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将军与阎良镇的一二轶事
朱任天口述 朱民志整理
杨虎城将军为国家、为民族和为社会谋利益的事迹，自有史家记述。我在这里要谈的，只是自己亲身接触和参与的几件小事。这些事虽不是什么重大的社会事件，但通过这些小事，我们可看出将军的可敬品德和优良作风。不过，由于时间久远，现在要一一追记起来，错误一定是难免的，尚请知者批评、指正。
阎良镇是临潼县最西北的一个小市镇，北邻富平县，西接三原县。在旧社会，它是个偏僻穷苦的小镇。它虽有良田千顷，人口万余,但在一九三五年以前，这儿连一所小学也没有。孩子们上学，还得跑到关山等地去，很不方便，以致不少学生失学（特别是无钱远走的）。这是大家很感痛惜的事。
一九三五年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期间，我便想请他资助在阎良办一所小学。
我和杨虎城将军并不认识，怎么想到请他资助呢？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他当时提出要倡办“新陕西”，文化自然要算一项了。此其一。他很重视教育事业，如在蒲城县办了尧山中学，还资助了不少出国留学生。此其二。再说，阎良镇还是当年靖国军的驻防地。此其三。据此三点，我想找他是有希望的。
这年七、八月的一天，我去西安找杨虎城将军。由于以前不认识，要见面自然不容易，我就事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陈述阎良镇确实需要办一所小学，请他资助兴办。第二天早饭后，我到新城去，把那封信交给了新城的卫士，烦他传递上去。记得那卫士还很客气，接过信就拿进去了。我正焦急地等着，那卫士出来老远就向我笑着说：“请你进去哩！”我不知是过于兴奋，还是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几乎呆起来了。他大概以为我没听准，走近我后，又笑着说：“请你进去哩！”我连忙笑着点头道：“这么快，太好了！”那卫士领我走进了一座大楼的办公室里。一进门，一位接待人员向我问话。通过姓名，随即高兴地对我说：“朱先生，你的事很有希望啊！”我忙问：“杨主任看过信了吗？”“看过了，看过了。看样子，他很高兴哩！”“我可以见他吗？”“当然可以。不过，他今天很忙，不能接见你了。他约定后天十二点见你，和你谈谈。”事情竟会这样顺利，真叫人太高兴了！我正准备告辞，这位工作人员又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张名片给我。记得上面大概是写着“办公厅机要秘书周梵伯”等字样。他还说：“如果卫士挡你，你就说你是我的朋友。”
约好的那天十点左右，我偕同阎良在西安住家的宁毅侯先生到了新城。卫士问：“找谁？”我说：“周梵伯。”我又拿出了那张名片给他看。卫士点了点头，竟让我自己进去。记得里边有六七道岗，我都是照例让他们看看那张名片；一直到一座大楼前，才有一位卫士引我们进楼去。我即刻又见了周梵伯。他引我们到会客室去等待杨主任，由他作陪。（周未问宁是谁，可能以为是我的亲戚或同乡吧！）会客室里很整洁，很清静。里边坐着十八、九个人。从穿着上看，他们都是军政人员。“杨主任是个什么样儿？……我怎么和他谈呢？”我正在胡乱地想着，会客室外响起了皮鞋声。周小声说道：“杨主任到了！”他说着已经站了起来；我和宁先生也忙站起来；那十几位也都肃然起立了。大家刚起立，一位身材魁梧、面貌英武、穿着一身褐色毛织品制服的人，已出现在门口。我一眼认出：这就是杨主任！他在门口稍停了一下，环视了一下众人，随即双足立正，向众人十分郑重地行了一个鞠躬礼。我心里不禁暗惊道：“嗬！看像貌，是一位气度威严的将军，他却又是这样斯文、温雅，更象是一位学者。”
我正想着，杨主任问道:“哪一位是朱先生？”——我记得很清，他是操着宏亮的蒲城口音问的，把“哪”字念成“呀”。
我随即答应“是我”，周也同时介绍说：“这一位。”我忙笑着向前走了一步，杨主任迈过步子，两下便走到我跟前，点点头说：“坐下，坐下。”我即说：“阎良同仁向杨主任问好。大家很想念您……”
“谢谢诸位。”他微点点头，随即说：“我们不要客气。你办的是什么学校？是不是两级学校？”
