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说，之所以打破沉默接受采访，是要对日本人说些事情，尤其是要让日本年轻的一代人了解历史的真面目。
郝建生
●打破54年来的沉默，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记者的采访，首次公开陈述自己坎坷不平的一生和惊心动魄的往事。张学良说，之所以打破沉默接受采访，是要对日本人说些事情，尤其是要让日本年轻的一代人了解历史的真面目。
张学良公开做寿后，台湾新闻媒介对此做了大量的报道，引起了日本新闻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对台湾当局此举隐含为张学良“平反”意味的祝寿，极为关切。日本几家电视台纷纷准备要对张学良进行采访，以试探张将军是否获得真正自由，并向台湾新闻局递交了采访申请意向书。其中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首当其冲。他们通过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先生做中间人，向张学良进行联系，但张学良顾虑重重不愿接受外界采访，唯恐此门一开，便打破了自己已往的清静。台湾新闻局在收到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申请意向书后，向负责此项事务的安全局查询，安全局请示有关方面后，即复告张学良将军已完全自由，他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外界采访，其中包括日本NHK记者的电视采访。
1990年6月17日，张学良接受了日本NHK的采访。由于台湾新闻局人员也在采访现场，NHK记者只泛泛地提出几个问题，请张将军回答，而专注在拍好张学良的画面上下功夫。NHK记者清楚地知道，他们手下拍摄的这部有关张学良的新闻报道，将首次在日本电视屏幕上展现这位在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北军少帅。他们做为首次向日本观众报道张学良的电视新闻记者，而深感自豪。但是，万万没想道，NHK总部看了，却很不满意，认为采访的十分草率。同时对张学良将军也不够敬意。
于是，日本NHK电视台总部作出了由副总裁带领一名专题片制作高手和NHK著名记者矶村尚德前来台北，亲自向张学良将军致歉，并表示了希望重新采访的意愿，征得了张学良的同意。这位副总裁来台时，避开了台湾新闻当局，所以，后来的采访新闻局并不知晓。
1990年8月4日至8月6日，在台北凯悦饭店，张学良在他的安全人员陪伴下，身着灰色西装，精神矍铄地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三次长达六个小时的采访。当摄影灯打开，当电视摄像机对准面前这位耄耋老翁时，军人风度依然犹存的张学良，当年曾站在时代风云的风口浪尖上，力挽民族危亡。此刻他神情激昂，记忆的思绪把他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民族危亡和奋争反抗之中，他以历史的见证人。一反常态，打破了54年的沉默，首次在电视摄像机前公开陈述自己坎坷不平的一生和惊心动魄的往事。
张学良将军说：我的一生是被日本人所害，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我本人也因抗日问题而受害，失去了一切。这次我之所以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是想对日本人说，不愿日本青年再犯过去的错误，应认识到武力不能解决问题，日本青年应正确认识历史经过。
张学良在谈到自己青少年时代时说：“当年我是很想学医的，非常喜欢当时日本人创办的南满医科大学，很想进去学习。我有很多那方面的关系，南满医科大学预科有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常去那里。我很想进南满医科大学去学医，我父亲也不能说不答应，他就是不吱声，不让我去我就没法子了。我又想到美国去念书，我不想当军人。所以现在我说句笑语，原来想学救人没成功，结果现在学会杀人了。”
当谈到北洋军阀混战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张学良说：“当年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是相当好感的。我希望中国统一，当时我很难过，我是反对内战的。在当时我不但是我父亲的儿子，也是他的部下。所以我就劝他，我们打的这个战争(指同北伐军的战争)有什么意思。我们是为了什么?我自己曾去过河南，看见那里的人们流离失所，很是可怜。我曾对父亲掉眼泪哭着说：这是干什么?什么意思，老百姓受这么大的苦，都是我们这个内战搞出来的。”
当记者问道“皇姑屯事件”时，张学良说：“当初对这件事我不知道，差不多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都瞒着我，没对我讲，我仅知道我父亲受了伤，不知道我父亲已经死掉了。我那时正在北京，后又从北京到了兰州，到兰州把事情差不多都安置好了，才知道我父亲死掉了。我不知难过，很大的任务背在我身上，我当时身体很不好，体质很弱。对于这件事，我马上就知道这是谁干的，这不仅我知道，谁都能猜想到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为什么呢?南满铁路，谁能去那里呢?我对日本军人不佩服，为那件事情南满铁路事先都停了，谁能让火车停下，因为他们不知什么时候爆炸，为什么火车停呢?这不是很清楚告诉人们他们要爆破吗?
