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杨树标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牵动各个方面的大事。当时若只有一方要和平解决，而另一方却持相反态势，就不可能使事变得到妥善处理。近几年来，当事人的回忆，后来人的论述，已有不少文字问世，但往往只谈及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作用，很少讲到国民党当权派中亲英、美一方，特别是宋美龄的作用。当时在国民党方面，有亲英、美和亲日，抗日和妥协等各种不同的势力在冲突与表演，只有把这一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纳入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观察，才能全面了解各派力量在整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宋美龄自己在回忆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筑起墙，而我盖上了顶。”这番话，就事变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来说，是言过其实；但就国民党当权派中亲英、美一方在事变和平解决中所起的作用来说，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概括。
当时宋美龄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稳住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
一、稳住南京政局
西安事变的消息是事变当天由驻潼关七十九师师长樊崧甫将张学良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递南京政府的。为什么当时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电呢?一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正如陈布雷在日记中所说：“是日下午1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都很焦急。所以，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由樊崧甫转，并说蒋介石“失踪”。南京接到樊崧甫转来的电报是下午3时50分。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即到了12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项主张。12日夜里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开场，一直开到深夜3时，接着又马上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这两个会议具体决定了四项对策：一、孔祥熙以副院长代理蒋介石之行政院长职；二、军事委员会执委增七人，包括何应钦、陈诚、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三、军委会工作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执委负责；四、陆军部长何应钦及军委会成员负责指挥部队。会上还“决议褫夺张学良一切官职并缉拿严办，同时决定由何应钦指挥军队讨伐叛乱”。总之，当时南京政府决定用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主将是何应钦。
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是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日本外相会见南京政府驻日使节，警告南京政府如果同张学良妥协，日本政府则不能坐视。日本驻华北外交官员和军队授意内蒙傀儡政权头子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此外，日本还积极怂恿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发动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鉴于此，何应钦便到处蛊惑人心地叫喊“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要“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这时，确实是新的内战包机近在旦夕，蒋介石的性命当然也难保。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还在上海。当时的情景，正如宋美龄所回顾的那样：“余初闻余夫蒋委员长为西安叛兵劫持之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时适在沪寓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财政部长孔祥熙得息，携此噩耗来余寓，谓：‘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余虽饱经忧患，闻孔氏言亦感惶急。时西安有线、无线电报交通皆已断绝，越数小时，仍不得正确消息。然谰语浮言，已传播于全球，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群众求知之心切，颇有信以为真者。世界报纸，竟根据之而作大字之标题矣。”
当晚，宋美龄即偕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7时抵达。宋美龄一到南京，看到的是政府中一片混乱，人们都异常紧张；国民党中央已作出严办张学良的决定；何应钦等正在部署进攻西安。此时，宋美龄对事变的态度是比较冷静的。她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其为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乘事变的时机，部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避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她明确表示：“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在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南京政府官员中有一派主张立即轰炸西安，宋美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国民党人将是一场灾难。”