“希望能办所带高小的。”
“计划了吆？得多少钱？”
“得两千元。”
“好，我担任一半，行吗？”他微笑着。
我原想要他出两千元。但是，我们并不认识，一见面他就慷慨地给了一千元，我实在被感动得不好再启齿了。只说：“谢谢杨主任。这已经可解决问题了。”他忙叮咛道：“不客气了。取钱和其他事宜，你和周秘书商量。我不能陪了。”他言简意赅地交代了一下，就和别人谈话去了。
当时还用着银元。我领取了一千块钱，回到旅社后，即向当时的《西京日报》等两报社写稿报道了这则消息；还写了一篇鸣谢。第二天，消息和鸣谢都登出来了。我从街上走过，听到很多人在谈论这件事，真是街谈巷议，有口皆碑啊！
这消息传到阎良，当地的群众更是高兴极了。
我回到阎良，即日动工兴筑。我们还成立了建校理事会。我被推为理事长。我向大家提议：应当聘杨主任作名誉理事长。大家都觉得很好。不过，一个省上的主任，要作一个小集镇小学的“名誉理事长”，他肯吗？——有人曾这样想过。但是，杨主任对教育事业是这样热心，大家觉得是很有希望的。于是由我给杨主任写了一封信。说来真快！没有几天，他来信欣然地接受了。我把这消息一告诉大家，立刻全都欢腾得雀跃起来了。此后，我们还请他亲笔给阎良小学写了校牌和校训。
这年年底，校舍就落成了。计有教室四座，师生宿舍二十余间，桌凳百数十件；时钟、风琴、油印机等设备大都粗备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这所崭新的学校开学了！
“西安事变”后，正是杨主任军政纷纭的时刻，我和几位同仁到西安去看他。当时空气很紧张，他很忙，没有接见我们。但是，最使我感动难忘的是，就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给我们批拨了三千块钱（纸币，但价值和硬币差不多）的扩建费，行文临潼县政府拨付。后来因为蒋介石背弃“诺言”，迫杨主任下野。杨主任一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该县托故始终一文不给。三千块钱未拿到一文，学校扩建成了泡影，虽然如此，但杨主任在自己情况那么危急的情况下，还念念不忘教育事业的善意苦心和先公后私的可贵精神，却深深地渗入了我的肺腑。
一九三五年冬，我在报上（好象是《西京日报》）看到了修筑咸铜铁路的消息，初看，自己非常高兴，但仔细一看，原来根据消息所报导的计划，这条铁路并不经过阎良镇，而是由三原穿过瓦头土塬直达富平。我感到这样不如走阎良镇有利。因为由三原直达富平虽不绕道，却要费很大的力气打通瓦头土塬。若拿开凿瓦头土塬的钱来修绕阎良的铁路，不是也不用更多的投资吗？况且，阎良镇若有了车站，同（原称同州，今大荔县）、朝（朝邑县，现并入大荔县）甚至山西过来的货物都可在此集散，自然铁路上的收入也多一项了，这岂不很好吗?我越想越觉得有理，就和李澂溪、高文渊等同仁商量了一下，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了杨主任（当时的省主席是邵力子先生）。
说来真快！信去了没有多少日子，杨主任就派了一位工作人员来阎良找我（我当时任联保主任，不过我没有告诉过杨主任，他是不知道的）。这人是位青年人（蒲城人），记得似乎是姓郭。他是坐汽车到阎良来的。他说他是行政人员，不是测铁路的；来的目的是和我谈谈有关铁路经阎良的一些问题——记得他拿着省府的指令，还拿着我们的“建议书”。
姓郭的回去不久，当时的省府就决定了咸铜铁路经过阎良镇，设立阎良车站；废去了由三原穿瓦头直达富平的决定。接着，省上就派来了一位工程师，坐汽车到阎良找我。此人是上海人，当时约四、五十岁，姓彭还是姓庞，我已记不确了。他来找我的主要意思是，有些勘测和修筑的具体工作，要乡亲们帮忙，我们自然高兴的答应了。
咸铜铁路通车二十多年了，每当我在阎良车站上下车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当年杨虎城将军善于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宝贵精神，说起来真令人钦佩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