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监禁日记——台湾(井上——清泉)
窦应泰
张学良自1946年11月2日离开重庆飞往台湾，从此他再就也没有回到祖国大陆。他被刘乙光等特工人员经武昌解往台湾后，从此在山陬水涯间开始了漫长的幽禁生活。张学良夫妇先后居住在新竹县的井上温泉、清泉、高雄等远离尘嚣的山区，多年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其行动自由甚至比在贵州时期还要严控。其时正是蒋介石逃台伊始，他为了政治的需要，对张学良的“管束”比从前更为严格。张在清泉、高雄时期甚至连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其探访也遭到了禁止。从50年代起，台湾、香港等地新闻记者就希望透过各种渠道接近和采访张学良，但是都被国民党当局加以封锁拒绝，致使张学良陷入与世隔绝的尘封状态。直至50年代后期，蒋介石才在西方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允许张学良从高雄搬到台北郊区，继而数十年的“管束”也逐步消除，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开始有所松动。下面几篇日记，就是张学良1946年刚到台湾时写的。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11月2日
早六点一刻由白市驿(重庆郊外——笔者注)飞机场起飞，C59(系运输机型号——笔者注)，八点四十分到武昌徐家棚飞机场加油，十二点十五分抵台北飞机场，陈长官派周一鹗处长，刘启光县长、吴明远、连参谋(号良顺)，调查科长陈达元等来迎，在台北(陈达元公馆)午餐，下午二点十五分由台北(新竹县长刘光启陪同)乘汽车出发，约五点半抵新竹下宿于招待所。
(笔者按)
陈长官，即陈仪。浙江绍兴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即任浙江省都督府军政司长。后任五省联军第一军军长、福建省主席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仪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首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后被解职，翌年又改任浙江省主席。1949年因得罪蒋介石被革职逮捕，旋即羁押于台湾。1950年被蒋诛杀于台北，享年67岁。张学良从大陆来台湾初期，陈仪出于私谊给予他诸多方便，可惜不久就惨死在国民党尔虞我诈的派别斗争中。
11月3日
投宿于新竹市的招待所，在日本时代为新竹公共建筑物，是为招待贵宾用的公会堂。早晨我起床甚早，巡视室内外及庭园，几乎使我泪下。……这怎么会叫台湾的同胞安静下去，他们当年思念祖国的热诚，这叫他们多么失望，只有冷却下去他们的热血，或者燃起另一个火焰。谁来挽救这一个重大损失，真叫我有泪吞在肚子里。……
九点许由刘启光县长夫妇陪同，乘汽车由新竹出发(经竹东)，约至下午一点抵寓所，此地为日本时代井上温泉，乃高山族“鹿蕃”地。
(笔者按)
这是张学良对台湾新竹的第一印象。出现在他眼前的台湾各地满目疮痍，一派战争留下的狼藉。看惯较为现代化内地生活的张学良，忽然见到如此破败、状如废墟般的台湾，是他为之落泪的主要原因。就在新竹招待所下榻的当夜，张学良还挥笔写了一首新诗，表白他对台湾寄予的无限深情。(此诗见卷二《张学良狱中诗稿》)
新竹县城对张学良来说，仅仅只是匆促的过客。此后漫长的隐居生活，将从更加陌生的群山深处开始了，这里就是日据时代留下无数创伤的“井上”!
11月11日
陈仪派其参谋长柯远芬持手书来清泉问候，并与谢旅长懋权、宪兵团长张慕陶，与刘乙光同来。次日柯参谋长返台北。
(笔者按)
张学良抵台时，陈仪没有亲自接见。此次陈仪专派柯远芬参谋长持亲笔书信前来清泉，系对11月4日刘乙光随新竹县长刘启光同去台北时，代张学良转呈陈仪书信的回复。此前，陈仪作为国民党江浙派的军政首脑，与张学良接触不多。陈仪和张学良的结识仅限于1931年后国民党的几次中央全会，那时张学良已是陆海空副总司令，而陈仪则为南京政府军政部的政务次长。从前张学良莅临南京，陈仪只能投以仰视的目光，而今则为阶下囚也!
