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张学良与中共三代领导人
窦应泰
中共中央三代主要领导人，对爱国将领张学良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就与张学良有过电文与书函的往还，从而结下特殊的深情；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虽然不曾与张少帅见面，但是他们彼此心仪，神交一生；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在张学良旅居美国夏威夷期间，在张学良寿辰发过贺电，在他去世时又拍发唁电，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本文以全新史实记述中共三位领导人和少帅非同一般的友情，借以填补这一文史领域的空白。
一、毛泽东与张学良的电文神交
张学良对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印象之深，就连外国记者也表示惊讶。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纽约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当记者向他问起：“你觉得周恩来先生怎么样?您有无与毛泽东接触?”时，张学良当即回答说：“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毛泽东我没见过。”1993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东京新闻》记者的采访时，也说过如下的话：“使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张学良与毛泽东确曾没有见过面，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在1935年至1936年他在西安驻防期间，张学良确曾萌发过与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见面的强烈愿望。张学良最初对毛泽东的好感，就起源于毛泽东的神秘和他对毛泽东的敬畏。这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张学良与毛泽东之间架设过感情上的桥梁。1935年斯诺决定去采访毛泽东的时候，他曾在西安和张学良谈过自己的计划。早在1930年斯诺去东北采访的时候，就在沈阳结识了当时的东北军少帅，两人一见如故并成为朋友。此次当斯诺去陕北采访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领导的红军时，张学良为他赴陕北提供了方便。斯诺在经西安返回北平的时候，他向张学良描述了他所见到的毛泽东。斯诺告诉张学良：“毛泽东决不像蒋介石的中央社所宣传的那么狰狞可怕，他不是共匪，而是一个可以给中国带来新希望的人!汉卿将军，你最好也去陕北见一见毛泽东，他会告诉你如何早日杀回东北去为你的老帅报仇!”
正是由于斯的穿针引线，后来才有了张学良的陕北之行。当然，张学良最初的想法是与毛泽东进行会谈，可是，就在1936年4月9日上午，张学良在副官长谭海等人的陪同下，从西安秘密刚刚飞到洛川不久，他部下将领王以哲就将前一天收到的一份发自延安的电报呈送于他。张学良一看，竟然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给他的电报：
汉卿将军：
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之计。定七日由瓦窑堡起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毛泽东 彭德怀
直到这时，张学良才知道中共中央出于多方考虑，已决定改由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到洛川与他会谈。这样，张学良才有了与周恩来的历史性会面。张学良此次冒险飞往当时国民党严密封锁的“匪区”，虽然没能见到他敬仰已久的毛泽东，但是他却见到了后来成为他至交的周恩来。同时也为他后来发动让自己彪炳史册的“西安事变”打下了坚定的基础。本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后，另有一次毛泽东与张学良的会谈，将在肤施(延安)举行。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张学良在见到周恩来以后，很快就作出了对蒋施行兵谏的决定。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临潼发动兵谏的当天下午，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从西安给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发拍一份秘密电报，电报是：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南进。
弟
毅文寅
(胡即指胡宗南和毛炳文等人的军队，毅即指李毅。李毅、李宜均为张学良的代号和化名，文寅即12日晨3时至5时中间)
当“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张学良在不断受到舆论压力的情况下，接到了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给他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电报后，张学良一面在西安焦盼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到达，一面继续与毛泽东保持着电报联络。12月17日，张学良为防止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和汤恩伯国民党军队向西安逼近，曾再次致电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请求军事支援。张学良的电报是：
东、来兄：
电均奉悉。联军以抗日救亡之目的，现集结主力于渭南方面准备抗战，以一部于兰州、平凉、固原、西峰镇一带，对胡、毛等施行戒备，希贵军主力旨(驻)环县、豫旺以北地区，一部在肤施、甘泉附近对胡、毛、曾、汤等，不使其联络并极力向北压迫，以掩护本军后方之安全，并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李宜
