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京招待所
宋连生
12月12日凌晨5时许，西安城内未曾睡觉的人们，隐约听到了从临潼方面传来的枪声。与此同时，西安方面也开始行动。随着城内军事行动总指挥赵寿山发射的三颗信号弹升空，整装待命的十七路军各部队向盘踞在西安各处的蒋系势力发起了猛烈进攻。一时间，西安城枪声四起，偶尔还夹杂着几声炮响。
看到信号弹，席珍儒、何永安等几位连长，立刻解除了城内蒋系宪兵和市警察的武装。宋文梅和李锦铎连长率领宪兵营和卫士队的部分士兵，穿街过巷，跑步向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靠近。
西京招待所，位于新城东北部的尚仁路上，是一座呈人字形的两层楼，房子相当坚固。招待所有围墙，开前、后两个门。随同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蒋作宾、邵元冲、蒋百里等十多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随从和卫士都住在这里。
天刚放亮，十七路军宪兵营和卫士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并向大院发起了攻击。南京大员们的随从卫士凭借坚固的楼房，居高临下，从窗口向外射击。宋文梅、李锦铎分别带领几个士兵，击毙了把守前、后门的门卫，冒着密集的弹雨，率先冲进招待所，同防守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随着攻击力量的加强，顽抗的士兵很快被解决了。
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高官们头一天在新城大楼吃得酒足饭饱，正沉浸在酣甜的梦乡里，听到骤然响起的枪声，一个个魂飞魄散，不知出了什么事。有的急忙找衣服，有的连声喊卫士。他们的太太，更是披头散发，连哭带喊。片刻工夫，楼上楼下，房里房外，乱作一团。枪声、吵嚷声、呼号声、脚踢楼板声，响成一片。在混乱中，十七路军官兵已冲进房间。那些大员和他们的太太想逃不得逃，只好极不情愿地束手就擒。
十七路军官兵命女眷仍留在房内，把官员们一个个押下楼来，关进大客厅里。这些高官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一个个你瞅我，我瞅你，惊疑交集，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枪声已经平息。十七路军官兵又在招待所各处仔细搜索。最后把大客厅里的官员一一核对，发现少了三个人：一个是邵元冲，一个是万耀煌，还有一个是陈诚。宋文梅等人心中焦急，心想：包围这么严，搜查这么细，难道这三个人插翅飞了不成?
事情是这样的：邵元冲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听到枪响，赶紧打开窗子跳到院子里。又一口气跑到墙根，鼓足力气爬上墙头，心一慌，一下栽到墙外。为了活命，也顾不得疼痛，爬起来接着跑。墙外的士兵看到了他，喊他站住，他不听，仍没命地跑。士兵不得已，连开两枪，把他打倒在革命公园东墙外。后抬到省医院，因流血过多而死去。
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了妻子房间的橱柜里。因万耀煌师已进驻咸阳，张学良命宋文梅将他带到新城，希望他能够到咸阳制止其部下的行动。经过多番劝解，万仍不敢去新城。特别是他的妻子，非常执拗，坚决不让他去。后经陈调元、蒋作宾等人劝导，他才随着宋文梅一同来到新城。而他的部队，昨夜听说西安发生巨变，不知底细，便渡过渭河，退驻秦岭一带。
陈诚与蒋介石有很多相似之处。黎明时分，他听到枪声，意识到可能大事不妙。他头脑比较镇静。下床后，先是把前一天在临潼拟好的秘密“剿共”计划，从衣袋里掏出来撕得粉碎，丢进抽水马桶里用水冲走，接着就悄悄躲藏在招待所的地下室里。
杨虎城的部下把招待所搜了个遍，就是找不着陈诚。到客厅后面的烧火室询问马佚，得知陈诚并没有跑掉，便又继续搜查，一直搜查到地下室。一名叫汪国鑫的班长发现墙角有一个空啤酒箱子倒扣着，产生了怀疑。他走上前去把啤酒箱翻过来，只见下面蜷伏着一个满身尘土的矮个子。他抓住这个人的衣领，将他提起来，大声叫宋文梅：“营长!这是不是陈诚?”宋文梅一看，不错，正是陈诚。陈诚的个子本来就比一般人矮，这会儿又被汪国鑫提着，神情尴尬，面色惨白，只有手脚还在空中动着。官兵们看到陈诚这般模样，觉得滑稽，止不住嘻嘻哈哈地笑出声来。宋文梅上前走了几步，拍了拍陈诚的肩膀，讥讽道：“军人嘛，怎么这样丢人?”还有一个士兵伸着舌头做了个鬼脸，打趣地说：“哎呀，多亏是这个短小精悍的将军，在小木箱里藏得下，要是那个大胖子8，可不中啊!”经过一番取笑羞辱，陈诚被押进大客厅。战斗结束后，杨虎城知道了这件事，严肃批评宋文梅等人，告诫他们不能对被俘人员进行人格羞辱。