12月4日
陈仪派专人送来一信，附近有蒋夫人来信及糖两包。
(笔者按)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之后。第一次收到宋美龄委托陈仪捎给他的一封信。同时还带来两包糖果。张氏日记中虽然没有多记当时感受，然而当身陷苦海、自由无期之时，忽然在新竹山中接到宋美龄转来的信件，定会大为感动。宋美龄在张学良已被蒋限制自由近20年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他这个已经失去兵权的东北人，其不忘旧诺的感情，确实难能可贵。宋美龄对张的感情，不仅包含她对友人的同情，同时也表明做人的信义。因此是极为少见的。
12月15日
陈长官公仪来寓，谈到国内、国际历史，中日各问题，彼时中日问题，有深刻认识，特殊见解。言到吉田松阴对日本尊王，吞华思想之提倡，伊藤博文、后藤新平灭华之阴谋，彼认为日本侵华思想一时难为消除，美国亦将上日本人的当。并言到三十年后中日恐成联邦，但如中国人自己不自强，恐大部政权反落到日人之手，此段甚有记载留给后来之必要。午餐后再谈了一谈，始辞去。并赠给书籍、果物不少。
(笔者按)
嗣后有限的接触中，陈仪成为张学良来台后较为知遇的地方官长。此前宋美龄与张学良的往来信件，均由陈仪代为中转。现在陈仪又亲自来清泉住地探望张学良，这在当时军政高官中是要承担风险的。陈与张在交谈中畅所欲言，纵论天下，确值得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一笔。而陈仪在1946年即能预见中国在30年后与日本可能成为邦交国，确有政治家眼光。历史证明了陈仪的上述预见。此外，陈仪来时还指示特务队长刘乙光，把清泉住地朝阳的房子让给张学良居住，刘乙光当场应诺连连，然而陈仪走后，他们一家仍然未搬进朝阳的房间居住。这是张学良始终耿耿于怀的事情。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3月1日
刘乙光告知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吏者。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此感觉，已见我所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问题，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笔者按)
此时在台湾已经爆发了“二·二八事变”。但是，隐居在新竹清泉山中的张学良，那时尚未知晓事变的来龙去脉，也没想到这次事变甚至会波及他的安危。不过张学良毕竟是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承认来台次日，即已看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巨大危机。
3月5日
昨晚竹东来一卡车米、面，菜蔬不少。这是怎么一回事，起初一点不知道，后来刘队长告知了一些，但真情还不能知道。一夜十分紧张，我也未能好睡。
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米面菜蔬。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工夫，寓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部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请老刘过来想问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皇，刘太太和孩子都改换了衣服，问刘是怎么一回事，他含混回答，仅说竹东也出事了，把区公所烧了。连日沉闷和鬼祟，情形使我十分不痛快。
(笔者按)
台湾民众的暴动风潮，越来越逼近张学良居住的清泉。刘乙光等特务对张氏虽然严密封锁外面的消息，但是他们的慌张行迹已经告诉张学良大祸将至。不过张学良当时还不知自己所面临的危境。原来刘乙光等已经接到国民党当局密令，如若暴动人员前来冲击清泉，就有趁乱抢走张氏的危险。一旦发生兵戎相见的紧张局面，张学良的性命就要受到威胁。因此，刘乙光等在这种情势下对张冷的态度就不足为怪了。
3月7日
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地到处偷偷地察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也不外乎那一套，想了想，睡我的大觉云罢。
(笔者按)
大灾大难已经临头，张学良面对军警宪特的恐慌不安，尽管已经感受到威胁袭来，但他毕竟虚怀若谷，大事将临有静气。居然在此种危险情势下能够酣然入睡，此种襟怀，确非寻常人所能做到!
3月8日
一早，刘太太又偷偷地来了，假辞借烟，可笑!吃饭时，老刘(刘乙光——笔者注)避而不见，我想想好生气，我对他们以诚相向，并以善言导之。又以好言讽之，使其自觉，他还是那鬼祟小伎俩对我。后来想一想，这是他的职务，但是又一想“士可杀不可辱”，他这种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真叫人可气，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地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可气!想了一想，他们可怜又可笑!后来“细蛮子”(刘乙光之子——笔者注)来到我房子玩，我看见赤子天真，与虚伪鬼祟相对照，真使我有甚大的感觉，古(人)所谓，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正此之谓也。我气他们，我……也心不赤子了!慢慢想想，我即以赤子之心对任何人，他们也是任何人之一，何必生气，所以气也就消了。还是以客观的眼光，察看他们的行为，以做自己的借镜。
(笔者按)
关于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期间刘乙光等特工对张学良采取的警戒措施，1947年10月张严佛(军统特务)曾替代刘乙光前来新竹山中看管张学良。据张严佛后来回忆，当时张学曾经向他倾吐事变时亲历的事情，张学良说：“今年2月台湾人闹事，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像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究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我室内窥伺动静。深夜了，我还听见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时候，刘乙光的部下和究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闹事要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为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我实在不甘心。”张学良上述这段话，反映了上述危险时期他所面临的处境。
3月10日
昨日刘乙光告知关于事变几桩事情，我亦对他表示我的意见，并告他几件应注意的事情，以作他的参考。
(笔者按)
从上述日记中可见，对张学良构成威胁的非常时期，随着“二·二八事变”的行将结束已渐渐结束。正如张学良事后所言：“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还可以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我也同归于尽，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尽管刘乙光对他曾有如此歹意，但张学良仍然虚怀若谷。只要刘乙光与他和解，他就把自己的善意袒露给曾经想杀他灭口的人。张学良如此为人，此真大手笔!
5月30日
只有把大人物神化吧。好像人类不知道天文的科学，自然要把月亮神化，不知道医药的科学，有病就要拜瘟神爷了!
