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欢宴出席陕西省行政会议官员席间的讲话①
毕万闻主编
(1936年2月18日，西安)
诸位同志：
此次藉着陕西省行政会议之便，与诸位见面，很觉得高兴。近些年来，陕西荒灾频仍，益以最近因剿匪关系，大军屯境，因之地方工作人员，倍极困苦艰辛，今天本部特备菲馔，略表慰劳之意，关于地方工作应兴应革的事情，想已在省府会议席上有详密讨论，不过现在本人还要藉着这个机会，把本人本部对于诸位和诸位工作上的希望，摘(简)要地讲一讲。
本人对于诸位的希望，第一，不要怕艰难痛苦。现在我们国家，一切的问题都陷于艰难痛苦中，我们时时处处自然都要遇到艰难痛苦，可是进一步来说，我们遇到了艰难痛苦，而能秉着良心，竭尽智能和艰难痛苦去奋斗，不但无所谓艰难痛苦，并且一定还能得到无上的安慰，惟有始终被艰难痛苦缚束住的人，才感到真正的艰难痛苦，如此说来，我们还怕什么艰难痛苦呢?
第二，不仅作事，还要修德。我常这样想，我们在公门作事的人，随时随处都可修德，所谓“公门中好修行”是也，所以我们务要在作事之外去修德。事业未必垂万古，功德却可留千秋。有一段故事我常讲，十几年前，我经过河北省磁州，现在改为磁县，我看见有一座祠宇，极为县人所崇奉，香火非常旺盛，考究这祠宇的历史，真使我们极为感奋，原来这座祠宇并不是哪位帝王显宦的，只是一位唐朝时候在磁州作过县令的崔府君的。由古迄今，有几多帝王显宦，死后都已淹没无闻，惟有崔府君因在任时廉洁自持，净作好事，遗爱在民，而竟能被人崇仰垂千年之久，可见修德确不比作事不重要。现在作地方工作的，固然有好多都已兼注意作事修德了，可是，难免还有少数人不能廉洁自持，从前我听到有人专愿意作苦地方的官吏，当时很以为奇怪，后来才明白，原来苦地方多半是偏避地方，法律达不到，预、决算等制度不完备，便于作恶，说到这里，真叫人痛心万分。试问存心作恶的人，良心何在，德业何在?
现在讲讲本部对于诸位专员和县长的希望，本部负着西北剿匪总责，委员长说过，剿匪工作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个主张确是由经验换得的，确实一点也不错。过去诸位负地方政治工作的人，固已尽力帮忙剿匪工作，但老实不客气地说，还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地步，现在特提出来几点最切要的希望，分条讲一讲。在没有说这些话以前，还要先解释一下现在我们的剿匪政策。现在我们对剿匪工作所采(取)的政策，最主要的就是封锁和稳扎稳打，因之在表面上看，恒以为失之笨拙迟缓，可是这确是剿匪唯一的最好的办法。这点诸位应该首先明了，根据这两种政策，总部所希望诸位的是什么呢?
第一，专员、县长要紧随军队之后，向匪区推进，招抚流亡，组织民众自卫，赶办清乡保甲，以为军队之支援，而免匪部绕道回窜。
第二，加紧训练地方团队，增强各县城及市镇防御工事，并且还得使地方团队能代替军队，确实守备后方，使军队无后顾之忧。各地方团队武器不良，这点本部地曾顾及到，本人已令军械库检查存枪，如有多余的，一定尽量发给地方应用，可是枪械发下以后，诸位必得特别注意保护，否则不但没有增强团队力量，反会被匪人劫去，有利于匪人。
第三，随时与军队联络，代雇向导，代购给养，代雇民夫，辅助军队运输。关于雇向导民夫，民间感受痛苦固然是事实，可是这确是不得已，无可避免，民间想要避免，必更感到痛苦。从前我坐汽车由天津赴北平，路上遇到一个农夫，非要上车不可，因为他说他要去北平，长途汽车已经开过了，后来我便让他上车了，在路上我和他谈了好多话，我觉得有一段话他说得最有意味，我问他当地驻军扰民不扰民，纪律好坏，他说军队根本无所谓扰民不扰民，纪律好与坏，只看当地百姓如何，如果当地百姓对军队正当的要求有人负责办，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怕当地没有负责人，于是军队不得不自动搜寻东西，而显着纪律坏了。深望诸位地方工作人员，对地方驻军的正当要求，要负责任，不要怕麻烦，因为怕麻烦的结果，一定要得到更大的麻烦。
第四，须要封锁匪区物质，断绝其交通，邻近匪区之谷米油盐布疋，及凡可供军事上应用者，均应设法屯聚于远后方，围以碉寨，严加保护，使匪无以掠夺，陕北匪区封锁不周密，以致匪区物质不缺乏，这是无可讳言的。深望诸位今后要特别努力于封锁匪区的工作，因为封锁工作是剿匪工作中最重要的办法，过去江西剿匪成功，即得利于封锁政策。关于封锁政策，行营有详细法规，那种法规在本人任行营主任时，曾命法规委员会慎密讨论，虽不能尽合陕北实际情形，大致还可应用，即望诸位本着那种法规去作，不必另定办法，如果认为有实在行不通的地方，可条陈意见，由本部加以修正。