战斗结束后，十七路军官兵在大客厅里进行了一番认真清点。首先向受惊的旅客赔礼道歉，让这些人另找地方居住。又把误抓的东北军的人们请出去，把南京大员的随从人员和活着的卫士另关到新城北边的一座房子里，由席珍儒统一管理。在西京招待所的客厅里，只留下了南京大员们，由李锦峰负责看守。
不一会儿，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以及住在花园饭店、西北饭店等处的蒋系幕僚，也相继被十七路军官兵押进西京招待所。据说，晏道刚和江雄风听到枪声骤起，都极度紧张，慌忙互通电话询问情况。但当时他们已被监视，无法知道究竟。于是晏道刚急忙给张学良公馆打电话，打了几次打不通。又往新城大楼杨虎城那里打电话。恰好，张学良正在那里坐镇指挥行动，便抓起电话问晏有什么情况。晏说他的住地已被包围，行动失去了自由。张说“现在我也不自由”，说完就挂上了电话。听了张学良的话，晏道刚马上转忧为喜，以为是蒋介石说服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把坚持联共抗日的张学良软禁了。然而不到几分钟，十七路军却来人把他抓起来了。
南京大员们过惯了自由享乐的生活，现在被关在大客厅里，又是冷，又是饿，又没有烟抽，一个个愁眉苦脸，垂头丧气，无法忍耐。无党无派的“客卿”蒋百里想起昨晚赴宴的情景，目睹今日现状，哀叹说：“昨为座上客，今做阶下囚!”其他人也都随着连连点头，跟着叹起气来。只有陈调元摆出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儿，手拿一盒香烟，边摇边嚷嚷：卖烟，卖烟，上等香烟!现钱交易，五毛钱一支，此时此地，不算贵吧!这才把客厅里死一般的气氛活跃了一下。直到下午4点钟，张学良去看他们，他们才吃上这天的头一顿饭。饭后，又分别回到各自的房间。
在宪兵营和卫士队包围、搜查西京招待所的同时，西安城防司令孔从周指挥他的警备二旅和炮兵团等部队，迅速解除了中央宪兵二团、保安处、公安局、警察大队以及驻西安的蒋系各零散部队的武装，控制了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查封了国民党各大银行在西安的分行，接管了西关机场，几百名空军飞行员、技术员和地勤人员以及国民政府的五十架飞机被俘、被扣。
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夫妇也被拘捕。邵住在省政府后楼，头天晚上参加宴会，12时才回去就寝。睡梦中，被突起的枪声惊醒。听到枪声由远及近，他猜想，可能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军心不稳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无法查询情况，他就下楼去了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省政府只有中央宪兵的一个连轮流值岗，没有激烈冲突，枪声很快停息了。邵力子被拘捕时毫发无伤，只是省府办公室内的桌椅、文具柜等全被毁坏，他的太太傅学文的右手被一颗流弹擦伤。
这次行动，还拘捕了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教育厅长周学昌，西北“剿总”政训处长曾扩情等蒋系官员。公安局长马志超乘混乱之机，化装成人力车夫，逃出西安。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被十七路军士兵活捉后当场枪毙。整个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从凌晨5时起，到上午8时止，用了不到3个小时，东北军和西北军就完全控制了西安。
在西安以外，驻兰州一带的东北军五十一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立即调遣兵力，采取行动。他们不鸣一枪，迅速解除了朱绍良绥署一个团及二个炮兵营的武装，控制了兰州全城和兰州飞机场。