得到父亲被炸的消息后，我立即赶回奉天。当时走出山海关后都是日本军队了，我跟着军队化装以后谁也没看出来，连我的军队也不知道我在火车上。当我走进家里时，连我的家人都没能看出来，还说这是谁呀?谁都不知道我秘密返回奉天，我会模仿写出父亲的字迹，我赶回时父亲早已死去了，但那时还没宣布，一切都等着我回去后处理。我有父亲的图章，又会模仿他的签字，我根据当时的情况，强压悲痛，以父亲的名义把黑龙江、奉天的有关事情以及我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些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外界谁也不知道。等把一切事情都妥善安置好后，才宣布我父亲的死讯。
我很爱我的父亲。我同父亲有特别的父子关系。我生下来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个胜仗，换句话来说，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才起来的。
我父亲很喜欢我。父亲死的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所以我现在的生日是假的，不是我真正的生日。我的生日不要了，我不能过自已的生日，一过生日我就特别想我的父亲。我父亲对我很好，很是喜欢我。父亲的死使我非常的难过。中国人有句老话，父仇不共戴天，这个杀父之仇，我是要非报不可的。”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北平，除东北三省外，中国大部分已统一在南京政府之下。东北易帜之前，日本担心张学良有变，再三阻止他与南京政府的合作，派出日本的中国通林权助来劝说张学良。
当谈到这些问题时，张学良回忆说：“林权助来后再三阻止我与南京合作，我始终没有对他作正式答复。我躲避开了，最后他要走了，我请他吃饭，我喝了点酒，后来我想我可能有些失言了。他意思说：我同你父亲是那么好的朋友，我自己奉政府派遣来，但你始终不答复我。当时我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情没替我想到。我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关东军对炸死张作霖，态度十分暖昧，极力掩盖事实的真象，日本政府当时屈服军部的压力，公然宣布炸死张作霖与日本军部无任何关系。
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制造刺杀我父亲的事件，我认为他们是很糊涂的，当时我父亲是很愿意和日本人合作的，结果却被日本人杀死了。换句话说，作为我自己，一个有良心的中国军人，试问我如何能同日本人合作，尤其与日本人合作，迟早会被他们杀掉。我不想当卖国贼，因而和土肥原发生了冲突。”张学良继续说道：“同土肥原冲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王道论，当时他给我写了一份东西，竭力鼓吹王道论，要我当皇帝。我当时很气愤就责问他，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让我当满州皇帝，是什么意思?难道让我屈从于日本人，做你们的傀儡吗?我让千田森告诉参谋本部把土肥原调走，我不需要这个顾问。千田森当时就说，你的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当年签订条约时规定你必须要有两名顾问，你没有权力让他调走，他是按照规定由日本政府派来的。
我的要求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虽然不能撤除他，但是我有权不见他，于是我就下命令给我的副官，我说今后凡是土肥原要来，我一概不见。
此时，张学良早已看出了日本关东军的野心，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与日本彻底决裂。1928年底，张学良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呼吁，同意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同时易帜，挂出青天白日旗，使日本人感到非常震惊。
张学良谈到东北易帜时说：“日本人当时觉到自己很聪明，觉得对我们中国的什么事情都侦察得很清楚。其实不然，我当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呼吁，挂青天白日旗日本人就不知道，不是挂一面青天白日旗，而是在东北全境同时挂上了青天白日旗。这项易帜计划，我早就做了布置，暗中准备了许久，日本人却一点都不知道。日本当年虽然很强，并且特务之活跃亦遍及全城，日本是什么谍报，我认为日本人用在谍报上的钱是白花了，全都扔进废纸篓里去了。这说明，中国人真要决心做点事，是没有赶不过日本的道理的”。
张学良与日本彻底决裂后，于1930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他所统辖的奉军改名为东北军，并开始努力致力于富国强兵之上。
张学良回忆说：“这个不能说是我只对东三省上。我是很想为国家尽点力的，使国家强盛起来。东北大学的筹建过程我还没讲，我父亲死后留下了很多遗产，还留下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差不多都捐献出来了。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还有教育经费，都是我私人拿的钱。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时我就想，一个国家要强盛，主要靠造就人才，教育为基本。”