宋美龄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当然不能只看作由于蒋介石是她的丈夫，更主要的，蒋是他们这个阶级、这个集团的总代表，蒋的生死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另外，还因英、美的影响。“华北事变”后，英、美舆论就不断地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国家”。“西安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马上同宋美龄、孔祥熙等保持联络。他们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他们认为张、杨需要的只不过是抗日，这大有调解的余地。英国甚至表示：只要蒋介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英、美同时在经济上援助宋美龄，英国在上海的汇丰银行，抛出大批外汇，稳定“法币”的币值。英、美政府一再指令其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
为稳定南京政局，宋美龄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她同何应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并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何应钦则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美龄感到极度气愤，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第二，她说服国民党内那些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而附和何应钦主张的人。宋美龄向这些人力陈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迳施轰炸，不独使全国所拥戴的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她要求这些国民党军政人士，“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第三，她极力争取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见宋美龄，要她拿主意，她在回忆时说：“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于是，宋美龄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宋美龄要求他们在未明事变真相之前，切勿遽加断定，勿尚感情；在人们怨恨愤怒的情况下，希望他们不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同时向他们交底，她已派人到西安了解实情。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
当时孔祥熙是站在宋美龄一边的。孔祥熙在南京政局混乱的情况下代理行政院长之职，不仅做到“谨奉职守”，而且对宋美龄的主张“能充分同情”。总而言之，由于宋美龄的冷静，南京政局尚能稳住，没有完全听任何应钦等的摆布。
二、沟通宁陕对话
开始时，南京政府封锁了事变的有关消息。对西安方面广播的张、杨的八项主张，采用强大的电波进行干扰；切断与西安的一切通讯和交通；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都受到严格的检查或删节，相反，却又不断制造荒诞离奇的流言蜚语，混淆社会视听，蒙蔽公众的耳目。由于消息阻塞，真相不明。宋美龄无法考虑解决的对策，因此，她必须尽快沟通南京同西安之间的联系。
宋美龄当即要孔祥熙打电报给张学良，要求张学良指定一处电台，以便随时取得联系。接着，宋美龄发电报给张学良，说她准备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情况，居中调解(端纳曾任张的顾问，此时是蒋的顾问)。12月14日下午，在得到张学良的允许后，端纳负着宋美龄给他的使命去到西安。
端纳到西安后马上会见张学良、杨虎城，将宋美龄给张的信交给了张。宋在给张的信中说，希望张本着以往与蒋的关系，为国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着想，慎重考虑。端纳从张、杨处了解到西安方面的抗日救国诚意，他又到蒋介石那里，向蒋谈了南京方面对事变的处置办法，并把宋美龄的亲笔信交给蒋。宋的信中除了叮嘱蒋保重身体等话语外，还特地对蒋说及“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暗示蒋：“何应钦妄图借机置蒋于死地。蒋介石看信后，禁不住咧嘴哭了起来，端纳趁此机会劝蒋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更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端纳的这番话，对蒋介石不能不是一个震动。
端纳在完成了初步的使命后，于15日飞回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张、杨的意图，以及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并说西安方面要求她和孔祥熙去陕磋商释蒋问题，宋美龄顿时觉得解决事变“发现了第一次希望的曙光”。这时，何应钦却放出空气说：“端纳来电，实迎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在16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由何应钦操纵，发布了对张、杨的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何还举行了白衣誓师仪式，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调动十几个师开向西安，派飞机入陕轰炸。
宋美龄深感若让事态发展下去，势必爆发内战；她认为，日本“正盼中国之内战爆发，俾得以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在这种情势下，宋美龄认为蒋介石的生与死事关重大，“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于是，她一方面在南京竭尽全力阻止讨伐行动，另一方面，她立即打电话给端纳，要他赶快向蒋介石报告情况，下停战手令。蒋介石在接到端纳的报告后，既害怕何应钦的讨伐将会危及他个人的性命，又想利用讨伐这张牌来要挟张、杨早日放他，故只给何应钦下了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命令。就是这个命令，何应钦也拒不执行，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陕被迫下的。到了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从西安飞回南京，并要求南京防止与西安之间的裂缝扩大，各种各样的攻击性宣传都要停止。接着，端纳也回到南京，向宋美龄详尽地报告了情况。至此，何应钦的讨伐行动才暂时停下来。