周恩来赴西安后，很快就协助张学良实现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可是，张学良却在蒋介石归宁时，不顾周恩来等的劝阻，亲自送蒋回南京。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赴南京送蒋的义举心中敬佩，但是，当毛泽东闻听蒋介石在南京扣留张学良的消息以后，不禁义愤填膺，彻夜难眠。他为一位著名抗日将领从此陷身虎口忧愤不已。毛泽东密切关注张学良在南京的安危。12月28日，毛泽东在窑洞里见到报上刊发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话》以后，愤然拍案而起，决计向蒋介石提出抗议。他当夜即亲自执笔，写成了一篇措辞强硬的檄文，次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见刊于《解放日报》。这就是后来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毛泽东在文章中不无讥讽地写道：“所谓《对张杨的训话》，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张学良陷身囹圄所持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虽然早在三十年代就敬仰毛泽东，可是自到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去世，他也不曾与这位中共领袖谋面。这是他毕生的遗憾。但是，张学良不知道自己早在“西安事变”前夕，就曾经给予毛泽东以特殊的支持。那就是当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在上海过着流离失所生活的困难时期，他出资支援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去苏联求学。这件事，直到1994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东北一位史学家前往希尔顿大酒店探望他时，席间谈到了毛泽东。张学良才知道他在1936年春天在上海出资给东北将军李杜，让他将三个失去父母的孤儿送到苏联读书的人中，其中两位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
张学良听后欣然一笑说：“真没想到当年我会为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那时我只听信了董牧师(董健吾，张学良友人)的话，他说有三个孤儿想到苏联去求学，缺少经费，我并不知道董牧师说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两个孤儿，竟会是毛泽东的儿子!”张学良在言语之中流露出对自己当年无意之间所施善行的欣慰。
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毕生情缘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他们的青年时代。因为那时他们都曾在东北。1936年当张学良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有种故友相逢之感。数十年后张学良曾对日本记者说：“我和周恩来有共同的性格……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和胆识的人。”
也就是在那次历史性的会见中，周恩来谈到他少年时期曾经在东北铁岭读书的往事。又说起他到沈阳求学时，曾经多次从张学良家的后院经过时的情景。周恩来这些话一下子拉近了与张学良心中的距离。也是从那时起，张学良对周恩来的敬佩之情加深了一步。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仍然没有淡忘张学良，脑际中的印象颇深，他于1936年4月22日，委托刘鼎转给张学良一封信，周在信中亲笔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将这位东北军阀出身的国民党将领，逐步地引向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光明之路。周恩来也堪称张学良后来成为“千古功臣”的政治引路人。1936年10月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再次联名给在西安的张学良写信，敦促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候举起抗日义旗，为中国的抗战作出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信中说：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西，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我残杀的内战。……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希将敝方意见转达蒋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至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应该说张学良后来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发动“西安兵谏”，与这封信中所敦促的“愿先生速而图之”不无关系。
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送蒋被羁押在南京。特别应该提及的是翌年1月，当张被蒋介石押至浙江奉化的雪窦山上，自由已经丧失的情况下。但是此时张学良仍在怀念周恩来。他在这时才深刻地感到周恩来在他决意赴宁送蒋前夕，对他所作的忠告完全是真诚而有预见的。在张学良幽禁的初期，他尚有少许自由的时候，张学良曾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探望的机会，给在陕北的周恩来转过一封信。在此之前，周恩来也曾委托西北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志坚给幽禁在南京宋子文公馆的张捎去书信一封。