为了抵制日本的南满铁路及大连港对东北三省经济发展的制约，张学良对日本NHK记者谈到了他当年准备修建的两条铁路。这两条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通往黑龙江和吉林，与日本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张学良说：“后来这个铁路还是改了，由大虎山到……现在那个地名我说不来了。东北那个时候最能取得经济是大豆，大豆是黑龙江出产的，我们那个时候要把黑龙江的东西运出来，南满铁路就刁难我们。为自己修建经济铁路，那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张学良继而谈道：“他之所以对日本抵抗，因为知道日本人真正的目的是要侵略，是要发动侵略战争。我毫不客气地说，日本当年完全是侵略的态度，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我现在说一件实在的事情。本来旅顺、大连的租期已经期满，我们中国本来是要决定收回的，当时双方举行了谈判，我说旅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好地合作解决。我承认日本在旅大的建设权力。比如把旅顺、大连作为自由港，我们自由的选举，要以旅大居民为中心，由他们选举出来的人，负责治理这个地方，主权是我们中国的。负责治理这个地方的权力也可在他们手里。当时他们回答我一句话，使我伤心透了。他们说你想的那个事情是做不到的。他们说日本有句话，城是‘箭射’来的，你要想要你就拿箭射回去。”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张学良向日本NHK记者说：1931年9月18日爆发的满州事变，当时明明是日本人自己炸了满州铁路，却诬赖是中国人炸的，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我方发动大规模的攻击，日本关东军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占领了奉天。
张学良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正在北京的医院里养病，那时病刚好。那天我正请英国驻我国大使一起看梅兰芳的京戏，当我听到日军开始攻击我方的消息后，立即回到“家”里，我不明白当时是怎么个情形，所以我当时需要沉静一下，以观事态发展。最后决定维持东北军原来的“不抵抗主义”。但是日本军部并未因此而停止侵略，半年的时间就攻占了整个东三省。
张学良继而谈到当时自己对事变发生时的判断说：当时我要节制。我的判断是日本军人实在是无能的，也实在狂妄。我当时想，假如真要这么做不但对中国不利，对他们日本也是不利的，假设我是日本人我决不这样做，因为这种后果对日本绝没好处的，所以我想日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都不认这个帐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是承认的，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要跟日本人相拼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提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推出溥仪当宣统皇帝，又成立了伪满州国以否定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作用。
张学良说，当时我实在没想到日本的野心原来大到如此地步。因此我开始有了中国人要抵抗日本侵略的念头。
张学良还对日本NHK记者透露说：“我在天津时，曾在一家饭馆吃早饭时与溥仪见过面。我劝他把袍子脱掉，把身边那些老臣辞掉，你这些老臣围着你，实质就是揩你油。你能天天出来走走我倒很佩服你，我当时劝他到南开大学去读读书，做一个平民，把你过去的东西都丢掉，你就可真正做个平民。如果南开不愿意去，还可到国外去读书，比如到英国或者其它的国家。我说他，你原来有皇帝的身份，你虽然是平民，你比平民还是高，你要是真正好好做一个平民，将来选中国大总统还有你的份。如果你还是皇帝老爷那一套，将来有一天会把你脑袋瓜子耍掉。我跟他是很熟识的。”
张学良还说道：他曾与溥仪的弟弟在北京的茶馆见过面。溥仪的弟弟本人也直陈，他的哥哥被一个名叫松冈的日本人所控制，而不能自己。
日本的侵略行径遭到西方列强的谴责。1933年2月14日，国联派出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对“九·一八”事变进行全面调查，调查清楚满州铁路被炸的真实情况，国联宣布不承认伪满。为此日本退出了国联，走上了更加使自己孤立的道路。张学良称：到了这种地步，他算是彻底地了解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与非战不可的事实。
张学良说：“后来我明白了，日本军人疯狂到那样，不但对中国人。对他们本国的元老都敢杀。我在想，日本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那次世界大战后，能像现在这样存在，这是日本的幸运。”