(笔者按)
到了当年5月，困扰张学良的“二·二八风潮”终于烟消火灭。随着形势的稍有缓解，张的处境也渐有好转。但这时张氏不知为何竟在日记上记下“天文科学”与“医药科学”之类的内容。而且他还提出了把人和月亮神化的古怪问题。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能够对此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吧?
1954年(民国四十三年) 10月24日
老刘(刘乙光——笔者注)晚饭后到我室来，交到精装本《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和四十六年日记各一册，此乃系蒋总统亲手交给我的，我接受之下，不觉泪下。老刘又告我总统叫他传达两句重要话，……我中夜反复自思，下最后决心拟上总统及夫人各一函。
(笔者按)
眨眼之际，张学良羁台已经八个寒暑矣!此时的张学良已从新竹县的井上温泉，移住清泉山中多年。刘乙光经过这八年多与张学良的进一步相处，当年“二·二八事变”时的敌峙态度早已荡然无存。此前的一天夜里，特务队长刘乙光告诉张学良说，他即将离队前往台北阳明山参加国民党军政机关举办的“高级官员集训班”。张学良闻之心动，他久卧思启，心中早有出山之意。张认为自1936年12月被管束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8年。他多么希望也前去参加阳明山举办的“集训班”，借以宣告“管束”的结束。于是，张学良在10月3日夜间写的日记上便留下了当时心迹：“夜间，我过他(刘乙光)房间去谈了谈。我表示我也有受训之意，不过是想学习学习，又言到战斗心情，内战不起敌忾心，……。他也表示他的意见，言对极峰(指蒋介石——笔者注)陈述要谨慎，言可致张岳军(张群——笔者注)一函，我应之。将致张(张群)信交给刘。……”这时的刘乙光居然一反常态，积极支持张学良出山，并同意把张学良写给张群(此时张群身兼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和“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等职，恰好负责阳明山“集训班”事宜，因此刘乙光建议张学良直接给张群写信——笔者注)的信代为转交。将张群的信转交后，张学良得到的竟然是蒋介石委托刘乙光转送他的几本日记和书刊。一时他似乎误以为真有东山再起之势了。
12月25日
早起，写了上总统及夫人信交老刘，请他派人送去。老刘看后认为他要自己亲送，于是我同(他)谈了我的心愿，彼愿传达，恐言错误事，请我写一简略给他，老刘二十六日去台北。
(笔者按)
从这则日记上看出，张学良欲起之心，已如箭在弦上。而且又亲笔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写信，再次请求出山。张氏自被幽禁以来，尤其是在抗战初期，已经三番五次给蒋、宋写信请求出山了，但是哪一次也没有此次更为迫切。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年岁不饶人，如果再不加恳请，恐怕此生再无机会了。
12月27日
……总统立刻承允，说好好。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本早彼向(尚)未起床，即有电话召见(因昨夜彼言今日即返回)，十点半总统府召见，总统言受训事，因恐外间有人有些不谅解，贸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指对张学良——笔者注)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骤。叫我(张学良——笔者注)先写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余聆闻之下，深为难过。一则感总统(蒋介石——笔者注)立即答允，可见其爱护亲切，再则佩服审就周详，不过因外间问题令我写书，我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
(笔者按)
刘乙光拿到张学良的信后，果真亲自前往台北士林官邸求见蒋介石。当蒋氏听到刘乙光报告张学良希望参加阳明山集训的意见后，居然出人意料地当场欣然应诺。刘乙光也当即追问蒋介石何时可以让张出山，蒋则答应布置一下。从这篇日记中看出，此时的张、刘关系已经缓和到相当和谐的水平。刘乙光急于期望张学良出来的心情，简直不逊子张氏本人。不料蒋氏一夜之间又改变主意，以担心张学良一旦出山会引起风潮为口实，授意张学良必须首先要写一本书。也许正是蒋介石这一虚与委蛇的手段，才促使张学良留下一部可供传世的《杂忆随感漫录》。
12月28日
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EDITH(赵一荻)亦加劝言。下午睡过，自感矛盾。……总统(蒋介石)赐给机会，准我由“九一八”以前写起，这是何等深用意，同时外间是有人怀恨深切。……余稚气太盛须力加痛改。
(笔者按)
蒋介石暂时不准张学良出山，又不允许他参加在阳明山举办的“国民党高干集训班”，而允许他出山的条件，又是让张学良首先写一本从“九一八”之前经历说起的书。然后在造成舆论之后才可让他恢复自由。其实，这不过是蒋介石婉拒张学良请求的托词罢了。张学良心里愁肠百结，对蒋既有怨尤又无可奈何。这也难怪张学良的情绪不好，甚至在刘乙光面前大发牢骚了。
1957年(民国四十六年) 1月1日
今天是新年元旦，我开始又做新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要自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新、新。昨夜闲谈至夜十点，真是徒耗精神，是不应该。由收音机上听蒋总统的元旦演词，他的宁波话实在叫人难懂，收音机上呜呜的直响，更听不清楚。痛恨负责广播的责任者。真是混账，为什么不好好地搞。
(笔者按)
1957年对张学良来说，原本是寄予厚望的一年、他梦想如果自己的《自述》写成并发表，蒋介石也许就会兑现诺言，因此他在日记中写下“我要自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新、新”之类感叹。他说的“我开始又做新人”，似乎带着满腔牢骚，不然他就不会在日记上大骂收音机里的广播员了!张学良毕竟在特务监管下苦度近20年大好时光的人啊!