宁陕间虽已开始对话，军事行动也暂时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在西安，生命安全并无保证。为了进一步在解释问题上展开对话，宋美龄和宋子文等经过商讨，最后决定宋子文以个人身份先到西安活动。20日上午，宋子文不顾阻拦，同端纳一起去到西安。宋到西安后马上去见蒋介石，蒋见宋来，激动不已。宋还给蒋带来了宋美龄的信，宋美龄在信中说：“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生死共存。”接着，宋子文要求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探听中共的意见，于是，周恩来同宋子文进行了长谈。周耐心地向宋阐明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宋认清国内外形势，明确走不走抗日道路与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宋能说服蒋介石真正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贡献。宋子文在了解到“西安事变”的情况、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全状况后，带着满意的心情在21日回到南京。宋子文返南京后，到处宣传西安情况，称赞周恩来有政治远见，并含着讥讽的意味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风险去救委座?相反还有人要轰炸哩。”这才使何应钦的气焰有所收敛。
三、亲赴西安救蒋
宋美龄得知西安方面绝无伤害蒋介石的意图及中共解决事变的方针后，感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极大，但是摆在她的面前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当时飞机轰炸虽已停止，而地面的战斗在20日晨爆发后，中央军在华县附近搞掉了东北军的两个营，在渭南占领了赤水，又从赤水绕道包围了渭南，战事如果发展下去，形势仍有变化的可能。
另一个问题是蒋介石的脾气暴躁，容不得张、杨的这次行动。据端纳报告，蒋介石拒绝同张、杨谈判，并以死要挟张、杨，在蒋介石给宋美龄的信中，就有要求南京采取军事行动这个内容(当时宋美龄没有把这点告诉何应钦)。蒋若坚持这种态度，不同张、杨谈判，那么和平解决事变就会成为泡影。
因此，宋美龄感到有亲赴西安的必要。当时形势仍很紧张，内战随时可能爆发，宋赴陕有很大的风险。张学良来电表示：“如果战争不停，不宜来谈，因无法提供保护。”何应钦又恐吓宋美龄说：“西安是“充满流血与火的赤色世界”。南京还有人这样“提醒”宋：“倘赴西安，不独不能晤委员长，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对于这一切，宋美龄全置之不顾。为着英、美和四大家族的利益，为着挫败何应钦的阴谋，为着同蒋介石取得直接联系，她决心冒险去陕，承担别人无法完成的使命。
22日，宋美龄偕同宋子文、端纳、蒋鼎文、戴笠等来到西安。22日午后，宋美龄见蒋。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曰：‘我来视君耳。’”蒋那时仍想以死来威胁张、杨，不肯同张、杨谈判，宋理智地对蒋说：“此后君不应该轻言殉国。君之责任仍在完成革命以救国，君更应宝贵君之生命。她还告诉蒋，只要处理得宜，事变可以马上解决。宋在见蒋以后随即会见了张学良。张向宋叶露，他当前的苦衷是蒋“怒气不遏，闭口不愿发一言，”拒绝与他谈判，请宋从中做一些工住。宋明确表示：她愿意面晤任何人，凡是蒋介石不愿见的人，她可以代替他见。
23日，宋美龄与宋子文一道，代表蒋介石同西安方面代表、中共代表团开始谈判。谈判一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首先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经过两天会谈，在权衡利害后，宋美龄等基本上接受了这些要求。24日晚上，宋美龄和张学良、杨虎城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
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向蒋言明：中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他以德报怨，不仅不主张杀他，只要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还主张放他。周恩来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灭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才是唯一出路。在周恩来同蒋谈话时，宋美龄也从旁劝说蒋介石“以后再不要剿共了”。此后，蒋介石虽未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但表示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这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性一着得以实现。
然而，由于蒋介石没有在谈判协议上签字，中央军也还没有撤至潼关以东，西安方面许多爱国将领不让蒋走。宋美龄唯恐局势会起变化，于是，她和宋子文一方面往来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之间，作多方面的斡旋，一方面要蒋介石派蒋鼎文持他的手令去命令双方部队自潼关各后撤一千公尺，并向孔祥熙、何应钦转告西安谈判的进展情况。与此同时，宋美龄加紧做张学良的工作，并施加压力，说南京方面有采取军事行动的心理，停战期已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会开始，逼张学良在圣诞节前放走蒋介石。最后，张学良在28日下午3点多钟，于事先没有同周恩来、杨虎城商量的情况下，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去了飞机场，然后又亲自护送蒋介石经洛阳飞往南京。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
综上所述，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有效地防止了何应钦等挑起内战，并且亲自赴陕与各方面的人士接触，为中代代表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搭桥，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