同年2月，日本关东军不满足于对东三省的侵略，又开始进攻热河省。张学良当即率领东北军奋起抵抗，但热河省省长汤玉麟将军却是张父执辈，张学良再三令汤玉麟作战力守，但汤却倚老卖老，根本不听他的指令，弃城而逃，至使热河陷落。
张学良回忆起这些痛心的往事时说：“问起这件事情，我本来是不愿意说出来的。当年要做点事情是很困难的，我接掌东北的时期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前辈。都跟我父亲差不多，拿我当小孩子一样。比方说汤玉麟，他根本就不服从我的命令。”张学良还对记者表示，他当时曾打算“换下汤来”，但实际状况令他未能换成。热河便因汤玉麟的逃走而失守。
事实上，当时东北军所受的指令仍是当年南京政府采取的“不抵抗主义”，这项指令其实是出于蒋介石。以致东北沦陷、热河失守。全国沸腾，国人把指责的矛头集中到张学良身上，由此蒙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其后不久，张学良与蒋介石还有宋子文做过一次密谈。张学良说：当时蒋介石说，现在的局面是这样的，中国打败了，从热河撤退了。他说中国就像在一条激浪中的危船，倘使我们都守在船里，船就要沉下去，应该有一个人跳下去。蒋先生说完，我当时说，跳下去的应该是我。那时，我决心要出国清理一下自己，因为那时工作很忙，身体也很不好，没有鸦片烟不行，不能坚持。所以我要借出国把大烟戒掉。没有这个嗜好的人不知道。当时我有两句话，就是一个活人不能被一个死东西管着，因为我有鸦片烟瘾，你不把它弄掉，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办。所以，我便辞去了所有的军职，赴欧美旅游考察，并且决心戒除自己吸鸦片的恶习。
据台北《联合报》报道说，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第一次向张学良提起西安事变话题时，张学良即直说：“此事我不谈。”使日本记者很尴尬。第二天，气氛和缓些，张学良将军才说出他在事变中的心情，及送蒋委员长回南京是决心赴死，他为抗日而反对内战，为此将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张学良回忆说：1934年我回国后不想再带兵，我已把军权交出去了。我当时很愿意跟蒋介石接近，两个人更能亲密些，更能相互认识些。我愿意给他当侍从室主任，蒋先生不答应，还是要我带兵去剿共。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怎么能回家乡呢?只能去跟日本人打，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愿保存力量回家乡，所以那时我的处境非常难。在这件事情上部队对我很不满意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了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为此，他打算找机会说服当时正全力剿共的蒋介石，应先团结抗日。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秘密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协议。由他去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张学良回忆说：周恩来的反应极快，谈吐及见识不凡，使他有一种一见如故的亲近信赖感。会谈中，他们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整整谈了一夜，取得了“中国应立即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共同认识。
张学良回忆指出：1935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视察时，他们俩人曾见面会谈，并为先剿共或先抗战的意见不同而引起激烈争执。张学良说：“我同蒋先生存在着政见之争，就是蒋先生主张要安内攘外，我则主张攘外安内，就是对外就能安内，而蒋先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岐，但没有后来发展成这么尖锐。”
张学良继而说道：“我从当军人的第一天起，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要做军人吗?你就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就是说你要随时准备去死。做军人后我就真地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不过后来我对内战非常厌恶。
曾在1936年12月9日发起西安市学生大游行的学生领袖之一的李连壁也回忆指出，当时国民党已下令宪兵可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开枪。为舒缓当时紧张情势，张学良特意赶到游行的学生队伍面前，泪流满面并极为诚恳地呼吁学生不要再往前进，但仅有少部分学生退出，而大部分学生仍要求应全力抗日。在当时硝烟弥漫，情势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张学良当场向学生们承诺：在一星期之内，一定达到大家所要求的“力劝蒋委员长全力抗日”。