1月2日
在报上看见黄河的绝命书，哀艳得很。叫我想起杜月笙，不肯去大陆的一句话……杜月笙可真是老江湖。信义仁爱，×××认为是温情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人家公开说，是要不得的，黄河哟，黄河哟!你比我还混蛋!因而又想念老四，我心里有点难过，他实在是可爱的青年。如果报纸上说的是真的，他的遭遇比我还苦呀!
(笔者按)
张学良在读报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位名叫黄河的大陆青年，到台湾以后因思念故乡，于是写下了绝命书，愤而自杀身死。张氏从此人之死联想到他自己的命运，难免悲从心生。
张学良在日记上所说的“又想念老四”，老四，为张学良同父不同母的四弟张学思将军。此时的张学思，在国内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总参谋长、少将军衔。又奉命前往苏联列宁格勒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进修。在党的领导下张学思正是事业发达时期，然而在台湾报纸上居然登出了与事实不符的诬蔑性报道，难怪张学良读后悲苦哀叹：“如果报纸上说的是真的，他的遭遇比我还苦呀!”
1月3日
今早清晨，我又实行我的默祷，感到了启示。过去的事，动机上没有什么过错，我的行动犯了大错误。原因是急躁过火了。现在的观念、悔悟和做法，也都是对的，不过是得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要再犯过火之错，登山要一步一步地走上去，坐飞机，坐汽车，对于山的真幽趣是领略不出来的。
数日来，因为回忆往事，时为兴奋感慨，不觉又犯多言之弊，戒之，戒之!
(笔者按)
自从接受写《回忆录》的任务以后，张学良在思考往事的同时，亦在回首他自己的人生，他在日记中所指“过去的事”，应该系指1936年的“西安事变”。他虽然认为当时有些急躁过火，不过在事情过去20年后，仍然认为“动机上没有什么过错，”如此坚持一种观点，也确实需要勇气。20年的封闭生活并没有磨掉他对人生信仰与志趣的坚韧，此种精神值得称道。
1月4日
本日除写述外无何感想。今日春性又大发，血气将衰之人，戒慎为是。
(笔者按)
已经正式开始《杂忆随感漫录》的写作。“写述”为张学良对撰写“自传”的称谓。
1月5日
刘太太(特务队长刘乙光夫人——笔者注)明日返台北，我把买的一本日记送给了刘淑慈(刘乙光之女，在台北家中读书——笔者注)交她带给他。这几天，因刘太太在这块，弄吃的，又吃的多了些。胃里感觉有点不舒服，贪食，明知故犯。又不能管自己了，该死!
自戒之事，并未能确实做到，千军万马好管，管理自己是不大容易，我不要自宽自解，得须苦下功夫。
(笔者按)
从新年伊始，张学良就暗暗下定“戒之戒之”的决心。他认为在改变自己急躁性格的同时，也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其中贪食乃成他的一大苦恼、贪食后又自责于己，其情委实可悯!
1月6日
今日周身稍感不适，查阅一些零碎文字，以为我的写作参考，使我十分伤感，真是不愿想这些过去的事。
(笔者按)
往事对于张学良而言，就俨然一场苦难的恶梦。写到他青年时期的抱负，写到他想以救人为本的医生为人生的目标，最后竟然身不由己地当上一个以杀戮为天职的军人，尤其写到至友郭松龄的不幸惨死，无疑会让他肝肠寸断，痛心疾首。
1月7日
今天天气晴朗，感觉舒适，想把写的东西多写一些，提笔忘字，查来查去，“书到用时方恨少”。今日痛恨自己，不是晚了吗?写了千百字，可以勉强，这洋大篇，直觉为难，再一回思，非不能也，不为也，仍努力去写。不过，读—读自己写的东西，真不如意!
(笔者按)
张学良的自传已经写了许多，但他读一读自己写的东西，坦承“真不如意!”能有如此胸襟，亦不易也!因为谁都知道张学良半生军马倥偬，虽也酷爱诗文，毕竟南征北战，平生哪里有时间去写长篇巨制?如若不是虎落平阳，他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动笔写这么长的自述文稿。如此看来，倒也真要感谢特务刘乙光和给他任务的蒋介石了，如果没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有张氏的《杂忆随感漫录》传世!
1月8日
写了两三千字，写的我十分感慨。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尤其是关于他老人家(指其父张作霖1928年6月3日在沈阳皇姑屯事件中丧生——笔者注)的死难经过，现大仇已报，就是我孝道不全耳，心有愧焉!
