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李志英
1935年6月8日，中央红军在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后，接着，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12日，先头部队在达维镇附近的木城沟土桥上与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们蜂拥而下，紧紧握住红四方面军战士的手，最亲密的战友会合了怎能不激动呢?不少人欣喜若狂热泪盈眶，这些身经百战的工农子弟兵，在艰苦的日子里从来也不流眼泪，可是今天不少人哭了!这是胜利的喜悦，这是阶级感情的流露。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传到军委总部后，6月13日，博古主持的总政治部向各军团首长及政治部发布了《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指出：
“我们先头部队已与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取得联络，各军团政治部应立即进行：(一)迅速传布已经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捷报，提高红色战士情绪。”“(二)解释两大主力的汇合，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赤化川西北，以至全四川。”“(三)在部队中发动与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1)
两军会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翻越夹金山的信心与勇气。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会师以后，中共中央对当时国内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地区以后，又步步进逼，调集大批侵略军进关，蚕食华北地区。而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则步步退让，6月9日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这一系列行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到主要方面，如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可以促进民族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宣言号召全国陆海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根据这一指导思想，6月16日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给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去电，提出了“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设想，希望得到四方面军的答覆。
《前进报》也根据中央的精神，阐述了“夺取松潘，赤化陕甘”的口号，指出：“必须继续前进，实现在川陕甘建立新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实践证明，中央对形势分析是正确的，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为了统一思想，决定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与张国焘商议约好在两河口交换看法，博古参与了这项工作。
6月25日下午，博古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一起在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这时天下着大雨，博古与其他中央领导，冒着雨赶到离镇两三里路的欢迎会场。下午五点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马，后面紧紧跟随的几十个骑兵奔驰而来。博古和毛泽东、朱德等人迎了上去，张国焘翻身下马，他身穿灰布上衣，头戴八角的红星军帽，脸上浮起了笑容，他与欢迎的人一一握手。在欢迎会场上一方面军的指战员高唱歌曲，欢迎四方面军的代表到来。毛泽东首先致词欢迎张国焘的来临，张国焘致了答词，在答词中还坚持认为；“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建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欢迎的晚餐就在关帝庙内举行，餐桌上毛泽东谈笑风生，因为他是湖南人，爱吃辣椒，风趣的提出吃辣椒的人是最革命的。这时坐在一边的博古也畅谈起来，因为他是江苏无锡人，不爱吃辣椒，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江南人不吃辣椒，也有不少革命者，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张国焘在笑谈中感到十分沉闷，他以为在宴会上一定会提到他开创川陕苏区的好经验和业绩。可是大家谈的却是一些吃辣椒的琐事，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张国焘来说，的确感到有点不快。宴会后张国焘被安排在一家店铺里休息。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的大殿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林伯渠等人，其他高级将领也都参加了会议。
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报告，他着重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进一步提出在什么地方创建苏区的问题。他认为应当有几个条件，第一要便于作战，就是地域要宽阔一些，这样便于机动作战。第二是要人口较多的地方，群众条件方便，红军才有条件发展。第三经济条件要比较好，容易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根据以上条件，他认为在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是比较有利的，因此两大主力会合后，应当继续北进夺取甘南。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为了高度机动大量歼灭敌人，在指挥上的问题是必须集中统一，要把指挥权集中到军委，并且强调这是最高的原则。(3)这些话对张国焘无疑是一种压力，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会师时有12万兵马是一方面军的4倍，他希望一方面军听他的指挥。对高度集中指挥的意见，张国焘是不能接受的。
接着张国焘发言，他先介绍了川西北的情况。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接着他提出了三个计划，并作了分析，认为“川陕甘计划”没有可靠的后路，而“北进计划”会受到胡宗南的阻击，消灭不了胡的主力，甘南很难站稳，而且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困难，所以仍主张以西康为后方，南下成都，在川康立足，如果不行再北进不迟。接着彭德怀、林彪发言，他们支持北上的观点。
这时博古讲了话。他简洁干脆地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做出模范，现在川陕甘的计划很好，首先是在甘南，充分做好群众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就会影响到全国的革命形势。现在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的军队，这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他的讲话有力的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北进计划。最后由周恩来做了结论。张国焘在会议上陷于孤立，不得不暂时接受中央北上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他的内心并不同意，仍然反对北上。
会议作出了决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决定(洛甫)”。(4)
当天晚餐的时候，博古的一个卫兵感到子弹太少，打起仗来会麻烦的。他看到四方面军的弹药比较充足，于是提了一块牛肉，找到了张国焘的通讯班，想换一点子弹。通讯班的战士认为子弹是不允许随便交换的，而博古的卫兵认为都是自己人，用牛肉换子弹也是很公平的买卖。由于看法不一，又加上言语不通，结果吵了起来，搞得不欢而散。虽然这是战士间的一点小小的误会，但在博古和张国焘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个阴影。(5)
晚饭后，博古找到张国焘一起交换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博古提出中央在军队的建设中改变了旧军队那种官长与士兵的关系，目前红军官兵之间都是同志关系，这是革命军队不同于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博古直率地提出了四方面军中仍沿用队夫、马夫等名称，是保留了过去旧有军阀的观念。张国焘听了感到十分不耐烦，认为沿用旧称呼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并且以中央没有明确规定来开脱。
博古在谈到部队中的民主作风时，特别提出要防止指挥员打骂战士，并且举出他看到的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一名士兵的例子。张国焘听了以后十分恼火，认为这只是个别的现象。甚至说一方面军也有这种现象。他怀疑博古是来指责四方面军的，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不欢而散。(6)博古发现张国焘变得更加傲慢专横不可一世，而且心胸狭隘。他想可能是因为山头大了，想指挥一切吧!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在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持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7)同时决定由各政治部负责一直传达到团，但必须绝对保守军事战役部署的秘密。《决定》从组织原则上奠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事实上张国焘对两河口的决议采取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回到杂谷脑以后，立即召开了会议，散布了不满的情绪，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在张国焘的欺骗和煽动下甚至发生了一些对一方面军抢枪、抢粮、打人等事件。
在6月29日的中央常委会上，中央考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必须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中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在会上，博古介绍了他所了解到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向北平进犯的消息。他介绍说，北平的几个无线电台的消息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向北平进攻，向北平永定门打了五炮，但不敢断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像过去侵占东北一样攻占北平，但迟早是企图占领北平的，所以应当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红军中间。
6月30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上，坚决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分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就可以了。