12月10日，张学良与十七路军司令杨虎城达成协议，由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联手抗日不剿共。
张学良在采访中强调指出：西安事变中将蒋委员长软禁，目的并非伤害蒋，而是为了力争能全力抗日，在无法达到目的后，才采取了这一激烈行动。
当年受命率军执行软禁蒋委员长的张学良卫队团团长，现年82岁高龄的孙铭九曾回忆说：蒋介石当时被抓住时曾说：“如你是我同志，就开枪打死我。”在孙铭九等人再三保证不会伤害的劝说下，始将因奔逃而浑身是伤的蒋介石带走。
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举行的万人集会上说明监禁蒋介石的目的。应张学良的一再要求，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17日赶赴西安，张、杨与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了抗日救国八点声明，包括停止内战，停止剿共行动，团结一致抗日，排除国民党内亲日派等。但是蒋介石却拒绝与周恩来会谈。南京政府派宋美龄、宋子文到西安，由他们从中协商，蒋介石态度开始趋缓，愿与周恩来会谈。
12月24日，张学良陪同周恩来去看蒋介石，由此实现了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谈。
当日本NHK记者向张学良提问：“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当时您是否也在场”时，张学良很干脆地回答：这是个很尖锐的问题，我简单地说一句话，就是请不要再问这个事情。不但我在场，就是周恩来面见蒋介石也是我领他去见的。”张学良拒绝回答这一问题，表示现在还不能泄漏当时蒋介石与周恩来谈话的具体内容。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当时杨虎城等人竭力劝其不可，当周恩来追赶到西关机场时，飞机已腾空而起，由此决定了张学良后半生的悲剧命运。
当谈到这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时，张学良说：“假如我把蒋介石扣了，我们岂不是扩大了内战?我们是要反对内战的，这不是要扩大内战吗?我愿负起一切责任，不要再起来内战，当时我们主张不要内战。……他们知道了我当时的决定，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甚至到机场想把我追回来，因为他们都怕我回南京后遇到不测，但我是个军人。”
然而有谁知道，当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等待他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后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严加管束”和囚禁。从此，张举良的名字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从西安事变至今54年的囚禁生涯中，张学良与世隔绝，成为基督教徒与夫人赵媞共度余生。是悲是难，心中的苦衷，有谁而知。
历史的沉浮与时空的更迭，使张学良做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眼前这位耄耋老人闪动着激昂的神情，回顾自己历史上最闪光的一刻时说：“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送蒋先生回南京我是请罪。并且简单地说，后事我都预备了。我是准备被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件事我自己负责。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同时我是反对内战的，我不这样做内战恐怕会更扩大。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张学良在陈述自己坎坷不平的一生和惊心动魄的往事后感慨地说：“可以说我自己的一生是被日本人毁灭了。我父亲被杀，我的家庭整个被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是一个具有反抗性的人，所以你看我做的事情。因为老了，我才肯说这些话。我年轻时是不轻易把自己的政治态度说出来。我非常具有反抗性，我要是看出这件事不合理，我不管是谁。我自己看的对与不对，那是另一回事。甚至当时我对父亲都是这样。我现在90岁了，脱开政治环境我才说这些话。有许多事情，我为什么要反抗，我就是看它不合理，我对自己的权力和生命都毫不在乎。
当张学良站起身来结束采访时，摄像机的磁带上记录下一个性格鲜明、无畏于权力和生命的强者。记录下一个发动“西安事变”主角的历史见证。张学良终于战胜了后半生命运给自己带来的孤独、痛苦和沉默，以饱蘸心血的见证，述说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一页。
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郝建生编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