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理纪念周上报告赴京之行①
毕万闻主编
(1936年2月17日，西安)
本人于上月二十六日飞赴南京，面谒委员长，请示剿匪机宜，直至十五日始返抵西安。此行除两度飞沪，拜访友好，治疗牙疾外，留京之时间甚久，所得之观感亦多，最重要的就是委员长就行政院长后②，总揽全国军政机宜，工作虽倍忙，而精神愈健旺，值此外交问题迫切之时，对西北剿匪工作益加关心，垂询指示极为详尽，亟盼西北匪患早日肃清，吾人身负西北剿匪之责，应如何努力奋斗，以期早日完成所负之任务，而不辜负委员长之苦心。自委员长就行政院长，长期驻京办公以来，京中各机关工作人员之精神亦倍极奋发，推其原因，实由于委员长伟大之精神所昭示，委员长既艰苦任事，受其领导之工作人员自能受极大之感动也。
(嗣即介绍晏道刚氏，略谓：)本部参谋长陆军中将晏道刚③，系陆大毕业，追随委员长多年，受委员长薰陶最深，极富于剿匪经验，今后深望诸同志在职务上切实接受晏参谋长指导。
(《西京日报》，1936年2月18日，第6版)
① 这是张氏在西北总部第12次纪念周上的讲话原词。1935年初冬，张学良已决心联共抗日，并从上海、前线和东大三地寻找与中共的联系，1936年1月20日，在洛川张氏已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见，初次商谈了合作抗日问题，并决定进一步商谈时间、地点。但在蒋氏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之时期，联共即“通匪”，“罪”莫大焉!因此，张氏拥蒋联共一致抗日的努力，至艰至危；迫于环境，不得不有许多违心之言行。本文集为反映历史原貌，也将这方面的文电酌予收入。但张氏的这类言行，可谓在非常时期非凡之举中所必有之事，似不宜以常理视之。
② 原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被刺出国医伤，1935年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议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
③ 西北“剿总”参谋长初定为钱大钧，但未能到任，后改任晏道刚，晏于是日就任。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