也有例外的情况。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八旅旅长黄永安，接到张学良关于占领洛阳全城、封锁洛阳飞机场的命令，拒不从命，还把张的电令交给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祝绍周马上通知樊松甫率四十六军去占领潼关。当时，杨虎城也曾命令十七路军驻大荔的冯钦哉四十二师渡过渭河去占领潼关，但冯钦哉行动迟缓，比中央军晚了4个小时。结果，战略要地潼关被中央军占领，为事变的后期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此外，由于十七路军交通处长兼西安邮电局局长黄念堂向南京告密，南京方面即通知驻洛阳的空军司令毛邦初及洛阳航空分校校长王勋，让他们派直升机前往临潼救蒋。然而，洛阳航空分校飞行组长蔡锡昌驾机于12日上午10时在华清池附近一降落，即被东北军拘捕。
从12日下午起，被扣押在西京招待所的官员们都回到原来的卧室，只是房间被搜查过了，个人衣物也有遗失，生活待遇与以前相比更是有天壤之别：晚餐仅一碗米饭一盘菜，夜间没有暖气，每人一床毛毯。另外，招待所里警卫森严，各房间不许关门，室外有卫兵巡视。
12日下午和13日，张学良分别两次看望了被扣押官员，对他们的受惊致以歉意，说明自己对蒋介石、对诸位军政大员并无任何恶意，仅是为了劝委员长答应停止“剿共”内战、发动全民抗战。官员们没有几个如蒋介石般强硬，多数较识时务，七嘴八舌地表示：张、杨的行动精神可嘉，自己也愿意同张、杨一起劝说委员长同意抗日。当然，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表示，张、杨的做法值得商榷，万一委员长被流弹击伤怎么办；千万不要让共产党插手。张学良则向诸位军政大虽表示道歉，在事件没有解决前还得让诸位委屈几日，至于共产党代表来了保证不会对诸位有任何伤害。
13日，张学良特意看望了陈诚。张学良与陈诚较熟。张学良任武汉行营主任时，陈诚曾是他的部下，在武昌行营任陆军整理处处长。正因为有了以前的这种亲近关系，陈诚才得以在目前时局及对策等问题上直言不讳。他坚决反对张、杨扣押蒋介石。他对张说：现在什么都不要讲，只有一句话，赶快送委员长回南京。他还质问张学良：“你把老头子扣起来，把中国交给你，你有什么办法搞好?”他表示自己要与委员长共生死，甚至说：“如果蒋遇害，就早一点把我枪毙。”9张学良只好耐心解释说，发动兵谏的目的是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能够接受，放蒋及所有随行人员毫无问题。
事实上，陈诚并不反对抗日，不过他认为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要到1938年年底，整编好六十个师，方能和日本人打。他最怕的是共产党插手。听了张学良的解释后，他对张说：“汉卿，我有一句最要紧的话，就是咱们自己人什么事情都好办，什么话都好商量，但是你千万不要让戴红帽子的来，他们一来，我们就完蛋了。”张学良反问：你为什么那样怕他们?共产党人也是讲道理的、爱国的，用不着怕他们。如同陈诚没能说服张学良一样，张学良也没能说服陈诚。对红军的敌视态度，陈诚始终没有改变。甚至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陈诚还对部下说：“这次西安事变亏共产党方面没有同情张、杨的举动，否则会闹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仅蒋个人垮台，连同被扣留的高级人员生命都不能保险。”10
到了14日，在押官员用餐均改为西餐，并按居住条件，分东西两处自由结合共餐。陈诚在东边，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等以卫立煌的房间为中心。西边蒋方震、陈调元、蒋鼎文、朱绍良和陈继承夫妇以陈继承房间为活动场所。15日下午，所有人员搬到张学良公馆附近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宅邸，室内用品均由西京招待所搬来，每室有三个便衣监视，院内武装士兵十人，每人发《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各一册，每院送麻将一副，每室银洋二百元，以资消遣。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宋连生.--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