(笔者按)
张作霖在皇姑屯丧生之时，张学良当时正在河北督师。乃父临死之际他不在身侧，想起来总觉得没有尽孝道。现大仇己报，系指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战败了当年在东北制造车祸、炸死其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1月9日
今天天气特别好，圣诞树红叶将落，而樱花乍开，我给EDITH(赵一荻)照了一卷彩色照相，《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址>)一章初稿已写完，约八千余字，开始缮清，再为读一读，然后再定稿。
(笔者按)
从1月4日始至1月9日，共五天时间张学良就写了8千字，这对于经常以写字为生的人，也许不值大惊小怪。然而对平时不常动笔的张学良而言，已是不小的成果了。
1月12日
这个星期，本打算多写些，勉勉强强的，只写了一章。一则由于从来动口，自己不动手；二则疏懒放荡，自己知道，但自己管不了自己，这还能做人吗?必得真实确能改过。
(笔者按)
张学良始终感到自己写作的速度不如意，甚至面对《自述》的成果也自疚自责，这种发奋图强的精神是可贵的。尤其对一个从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人来说，亲自动笔写作更是苦不堪言之事，
1月13日
抄录缮修所写的东西。今天又少年性发，同EDITH大肆玩弄，将近六十岁的人，仍不脱少年稚气，可喜不知老之将至，可笑老了还不知保重。
(笔者按)
抄录自己写过的稿子，同样是一种累人的事情。从前依靠别人伺候的少帅，年将六旬时，却要亲自做起抄稿的苦差事来，确让人感到敬佩。
1月15日
今日写述第二章，对于自己的文章实在不满，东翻西读，以期有获，这就叫“临上轿方穿耳头眼”、“少年不勤学，老大徒伤悲!”
(笔者按)
写成的二章是《我的生活》，半世纪以前已经逝去的历史，对于年近花甲的张学良来说，早已经记忆凋零。为让自己的《自述》再现当年历史面貌，张学良曾在他有限的藏书之中寻找相关资料，借以弥补记忆的不足。
1月19日
今天天气十分晴朗，樱、李花盛开，景色鲜艳，难得的美趣，我给EDITH照了一卷彩色照相。将近农历年，今天好天气，房间大扫除，一天的时间就这样地忙过去了，未能写述。
求放心，习沉静，未能如愿做到。
《少年时代》已经写完未缮，这个星期一定要把其次一章写完，如能写两章更妙。
(笔者按)
台湾的一月已是春色满园。这一天张氏已将第二章的第一节写成，这一部分共有《我的教养》、《早婚》和《立志之始》三节，字数约六千左右。写作进度似比第一章略快一些。多年不动笔的少帅显然渐渐适应了陌生的写作环境。并且下决心要在本周写好第二章。看来写作的劲头颇足。
1月25日
今日天气晴朗。他们擦窗修门，我剪发修脚，未能写作。
(笔者按)
旧历春节的喜庆气氛，在国民党特务严格控制的清泉禁区之内已经无法抗拒地来到了。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寥寥几笔，给今天的读者描绘出他身边当时越来越浓的节日气氛，读罢让人感同身受。他放下了笔，已开始理发修脚，准备干干净净过节了。
1月27日
帮助EDITH做年菜，又看着她们糊窗户，(日式住房之拉门)，一天就这样白白过去了。夜间想来是不应该的，“一日闲过，可惜!”余当勉之，余之最大毛病，沉不下心，缺乏“经”常的经字。我写述的东西，已经耽误了两天，不要自己放假吧!
(笔者按)
1月26日张学良在日记中曾有“修理之纸门，夜间由新竹取回，屋间焕然一新。(煞)有介事地过新年!忙着收拾房间，修理纸糊窗门，所预计的写作未能完成。这星期，旧历新年，自己放假。”文债未偿，新春将临，但是张学良已经先给自己放了年假。多年幽居，划地为牢，如果他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也许早已经无法生存了；然而心宽地宽的少帅，数十年如一日的乐观情绪，乃为其困境长寿之根本。在这种环境中还叮嘱自己不“一日闲过”，让人感动之至!