周恩来的信中写道：“自兄伴随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成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末及周，蒋先生休假故里，中央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万岁!周恩来一月十日”
一个星期后，张学良在奉化雪窦山上亲笔给周恩来复函。
1956年冬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北京主持“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时，曾含着热泪对在座的人说：“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过两封信。……”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张学良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给自己写信的事情，始终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无时不想与在台湾秘密幽禁的张学良取得联系。
1975年12月，周恩来的病情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12月20日下午，他忽然在病床上召见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罗青长。在与罗的谈话中，周恩来主要是向罗了解一下台湾的情况。当他听说张学良因为眼疾住院，并且眼睛有失明的危险时，周恩来关切地叮嘱罗青长：一定要关注张学良。他说：“蒋介石死去以后，蒋经国会怎么样?”他还说：“对于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后会有期，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病逝。
那时张学良已在美国夏威夷。当他获悉邓颖超病逝的噩耗时，曾经对身边的人以掩饰不住的悲哀语气说：“我曾想在有生之年再见周先生一面，……没能再见到周恩来先生和夫人，这也是我的终生遗憾啊!”张学良急忙给他在香港的侄女打电话，要求她一定前往北京，替他给邓颖超送一个花圈。7月14日，就在邓颖超遗体即将火化的前一天，张学良的花圈终于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的灵堂前面。花圈的雪白缎带上写着：“邓大姐颖超千古张学良赵一荻敬挽。”
现在，张学良将军也在美国作古了，但是，周恩来、邓颖超和张学良之间的革命友情，却仍如他们生前的事迹一样，长留于天地之间。
三、邓小平与张学良至死没能见面
张学良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虽然从没见面，可是，他们彼此却神交已久。双方都有强烈的好感。邓小平生前多次希望能在北京会见这位民族英雄，并且在张学良恢复自由去国后，亲自安排吕正操前往美国，欢迎张学良返回祖国。张学良本人也十分希望返回祖国大陆，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会面。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直至临死前也没实现彼此心中的夙愿。
邓小平对张学良的敬重，早在这位爱国将领在西安发动兵谏以前就产生了。
那是1936年秋夏之交，当时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以后，刚刚随着红军长征来到陕北不久。身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邓小平，到陕西后席不暇暖，接着又奉命开始了艰苦的东征。在此期间，已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邓小平，曾统兵到距西安不远的甘肃指挥一支队伍进行抗战。
可是进入10月以后，严寒将至，邓小平忽然染患了非常严重的伤寒病。那时我军的军需供给非常困难，邓小平生病后他在寒流侵袭的艰难日子里，被人用担架抬至庆阳县城。可是那里的药品也依然奇缺，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将邓小平生病的情况报告给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叶剑英又将前线急需药品和军需的情况，委婉地向张学良作了说明。
张学良那时虽然还不了解邓小平，可是听了叶剑英的介绍以后，当即下令从东北军的军需之中，给叶剑英解决法币五万元。同时，又批给了一万套冬装棉衣和药品。当时邓小平的病情正在危重时期，在得到张学良拨调的药品和棉军衣后，他的病情才一天天地好起来。当时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正是张学良的支援，才使得邓小平的病情好转。
解放后，邓小平始终记着他在甘肃生病时吃到张学良拨给红军的炼乳的往事。数十年后邓小平还记得张学良当年雪中送炭的事。
张学良对自己当年曾给予邓小平以救助之事，早已经没有任何印象，可是，他对邓小平却始终关注。特别是对这位在“文革”中三次被极左派人物打倒后再次出山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心里充满着敬佩之意。他对从东北前去探望自己的乡友们，时常询问起邓小平的情况。当他听说邓小平在多次内部讲话中提出欢迎他在有生之年返回祖国的意愿，从心里表示谢意。
1990年5月，当邓小平从《内参》上，发现来自台湾的关于《国民党元老张群等拟发起张学良九秩寿庆》的消息，以及有200多位国民党军政人士签名的《张学良先生九秩寿庆发起人名录》时，当即给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打电话。
因为那时邓颖超还兼任着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的领导责任。所以邓小平希望我方，也要在台湾庆祝张学良九十寿辰的时候有所表示。邓小平认为：台湾各界人士在蒋经国病逝以后举行的这次“公开祝寿”活动，实际上在暗示着国民党人对张学良数十年幽禁生活的一个“平反”!
邓颖超根据邓小平的建议，遂于是年5月30日致电张学良，对他的九十大寿表示祝贺。邓颖超发来的贺电让张学良格外激动。他知道这份电报决非邓颖超一人对他的祝贺。那简短的贺电背后包含着无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祝福与怀念。所以，张学良将邓颖超这个贺电，命人抄成大字，悬挂在台北圆山大饭店昆仑厅寿庆会场的正中央!
