。所以我在讲武堂时很有名气。
问：请您谈谈到日本参观军事演习的情形。
答：到日本参观军事演习给我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那时，日本人对我很客气，送给我一枚勋章，还见到了昭和天皇。但日本人总想以势压人。日本人这么做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促使我反抗日本人。这是我的性格。
问：当时中国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对日本军有恐惧心理。您没有这样的恐惧心理吧!
答：日本军事力量强大，我很佩服。但我没有畏惧心。日本人让我参观了军工厂，武器库和海军等，我感到这是日本人在向我示威。我不怕。
问：您对孙文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印象如何?
答：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希望中国统一。我父亲去世后，我的行动可以说明我是拥护国家统一的。孙中山先生去世前，我见过他一次。我很佩服他。他有头脑，在病床上对我说：“东北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中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
问：您开始对国民政府印象很好，后来发生变化，能否具体谈谈?
答：国民政府军队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更腐败。到南京后，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问：您父亲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您马上知道这一消息吗?
答：当时我不知道。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很迷信，总感觉父亲与我有特殊关系。我出生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一个胜仗，起了家。父亲很喜欢我，父亲之死使我非常难过，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最初我不知道父亲被炸死，部下仅告诉我是负伤，所以我晚了几天才回家。如果当时告诉我真相，我会立即赶回去。我一点都不怕日本军，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之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在政治上搞暗杀是绝不会成功的。
问：您当时就知道炸死您父亲是军部部分人的阴谋吗?
答：当时，不仅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中国人连南满铁路都接近不了，谁能做这样的事呢?而且日本人当时停上了铁路的列车，谁能做到这一点呢?停火车的目的是炸我父亲乘坐的列车。
问：在您父亲被炸死后，您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同日本人接触的?
答：我对日本非常不满。家仇国恨聚于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
问：据说，床次先生曾从您那里拿过政治资金?
答：床次先生同我见过面，我们谈得很好。我们谈到中日悬案问题。他表示，一旦执政就着手解决悬案问题。他缺少竞选资金，我说送他2000万。他希望借，在有能力时归还。他拿了50万，其余的钱由于竞选不成，他没有要。
问：请谈谈东北的易帜问题。
答：那时候，我一个命令，全东北就换成青天白日旗。这不是因为我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才易帜。我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父亲不死我也会这样做。这件事促使我抗日的决心更坚定。
问：请问杀杨宇霆的原因是什么?
答：杨宇霆和常阴槐是我父亲老部下，不听我指挥，企图反叛。他们的反叛只能让我的部下和老百姓吃苦。让别人怕我，骂我，我也只能这么做。
问：关于日本公使佐分利贞男之死，原因是什么?
答：我同佐分利在日本领事馆谈过一次话，谈到深夜，谈得很好。他说回到日本后尽力解决满州问题。但回国后，他死了。我怀疑，他的死不是自杀，是他杀。日本军人做到这样的地步，日本没有亡国，是上帝的恩典。佐分利之死我非常难过。虽然我知道当时中国无力和日本军队作战，也想和日本合作，但是日本军部所提的条件我无法接受。
问：先生对东北建设非常热心，要建设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你当时有无想到这会引起同关东军的冲突?
答：这不是关东军的问题，而是日本政府的问题。例如，兴建从大虎山到黑龙江的铁路引起很多麻烦。还有为出口大豆，我们建设葫芦岛港口也发生问题。我们从大连港出口大豆受到日本方面的刁难。
问：是否为了竞争?
答：不是。南满铁路是日本的，我们要有自己的铁路。当然，我们的铁路建成对南满铁路是有影响的。修铁路不是我提出的，在我父亲的年代，我们就有修铁路的计划。我想同日本合作，但日本没有诚意，只想控制我们，那是没有办法的。
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何原因?
答：当时我身体不好，正在北平医院养病，听到报告后马上返回住所。当初未料到关东军会发动“九·一八”事变，想看一看情形。日本国内有许多问题，有俄国的条约，这样做对日本不利。大家责备我，说我不抵抗，我不承认。我认为这是我判断错误。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有一位日本人说，“九·一八”事变对日本来说是吃了一颗炸弹。这种意见同我们是一样的。
问：您不愿意为自己辩解。能否请您再稍具体谈谈当时情况?
答：我们不能主观地判断事物，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的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等等。如果日本军人想这样做，违反国际条约，惹起国际问题，政府会控制它。而且这对它本身也不利，它们绝达不到目的。当时，东北的利益都在日本人手里，这样做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
问：请问您是否愿意再到日本去?
答：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再去看看。现在年纪大了，动作不便，我很想看看新的日本是什么样子。
问：你那时被任命为剿共司令官，你是否认为抗日比剿共更重要?
答：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让我挑一件事做。我不愿意内战，不愿剿共。
问：当时东北军是中国最大的军队，到西北后，你的部下有无提出回东北的希望等?
答：东北军想回家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我当时处境困难。部下对我不满，说我为了自己服从蒋先生。
问：当时北京学运高涨。据说您很同情知识分子。
答：话到此为止，我不想就此问题再多说。
问：您对共产党作何评价?
答：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问：您同蒋介石总统在感情上关系很好，但似乎政见不同?
答：这很简单。蒋委员长主张“安内攘外”，我主张“攘外安内”。
问：您何时提出“攘外安内”，并同蒋先生持对立态度的?
答：我们一直意见不同，只是后来更加尖锐罢了。
问：你们是做事的次序不同，还是目的本来就不同?
答：当然目的不同。先对外作战，再安内。蒋先生是先安内再对外。现在我承认，也许我的思想是不对的。但当时我是那种思想。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
答：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问：您不愿意谈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
答：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
问：西安事变后，您陪蒋先生回南京。您为什么这么做?
答：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时，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
问：对战后的日本，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答：我劝日本不要再和过去一样用武力侵略别人，当然现在也不会了，也不要以经济侵略别人，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弱者帮助，弱者强大后也会帮助你。我想对日本青年说，要想想日本过去的错处，不要想过去的威风，要沉思回想。论语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日本有“忠”，但没有“恕”。日本不光对别人，就是对日本人自己也没有“恕”。人应该原谅人，体谅人。这是我的脾气。我希望日本青年和负责任的人，要原谅人和体谅人。合作并不是牺牲，牺牲就是你要得到的。我说了好多话，很不客气，这并不是责备任何人。我只说了事实，让别人了解。我的看法对错，这是另外的问题。
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郝建生编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