1月29日
请刘家全家吃年饭，吃了蒋夫人送的香槟酒，大家开洋荤，又吃了老莫送的维士克(美国洋酒——笔者注)，欢宴一番，真有过年情趣。
终日玩乐吃喝，呼卢唤雉，夜十二点方就寝，狂欢未已。
(笔者按)
除夕的前夜，张学良与赵四同赴刘乙光家里吃年夜饭。席间居然摆上宋美龄亲送的香摈酒，还有莫德惠送的美国酒。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家宴竟然能开如此洋荤，当然要感谢张学良这个特殊“囚犯”。同时也看得出，直到1957年宋美龄还给张学良送香槟酒，此种持之有恒的友谊显示着宋美龄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2月4日
斗了一天湖南跑胡(湖南式小麻将——笔者注)，亦圣人之训乎?一笑。
这个星期，循旧俗过年，游玩放逸，写作皆停，可以说荒废光阴。在身体方面，自觉尚未衰老，童心犹存，仍是个老孩子，从头做起尚有可为。
年已过完，等刘太太她们去后，要努力写述。
(笔者按)
春节是众兵戒严的清泉禁区难得的假期，张学良一连数日沉浸在忘我的欢愉之中。1月31日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早起拜拜(应为拜年之误?——笔者注)，燃放鞭炮，刘太太请吃年饭，夜间玩到十二点方就寝。”又记：“年将花甲，童心如昔，可哂!又可喜!”让人惊讶的是，即便庆贺新年之时，张学良在日记中也没有忘记几个月来让他废寝忘食的“自述”。他在美酒沉醉之时仍不忘写下这样一笔“须竭力写述，期将早日完成写达。我常立志，不是立长志。”到了正月初五，张学良果然在喜庆气氛尚未消逝之时，真地动起笔来了。
2月8日
除从事写述，无事可记。我写到我父子恩情，以及张辅忱(即东北军宿将、吉林督军张作相——笔者注)对我之提携，不觉泪下。念当年年幼无知，今日图报无由矣!
(笔者按)
转瞬之际，农历春节的欢喜气氛已从小小清泉消逝而去。2月7日，张学良记下“老刘(刘乙光)一家都已回台北，年已过完，我书归正传，仍继续写述。”年后再执笔墨，忽然想起了奉系宿将张作相，张学良不禁悲从心生。他想起1929年夏天其父作古时，张作相本应就任东三省最高长官，但是他却把该职慨然推给了少帅，如此旧恩，张学良为自己已至暮年无法报答而心泛悲楚。正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2月飞4日 (上元节，天气仍阴冷)
今天为旧历元宵节。吃汤圆，我买了一些爆竹放。
于伯材(特务——笔者注)昨日返回(自台北)，……长春(长春图书公司)稿纸未买到。
(笔者按)
在整整一个旧历正月，张学良始终为他的《自述》在伏案写作。从2月10日起，台北就“阴雨寒冷，写字冻手。”在四李如春的台湾，像这样寒冷的日子并不多，然而张氏在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仍然一人坐在冰冷的书斋中，尽管冻手，他仍然在争取时间完成蒋介石交办的任务。到2月11日，台北仍在下着霏霏小雨。而且张氏在当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比昨天还冷，手几乎不能握管，坐在那里写字，写一刻就得行动行动。”如不是为着自由的目的，相信张学良决然不会这样自寻苦吃。元宵节当天，没想到张氏还在关心着稿纸的事情。
2月15日 (阴时雨)
连日阴雨寒湿，风湿又感觉四肢酸痛，又加上疏懒戏弄，所预想之工作，未能如意完成。我总是预想的多，而实行的少，此过谨记须自勉改。
要努力写述，不得太迟延时日为是。
夜中不能成眠，追想起往事，以备写述，愈追思愈睡不着了，而后不要如此!戒之!
饶它虎气今为鼠，尽教能蛰犹如蠖。
(笔者按)
张氏日记中的自警自戒，尤为让人感动。尽管身体不适，仍在自怨想得多而做得少，全部身心几乎都扑在“写述”上，这也许是张学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笔耕之苦。难怪他写下了“饶它虎气今为鼠”，自嘲自讽!
2月23日
晨起仿唐诗，诌诗一首：“客舍台湾已十霜，忧心日夜忆辽阳；何当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
这星期又写成了一章，本应还能多写，由于自己懒性，又刘太太她们斗牌，我时时去看看，心不专一，未能如意写作。心放，什么事都不会做得完美的。
另一章，要将它写完成。我的手，本来是拿枪杆的，今天要我拿笔杆，这真是打鸭子上架。
(笔者按)
两日前，张学良在日记上记载：已把“《方面重责》一篇写完了。”那一天，他又写了一行字：“天晴，剪发，修饰，修饰。连阴了半个月，十分不痛快，今天开了开光。”由此可见他当天心情甚佳，遂信笔写了一首诗。张学良此诗对羁台十年，发出了由衷感慨。乃为张当时心灵写照也!
2月26日
今夜九点许，老刘(特务刘乙光——笔者注)忽然来说：发现工役郭定兴服安眠药自杀。我到他的寝室一看，尚可救，老刘急送竹东，十一点多有电话来，经医生行吐泻办法，可以有救。我夜不能安睡，思来想去：这不是一个工人生死的问题，实是由大陆来台的大多数人的一个问题。“背井离乡，思家苦闷。”再加环境的不顺心，又个人的思想不健全，这个问题，……永远会时有发生的。
(笔者按)
在清泉山中忽有一个在张学良身边做杂役的大陆青年自杀身亡，这与前次张氏在台湾报上见过的自杀者(黄河)一样，都是因为思念大陆故乡亲友才不幸自杀猝亡。郭定兴的自杀猝死，让张学良惊警并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工人生死的问题。”而是因为国民党将台湾海峡严密封锁起来，隔绝了众多从大陆逃台的国民党军人与大陆亲友的血肉联系所致。他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而且张氏断言：此类事“永远会时有发生的”。这篇日记可窥当时台湾政治环境的险恶。张学良当时敢在日记里记这些事件，并发表如此悲凉的感叹，确要有胆量!