1991年3月，台湾当局允许在台湾幽居数十年的张学良将军赴美国探亲访友，这一消息，很快就引起了时时关注张学良近况的邓小平注意。特别是张学良3月11日在台北桃园机场登机肘，对记者发表他随时可能返回东北故乡的谈话，更让邓小平感动。他当即在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决定派一位可以接近张学良的中共人士赴美。以转达中共中央对他的邀请之意。经过中央的慎重考虑，决定派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学良从前的东北军旧部袍泽吕正操将军前往美国。
当邓颖超得知中央将派张学良的旧部袍泽吕正操将军前往美国探望张学良的时候，她受中央和邓小平的委托，决定亲笔给张学良写一封信。吕正操行前，邓颖超将她写给张学良的一封信交给吕。
吕正操一行奉中央指示，于5月25日飞抵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可是，张学良在吕正操到达前夕已经先期飞赴东部城市纽约。吕正操在洛杉矶拜会赵一荻夫人以后旋即也飞赴纽约。正在那里探亲访友的张学良，听说吕正操飞临纽约的消息十分高兴。吕正操是他在中共内部感情较深的部下和朋友之一。虽然张学良当时的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可是他还是接连接见了吕正操两次。第—次是在他下榻的贝祖贻夫人家里，第二次则在曼哈顿中区一家瑞士银行的会客厅里。那里既安静又可回避记者的视线。前一次在贝夫人的家里，吕正操只向张作了礼节的拜访，共叙别后情谊。而第二次，吕正操则郑重地将邓颖超写绐张学良的亲笔信递交张学良本人。
张学良看了邓颖超的信后很激动。他的眼神不好，急忙戴上花镜，反复将那封信看了两遍。特别让张学良感动的是，邓颖超在信中提到她是受邓小平先生的委托，诚恳地要求张学良在方便的时候，返回祖国大陆看一看。
当时，张学良对吕正操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颖超女士。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动大陆、台湾两个方面。……”张学良又向吕正操询问了邓小平、江泽民、杨尚昆等中共新领导人的情况。吕正操特别向他介绍了邓小平对他的关注和邀请。张学良听了眼里泪光闪动，怀念之情溢于言表。他尤其对邓小平女儿邓林在香港托人转送他国画《梅花》一事，始终感念不已。并要求吕正操回国后代他向邓小平致意。张学良对吕正操说：如果我有一天回去的话，一定要去拜访“中枢诸公!”
当吕正操即将返回祖国之前，6月4日，张学良与吕正操又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里，见了一面。在这次最后的见面中，张学良将他亲笔写给邓颖超的信交给吕正操代转。张学良在那封充满深情的回信里，写下：“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国土”等语。充分表达了他对国家，特别是对中共领导人的敬爱之心。
邓小平对张学良的敬仰之情，还体现在他的女儿、著名国画家邓林的行动上。1989年秋天，身为中国画研究院一级画家的邓林女士，继在广东泉州举行她的画展以后，又在香港举办了一次大型画展。由于邓林始终以画梅著称，所以她的系列国画《梅花图卷》在港展出期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这时，台湾一些书画家纷纷赶来观看，他们也都被邓林女士的书画技艺所感，一些收藏家驱之若骛，一时间购买者云集香港。
其中邓林最为珍爱的一幅《傲雪图》，乃是她所有梅花系列作品中的佼佼上品。当时，有些东南亚地区的大收藏家们情愿出一笔巨额资金购买此画。可是邓林却坚决不肯出手。原来，这幅梅花《傲雪图》，是女画家邓林特别为在台湾幽居多年的张学良所作。她对这幅画的解释是：“我为什么喜欢画梅花，就是因为我特别喜爱梅的傲风雪骨。这幅画现在只有一个人受之无愧，他就是张学良先生。因为他老人家为中国的团结统一，曾经付出过生命和自由的代价。”
邓林在香港的画展结束以后，委托一位接近张学良的台湾画界友人，亲手将邓林绘制的《傲雪图》辗转交送到张学良手里。张学良接到画后很感动。这位一生收藏无数国画珍品的东北军老将，特别对邓林这幅画感到激情难抑。因为他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邓小平的女儿。
2000年9月26日上午，位于夏威夷附近一片碧蓝大海边上的希尔顿大酒店——在15层一间普通居所里，张学良迎来了一群来自祖国北京的特殊客人。当张学良坐着轮椅从房间里迎出来时，他发现为首者也乘坐着一架轮椅，坐在上面的就是已故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在此之前，张学良已在夏威夷知道邓朴方将来探望的消息。也知道在“文革”中下肢截瘫的邓朴方，作为中国残疾人协会主席，他此次是率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出的。那天上午，邓朴方带着几位小残疾演员来探望他心仪已久的张学良，邓朴方知道他父亲邓小平在世时，曾对面前这位传奇式爱国将领充满着深深的敬意。所以，当邓朴方见到轮椅上年逾百岁的张学良时，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说：“您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大家都很敬仰和怀念您!”