第五，剿匪区各专员、县长统兼军法官。令诸位兼军法官，不仅求办事方便，诸位对地方所驻部队之军风纪，亦负有考查纠正之责，如发现部队有滋扰地方之处，能自己处理便自己处理，不能自己处理，可通告部队高级长官，或呈报本部，必要时与本人直接来函亦可，本人必秉公办理。
第六，切实督修碉堡，并应将各县区已成碉堡确数，呈报本部备查。关于碉堡政策，不但有些地方官吏与部队长官不甚信仰，即本人初负豫鄂皖三省剿匪任务时，也颇怀疑，后来因为碉修问题，在碉庐山与委员长商讨多时，终于信服委员长的主张。这种主张的确是由于若干经验换得的，实在不容我们怀疑一点。过去江西剿匪胜利，豫鄂皖边区股匪他窜，都由于碉堡政策使然，匪众畏碉已极，碉堡完成的地方，匪必不敢窜扰，至于筑碉堡器材的缺乏，与守碉任务的麻烦，这些问题只要我们肯努力设法解决，都算不了特别困难的问题，我们为了消灭赤匪，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完成碉堡政策。
第七，专员、县长应本与匪争民众之旨，对于匪区民众设法招抚，对于邻近匪区之民众，亦应特别爱护，务使半匪化之民众咸知感动来归，良善之民众不致与匪勾结。匪之兵力、财力均远不如我们，所以能苟延残喘者，即由于匪善于组织民众，利用民众，如我方能将匪区民众争取过来，则匪必自崩溃，关于招抚匪区民众办法，有明文规定，务望按照规定切实办理，给予相当训练工作及生活费，绝不准歧视、虐待，或仇杀，以致匪区民众不敢来归，或来归后，再跑回匪区。
第八，土豪劣绅实为制造土匪之根源，务要特别注意他们，分别严拿取缔。当地方官的绝对不能怕他们，勾结他们，对于那些把持地方、鱼肉乡民的土劣要绝对严办，自己办不了，可以密报本部核办。要知道，办一个万恶的土劣，等于救了多少民命，正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不只是作事，而且还是修德。的确，现在各地方就缺这种能爱民、能救民、能替老百姓伸正义的地方官。至于认为尚可向善的豪绅，当然也不必办之过苛，倒可以劝告他们，利用他们，给他们相当的工作做。
第九，按照公路计划赶修公路，如公路一时不能完成，而军用之要道与桥梁，必须设法修筑，并应加意保护。公路政策和碉堡政策并称为两大剿匪要诀，委员长均极重视，事实上亦均极收效。对公路政策，诸位应与碉堡政策同样重视，切实负责修筑，千万不要只注意公路长度，务求公路能使用，更不必管某条公路为某部队所筑，或某条公路为某公路机关所筑。凡关筑路，地方官能帮忙即应帮忙，能自筑的即行自筑。
第十，专员乃专为剿匪工作而设，所以各专员，务必要与剿匪机关或部队取得密切联系。过去陕西各专员与剿匪机关部队联系不甚密切，这是无可讳言的，今后务要设法多取联系，以增强剿匪力量，至于本部是负西北各省剿匪总责，当然要间接直接的指导专员施政，并认真考查各专员成绩，秉公奖惩。
最后，我还要特别提出一点意见来，作诸位立身任事参考之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作事情所犯的最大的毛病，便是不确实。比如地方长官或部队长官虚报完成若干碉堡，击毙若干土匪等事，他们为了当差，为了应付长官而虚报，可是由于他们虚报，旁的地方，旁的部队，往往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我常这样说，丢官事小，丢人事大，这话也许太苛刻了，本来，官算不了什么，绝不能为了作官而欺心，而说谎，良心到什么时候都要有，人格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抛掉。诸位同志，现在我们的国家，匪患未清，国难日深，民族已到生死关头，诸位在地方上工作的人员，对于肃清赤匪，解除国难，复兴民族之工作，直接间接所负责任重大，诸位应淬砺奋斗，俾能克尽职守。
(《西京日报》，1936年2月19-20日，第6版)
① 陕西省行政会议于1936年2月15日在西安举行。张氏于18日下午6时在西北“剿总”大礼堂欢宴出席会议之主席团及各专员、县长，此篇是他的即席讲话。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