2月28日
今日同老刘闲谈，由郭定兴事想到：凡是管理的人，要时时注意部下的情绪，凡发现极度情绪不宁者，必须设法以安之。关于自己个人，亦应任何困难、痛苦、不满意，都得自勉自安，随遇而安，不能自己凭性所欲求。老刘同意我之想法。
这个月又怎么这样快过去了，自己预想的工作，未能完成，自愧自悔是无用，要自己鞭策，自己督责。郭定兴自杀事，使我感慨甚深，吾人处于社会，不如意事常八九，不能忍耐，是少年人最大短处，吾年轻时，也不是一样吗?今已老矣，稍知一二，“忍辱精进”，自铭于心，每日要三读斯言。
这个月必须完成那写述才是。因天气连阴，主因自己不戒饮食，那一天EDITH(赵四小姐——笔者注)做的素鸡吃多了，数日来胃里感觉不舒适。饮食虽小道也，自己就管不住自己，明知故犯，罪有应得，难受这才是活该。
(笔者按)
一连几天，张学良始终在为郭定兴自杀事件痛苦和烦恼。前一天张在日记中写有：“昨因郭定兴事，夜未好睡，今日亦未做事。”其心中痛楚可见一斑。他从郭定兴的自杀，联想起许多往事，亦对自己的人生反复自省。最后终于悟出“随遇而安”的哲理。谁也不会想到，从前在东北军中我行我素，一意既生，勇往直前又不计后果的少帅，如今竟然也学会了“忍耐”。至于“忍辱精进”四字，则成为一个阅尽世态炎凉老人的座右铭。张氏这篇日记，多为经验感悟之言，值得一读。
3月13日
我这人，近来无意味得很，昨夜又同EDITH(赵一荻)无故地发脾气!规劝EDITH，我们又讲和了，我同她约法三章。
(笔者按)
寻常史料和传奇，均记载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恩爱情愫，极少见他们之间也有“发脾气”和发生不愉快龃龉的记述。在张氏日记中首先发现他们也有“约法三章”。其“约法”内容我们虽然不得其详，但是也能猜测夫妻之间的“约法”，多为感情的产物。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也!此前，张学良在3月11日记事中曾经写下这样的话：“夜间同EDITH(赵一荻)闲谈往事，殊多感慨，越谈越广，越说越多，东扯西扯，扯到两点多。饿了，吃了一次饼干，这真是无味之事，而后应该切忌，勿再犯‘寝不言’之过。”由此不难看出，张学良虽近花甲之年，与身边陪伴共度苦难的赵四小姐，感情仍然深笃。一对数十年相件的夫妻，夜里能交谈到子夜二时，如此暮年情话，实不多见。
再看张氏3月9日的日记，他又亲笔记下：“年将六十，仍不知慎于食色。日来胃中又感不适，自讨来的毛病!思念上，徒知慎戒，而不能真去实行，此为阳明(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笔者注)之‘知易行难’乎?想来还是未能透彻知也!”又说：“我打算把此书星期写完，但未敢知能如愿否?”幽禁中的生活情趣，倒也颇有人情味!
3月15日
所写的东西，草稿已写完，只是清理再读和抄缮。
忽然觉着像摄护腺(即前列腺——笔者注)发炎，小便频繁，又觉着要大便，尿道发烧，一夜未能好睡。
(笔者按)
忙碌了几个月的“述写”，终于基本竣稿。不料又忽染微恙。少帅真是多灾多难!