张学良见到邓朴方，很自然联想起邓小平生前对他的诸多关切。邓朴方让随行的残疾人演员孙晓梅为张学良演唱了《我爱你，中国!》，张学良听着歌唱马上鼓掌祝贺。接着邓朴方又让一位叫毕寅生的男孩子，为张学良用一种叫葫芦丝的乐器，即席吹奏一首瑶族舞曲和《太行山上》，邓朴方与张学良并肩而坐，他与这位世纪老人聊起了家常。当邓朴方听说老人在闲暇仍喜欢玩纸牌时，他祝贺张将军健康长寿。
虽然邓朴方与张学良的接触时间短暂，可是张学良和邓朴方都遂了多年之愿。对张学良说来，他在有生之年虽没能与邓小平见面，可在美国见到他的儿子邓朴方，也是一种莫大的心里安慰。
四、张学良生前死后江泽民两次致贺电唁电
199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60周年。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直接主持下，当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格外隆重的“西安事变”纪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对与会的张学良亲友旧部讲话中说：“‘西安事变’是一件大事，在中华民族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天我们纪念它，就是要弘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张、杨两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为民族利益奋不顾身的高尚情操，集中体现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一切爱国力量共同努力，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的抗战高潮!”
江泽民同志又以激动的语气说：“我们纪念‘西安事变’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加思念张学良将军，更加缅怀杨虎城将军，更加敬佩张、杨两将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建立的功勋，将永垂青史!”
2000年6月1日，是张学良的百岁寿辰。5月底，美国夏威夷已是一派节日气氛，从祖国大陆和世界各地赶来为张学良祝寿的友好人士，都纷至沓来。张学良和赵一荻居住的希尔顿大酒店15层里，早在祝寿前夕就排满从世界各地赶来祝寿者们赠送的花圈。6月1日上午，张学良的客厅里忽然来了一位特殊客人，他就是中国驻洛杉矶代总领事许士国。他的到来给张家客厅带来了喜气。张学良知道中共对自己多年来的关爱，早在几天前，他就从国内来美的朋友处得知，为庆贺他的百年寿辰，早在4月16日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张学良百龄华诞座谈会。同时，为庆贺张的百龄寿辰，张学良基金会、《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美国张学良研究会，也在夏威夷联袂举行了“张学良学术研讨会”。不久前，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又为他百龄华诞发来一封热情漾溢的贺电。现在，中国驻洛杉矶代总领事，又专程来到夏威夷海滨，他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亲自发给张学良的贺电，以及江泽民送给他的一只花篮送到张学良面前，张学良高兴得老泪纵横，江泽民的贺电是：
欣逢先生百年华诞，特致电深表贺忱!先生当年之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更将发扬光大。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颐养天年，谨此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江泽民
2000年6月1日于北京
张学良捧读江泽民的贺电，激动地对中国驻洛衫矶总领事说，收到江主席的贺电和花篮非常高兴，请向江泽民先生表示衷心的谢意。
2001年1月15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走完了漫长的人生长旅。张学良家属在美国发布《张学良病逝讣闻》：“女闾瑛、男闾琳侍奉无状祸延显考
张公汉卿将军讳学良府君恸于2001年10月14日下午8时50分奉主宠召，寿终正寝于夏威夷名特伯劳(STEAUB)医院，距1901年6月1日生得百年有一岁，积闰享寿百有五龄，闾瑛等随侍在侧，遵礼成服。谨择于10月23日上午10时移灵波扶域殡仪馆(BOETHWICKMEMORIAY.HONOLULU)大殓。并举行追思礼拜与公祭，旋即发引殡葬于神殿谷纪念陵园墓地(VALLEYOFFHETEMPLES，MEMORIALPARKCEMETERY)安息。叨世乡戚，在学族寅闻谊哀此讣未亡人于凤至赵一荻哀孤女张闾瑛婿陶鹏飞哀孤子闾琳媳陈淑贞等……”
江泽民在获悉张学良在美国病逝的次日，即从北京发拍一封重要的唁电。江泽民的唁电说：
张学良先生亲属：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
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六十五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薄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所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张学良先生千古!
江泽民的唁电，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这位数十年来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爱国将领的盖棺论定，也是对这位千古功臣最具说服力的人生总结。张学良虽然终老海外，至死没有实现回到日思夜想祖国大陆的夙愿。但是，在这位伟大爱国者病逝檀香山后，中共中央仍然给予他以极高的评价。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