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杨家沟的日日夜夜
陈志学
194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经过整整8个月的转战，转移到了米脂县的杨家沟。杨家沟是米脂县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原来是地主的庄园。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重大会议。周恩来住的窑洞是一明一暗，共两间，里面是卧室，外面是个大间，作为会议室。
为总结18个月解放战争的经验，解决与战争密切联系的土改、统一战线问题，根据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全国胜利的纲领和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决定12月在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
为了使中央会议顺利进行，一到杨家沟，周恩来就紧张地投入到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他召开了一系列小型会议，研究战局，研究土地改革政策和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他当时的警卫战士回忆道：“周副主席的工作效率高，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干什么事都很认真，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果来不罢休。他写东西速度快，一气呵成。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要写东西事先和我们打招呼，不让打扰他。”
12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伟大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已在杨家沟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外，还有陕甘宁边区的负责人彭德怀、林伯渠、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张德生、王维舟，晋绥边区负责人贺龙、李井泉、甘泗淇、赵林，中央后委机关负责人李维汉、王明、谢觉哉、李涛等19人。中央工委和其他解放区负责人因交通不便没有参加。这是撤退延安后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从12月7日至24日，开了18天的预备会议，主要是讨论毛泽东所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稿。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大家一起座谈研究。周恩来除了参加各个问题的讨论外，还要抓解放战争一年半的总结，对敌我双方的各种统计数字，他都亲自同参谋人员一起计算核实，并且统管会议的组织、秘书和行政等工作。
12月25日至28日正式开会。毛泽东在25日就他的报告做了说明，他主要讲了敌我形势、统一战线、美苏关系3个问题，接着和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12月26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他说：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7月的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使南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小河口会议时，敌人完全占了主动，而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因为敌人已完全被动。敌人248个旅中，受到歼灭或歼灭性打击的达到145个旅。地区发展得更快，停战令时原有的230万平方公里，现已恢复，约占全国的32％。在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面，学生运动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发生了3次高潮：抗暴，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农村游击战争在闽、浙、皖有很大发展。他在报告中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做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我们的供应主要是取之于敌。”在讨论中，他先后就财政经济、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问题做了多次发言。他说：晋绥土改的战略方向是对的，“但对军队中地富和农村中中农问题则不够慎重”；“土地与浮财，在农民中应该提出主从轻重，不应钻在角尖里”；对中农、贫农间的矛盾同农民、地主间的矛盾不应并列；在整党中“不必重复联共清党中的缺点”。这些，都是为了纠正在土改和整党中已开始出现的“左”的偏向。
在28日会议结束的那天，毛泽东做结论说：这次会议是一次令人高兴的会议，与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发展中召开的。二十年来未解决的革命力量在斗争中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虽然我们工作中还有严重的缺点，困难还很多，但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次会议所制定的政治、经济纲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纲领有进一步的发展。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交新华社公开发表后，在党内外和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收到后，大大提高了对形势的认识和胜利的信心，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向工人、学生、各界爱国人士宣传后，团结了更多的群众，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使反内战、反饥饿的群众斗争更加发展。
党中央在12月会议期间，同时也指挥解放军在各个战场进行胜利的反攻。经过历时半年艰苦复杂的斗争，我中原三路大军密切配合，机动作战，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中原防御体系。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9个月的艰苦作战，越战越勇，收复了大片失地。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又12个独立师，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连续作战3个月，共歼敌15.6万余人，迫使东北敌军退缩固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同时，晋察冀、晋冀鲁豫、胶东、苏北等战场，也不断取得胜利，收复大片失地。
转眼就过年了，1948年1月11日，周恩来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做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一年来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说：“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他特别强调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军队打到外线去要特别注意政策，“掌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消灭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城市政策更重要，不要毁坏。在韩城搞得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琴!”他特别强调反“左”的倾向，尖锐地指出：“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因为你以为很左就很光荣，但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在土改中有些连中农也不要了，很容易孤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
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还花了很大力量来研究土地改革和城市政策问题。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现在留下了他在这段时间里手写的两份笔记。一份的题目是《占有与使用问题》。另一份包括了4个问题：一、地主与富农的定义及区别；二、地主富农中的几个问题(破产地主问题，经营地主问题，下降地主问题，下降富农问题)；三、贫雇农与中农问题；四、小资产阶级问题。关于城市政策问题，周恩来也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多次指示。3月份，他电告各野战军前委：务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必须严令各部队在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反”。为防止部队进入城市后触犯外交政策，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凡有关外交行动及外交政策之决定，必须报告中央批准后，方可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另外，周恩来还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和统战工作，发出许多指示。
周恩来在12月会议前后进行的一系列紧张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迅速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和革命胜利后所进行的各项建设事业，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