3月27日
连日阴雨，病后思动，只能在房中走走。甚为烦闷。清录草稿，因身体易于疲倦，又不能多写。看书也不能多看，收音机也不能整天是喜欢听的，闲之一字，也是不易闲的呀!今早读了两句王阳明的诗，谨书于下：
资圣可期先立志，
尘凡不脱谩言心。
年已近花甲，不知养生之道，致病经旬，思来殊为悔恨。病后仍觉疲倦，非年轻可比，不可不慎加卫生之道。
本月十五日以前，必须将写件完成。
(笔者按)
几天前张学良忽然染病，前列腺炎又伴有他的大小便不畅，也许是因为他频繁写作的劳累所致。但是张学良在3月23日日记中，则记下了“今早起来，完全好了，不过身弱而已”数语。此后又休息了三天，到当月26日张学良再次来到案前，决心“今天重新开始缮清那草稿。”毕竟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如此刚强地勤于笔耕，如不是心中有一个出头露面之志，相信他决不会为一篇稿子如此煞费苦心。到了27日，张的身体仍然孱弱，但是对于他而言，却是“闲之一字，也是不易闲的呀!”纵然病恙未减，张学良仍要坚持在12日之前完成《自述》的全部写作任务，看来东山再起的夙愿，无时不在张氏的胸臆蠢蠢欲动。
4月20日
已将《杂忆随想漫录》写完缮清。此乃我从来没写这(么)多字的东西，虽然不完美满意，但我是竭尽心力矣。
(笔者按)
从该年1月4日动笔，至4月20日竣稿，张学良前后共耗用三个多月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部长达80多页的《杂忆随感漫录》。虽然这篇稿件并没达到他预想的“东山再起”之目的，然而，这次长时间的笔耕劳动毕竟是有益的。因为张学良给后人留下一部较为完整的自述体《随感漫录》，也是记载张学良人生惟一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甚至超过上世纪90年代的几次“口述历史”。因为笔述与口述的不同之处在于，笔述对历史的回忆更趋于真实和准确。4月13日张学良下决心要用最后一周，把剩余尾章全部写毕。看出他急于完成此稿，意在复蒋介石之命。
4月22日
上蒋总统函：略述奉谕之件书就，然未能满意，并询有无应修改之处请示知。附《杂忆随感漫杂》统交给老刘，彼云拟明日去台北。
(笔者按)
前一天张在日记中记有：“将缮就之《杂忆随感漫录》装订讫，交老刘阅看。”至此，张学良终于把亲笔所写的《自述》经刘乙光转送蒋介石了。送达前，他还亲笔写一封信给蒋氏。
看出那时的张学良对此撰稿任务仍然抱有极大信心和希望。他甚至误以为从此便可有出头之日了。
5月10日
老刘下午六点许由台北返来，饭后谈彼于五日下午五点总统召见，言所写的《杂感》有价值、有贡献，因为乃系历史重要文件，叫我亲笔写一份。又郑重说：“如不到台湾，无此文。”言外感慨!
前回我上之函，加以编整，令我抄写，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二事皆总统亲自告彼者。
(笔者按)
到了这一天，张学良苦苦撰写几个月的《杂忆随感漫录》总算有一个初步的结局。蒋介石虽然对张的《自述》赞许有加，又誉为“历史重要文件”，不过这仅仅是蒋氏对张学良惯用的应付伎俩而已，决不会真从内心期望他有出头露面的一日。此稿经刘乙光上交蒋介石手中后，尽管蒋当即表示“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张学良的《杂忆随感漫录》从此如石沉大海，再也不见任何信息。嗣后，此文稿经张学良亲笔抄写，再次送到蒋介石手中，并没有下发到国民党高级将领手中传阅，而是将其尘封冷宫，密不示人。现在得以面世的《杂忆随感漫录》，乃为1991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小组来到台北“朴园”张氏住所，在整理张学良旧年遗稿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部珍贵的手稿。也难怪张学良重见此文，心生恻隐，一怒之下，甚至意欲一火焚之了。多亏张之宇女士在旁力劝力阻，方才使得这份有价值的张学良自述保存面世。
1958年 (民国四十七年) 11月15日
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座)车来接，我和刘同乘，约四点三点(刻)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特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
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稍)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痛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
“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国家还能有大的贡献。我沉吟一下，对“总统”说：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总统说：“可以，可以。”我说：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前年我患病，精神颓唐，后来伊雅格告诉我夫人和“总统”对我时为关怀，我觉着我自己发生误会的观念。二年来，“总统”的传论，刘乙光都告诉了我。自从适到高雄，我自己很不安；因为那么好的环境、房舍，现在那些劳苦人士，而我如此享受，是不应该的。我自己奋勉，不只是为自己，同时是为了二位，不要使后之人讥笑二位所眷顾的人。
我幼小读书不好好的读，现在读书有点费力，很想求教一位有道之士。
“总统”说：你想到什么人吗?我答到(道)钱穆、陈大齐、劳干(斡)等，我说我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在文字上知道们。
“总统”未作答。转而问到我从前所知道的有些什么人吗?我说我同那些人十数年来已断绝音讯，所以不明白那些人都哪里去了。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敢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问老刘可生(发)火否，侍卫长亲自到门外送。
(笔者按)
此前国内对蒋介石在台湾召见张学良的经过，曾有种种说法。有些是望风扑影的臆想虚构，有些则是语焉不详的猜测。甚至连蒋会见张的具体时间、地点也说不清，自然对蒋、张这一历史性的最后会见谈了些什么一无所知了。张学良的《日记》较为真实、具体的记述了蒋介石在到台后于大溪行辕召见的全部经过，其中他们彼此交谈的内容远比坊间谣传要简单得多。至于蒋介石谈到“西安事变”的问题，无疑是这次会面中最敏感的话题，也是最让张学良感到头痛的问题。张学良以沉默相对，构成了这次会面尴尬难堪的对峙结局。因为无论蒋介石，还是张学良——这一对“西安事变”的主角，在事过几十年之后，彼此无疑仍在续演着这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尽管蒋介石表面似乎宽厚有余，然而他在表示对张之关心同时，张学良的幽禁之期绝没有因为蒋氏在大溪的召见稍有缓解。当然，张氏当年所处的特殊境况，他笔下流露的“感激”、“难过”等语，相信今天的读者对此也不难理解。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