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长征路上 一、战略大转移
李志英
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相继失陷，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形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中央主力红军被迫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开始了世界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一、战略大转移
早在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的时候，李德一方面不顾敌我兵力悬殊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的主力，修筑坚固工事，准备坚守广昌。而另一方面却考虑一旦决战失败就准备进行战略转移。所以他曾同博古说过，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西去，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实际上在长征的半年前，就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1)一方面在苏区积极扩大红军队伍，建立新的兵团，先后成立了好几个师，扩大红军近10万人；另一方面积极作好武器弹药的准备工作。
5月，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已逼近中央苏区的腹地，红军作战已十分困难，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重要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共产国际于6月25日来电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还说，“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2)对共产国际的来电，博古、李德并没有很准确的理解，并根据其精神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规划。政治、军事分别由博古、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3)但转移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上没有充分听取政治局成员的意见，随着历史的延伸，博古越来越深刻地感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正像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4)那时博古过于迷信李德，即使在李德指挥失败时也是这样。
张闻天在他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5)他当时负责政府工作。可见在长征前从思想到物质以及组织上的准备都是很不足的，这都是后话了。
1934年的夏天，王稼祥给博古通了个电话，指名要调邓小平同志到总政治部来工作。博古回答：“不行，邓小平犯了错误，不能分配工作。”王稼祥接着说：“不!他是个有才干的同志，我们总政很需要这样的干部!”博古还是犹豫不定。王稼祥坚持说：“我要的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错误!”博古最后同意了王稼祥的意见。邓小平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总政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6)
7、8月间，为了做好干部的思想准备工作，博古找到李维汉，指着地图对他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湖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做好转移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
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7)根据博古的指示，李维汉分别到江西、粤赣等省委把博古的意见作了传达。
进入9月后，红军的处境更为困难，部队不仅粮食弹药给养十分缺乏，而且干部战士的思想也很混乱。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主动找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李德是一个很主观的人，他不仅听不得刘伯承的意见，反而训斥刘伯承“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结果不但意见没被采纳，两个人为此吵了起来。(8)
不久，博古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找刘伯承谈话，要他尊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意见。为了缓和矛盾，借一部分中央领导干部调到各军团的机会，将刘伯承调到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的职务。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初步打算前往湘鄂西与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合。
当时突围转移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以李德为主，周恩来作具体协助工作。高级干部的去留，则是政治局讨论后，由博古拍板决定。博古说：“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9)党中央、政府、共青团、总工会等各部门的干部，则由各部门的负责人决定后，报博古批准。
为了做好转移的思想准备工作，张闻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于9月29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文章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红军主力与新苏区，以吸引敌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面而歼灭之。”(10)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了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000余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工作，博古与周恩来致电凯丰和刘少奇，命令他们分别到红九军团、红八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还派陈云到红五军团担任中共中央代表。
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命令：“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共同行动”，并规定第一纵队各梯队分别于10月10日18时出发。(11)当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离开驻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参加长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人员以及中革军委各总部和红一方面军共计86859人。中央机关和军委分别编为两个纵队。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合编为中央纵队，也叫军委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中革军委系统编为军委纵队，也叫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博古就编在这个纵队。
博古所在的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钟伟剑，政治部主任是王首道，纵队下有三个队：博古等编在中央一队，王稼祥等编在中央二队，毛泽东等编在中央三队，这是长征首脑机关所在纵队。
当时跟随博古一起的是从国家保卫局精减下来的一些人员，警卫班长罗正基，警卫员有康念祥、吴振英、陈先光、陈年标等。长征开始给博古备有两匹马，一匹用来驮中央文件的挑子和衣物食品等，另一匹则做为博古行军时的坐骑。出发时博古眼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身穿从苏联留学回国时带回来的一身斜纹呢大衣，脚穿布鞋，打着绑腿，腰上别着一支勃郎宁手枪。
长征出发前，中央在瑞金沙洲坝，军委在乌沙垅。1934年8月1日国民党飞机轰炸瑞金后，中央迁往云石山，军委迁往梅坑。1934年10月10日红军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长征出发是隐蔽进行的，所以一般都是黄昏或半夜出发，军队在黑夜的笼罩下开始悄悄地离开驻地，不惊动当地群众。
红军战士一个个身穿着灰色的粗布军装，背着枪支和弹药，身上还带着干粮，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行进在崎岖的道路上。整个大队伍的行动十分缓慢，一天才走几十里地。因为他们携带了很多辎重，一大批运载的骡马，驮着印刷机、兵工厂和造币厂的机器设备，还有几千副担子，挑着各种“坛坛罐罐”，这哪是行军打仗，简直就是“大搬家”。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这样的记载着：“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12)兵贵神速，而红军队伍不仅不能轻装前进，还要背着这样一些大包袱，给了蒋介石调集部队进行堵截的充足时间。虽然这些“坛坛罐罐”大部分在长征途中不得不扔掉了，但付出的血的代价却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注 释
(1)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75页。
(2)《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7页。
(3)《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62页。
(4)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17页。
(5)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16页。
(6)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80页。
(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43页。
(8)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7月版，第73页。
(9)秦邦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第17页。
(10)《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11)《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148页。
(1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3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