为了加强与四方面军的团结，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常委会决定组成一个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红四方面军。博古找到李维汉，转达中央常委会议关于统一两个方面军的精神。随后组成由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叶剑英、周兴等为代表的慰问团。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后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张国焘的野心很大，他对军委副主席一职并不满意。当慰问团在杂谷脑期间，再次向中央提出要权。他煽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让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而陈昌浩又发电中央要求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目的是将一、四方面军统一交张国焘指挥。这是张国焘野心的暴露，他急于得到全军的指挥权。为了解决组织统一问题，7月18日，中央不得不在黑水县芦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如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
对张国焘的权欲和要求，博古十分气愤，在会上表示对张国焘这样的人不能让步。毛泽东感到不让步也不行。周恩来从全局考虑提出他的总政委让给张国焘。张闻天认为军权不能让给他，还是把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让给他好了。经过议论，毛泽东认为还是让总政委好一点，如果让他做总书记，直接指挥全党，搞不好还要出大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以军委主席朱德及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向各兵团首长发了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由)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8)
博古在这次会上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四方面军一人任副主任。
7月21、22日，中央继续在芦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博古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张国焘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会上没有出现新的争论。
红军经过长途跋涉，越过了长征路上的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来到了毛儿盖。毛儿盖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山谷，山下流过毛儿盖河，山谷上零零落落有几个小寨子，只不过几十户人家。在毛儿盖张国焘要求中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9)为了统一思想，8月4日至6日，中央决定在毛儿盖以南四十里的沙窝召开会议。
沙窝在雪洛一个小寨子上面的山坡上，周围都是青翠的树林，会议就在这里的喇嘛庙的外亭中举行。张闻天还特地到山口迎接张国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等人参加会议。
首先由张闻天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中张国焘继续吹嘘自己的正确，并对一方面军提出了种种不合实际的指责，陈昌浩支持了他的意见，并担保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思想。经过严肃的思想斗争后，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重申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问题。
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一次重申“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决议针对张国焘破坏团结的企图，着重提出：“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10)
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要求把他手下的人更多地补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批评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督军团会议!”同时又对张国焘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补选了陈昌浩和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8月19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讨论中央常委的分工问题，还讨论了如何对待张国焘错误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要将统一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并确定了中央的分工，张闻天兼管组织，李维汉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会议还决定中央机关报《干部必读》编委会由张闻天任主编，《斗争》由博古主编。
为了实现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提出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占取洮河流域东岸，向陕、甘边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发展。他认为向东是反攻，而向西是退却，最后他的意见是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博古在会上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并补充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口号，一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那就应当向东，而另外一个是向西到达新疆，新疆少数民族还没有进到土地革命阶段。他认为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放弃创造苏维埃中国的退却，所以我们应当向东发展，支持毛泽东北进陕甘的意见。
王稼祥、凯丰、徐向前等在会上发言也同意毛泽东的主张，最后会议决定以毛泽东发言为主要内容，形成《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
毛儿盖会议是继两河口和沙窝会议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为红军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实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沙窝会议以后，全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直接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张国焘率领，由朱德指挥，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周恩来、博古在右路军中。确定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左路军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张国焘回到阿坝，就按兵不动，重弹“西进”的调子，坚持要红军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当时朱德、刘伯承坚持左路军与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张国焘不但不接受朱、刘的意见，反而要他们向右路军发报南下川康边。
9月8日，张国焘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带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当时周恩来卧病在床，因为事情紧急，当天晚上，就在周恩来住房里召开会议。博古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一起参加。会前毛泽东已草拟了一份要张国焘北进的电文，会议除陈昌浩外，都一致坚持按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继续北上。陈昌浩提出力争左右两路军一起北上，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是否考虑南下再说。因多数反对，只好作罢。当晚中央即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7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文如下：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并从“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北面被敌人封锁，无战略退路”分析，提出“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11)
可是张国焘竟不顾中央的指示，9日复徐、陈并转中央，反对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中共中央接到张国焘电后，严令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焘根本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密电陈昌浩。这密令让当时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看到了，电文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12)
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中也谈到“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13)说明张国焘搞分裂主义，竟企图用武力来扣押中央领导人。
因为事关重大，吕黎平赶快跑到会议室，这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他示意坐在身旁的参谋长叶剑英先阅。叶剑英看完报告后，不动声色，态度自然，立即离开会场亲自赶到党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这时彭德怀已向毛泽东报告了张国焘、陈昌浩的动向，毛泽东沉着机智找到了陈昌浩，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顺水推舟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14)陈昌浩见毛泽东语气变了，心中很高兴，点了点头，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金蝉脱壳之计。
毛泽东见到了张闻天与博古，扼要讲了事情的经过。本来博古对张国焘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根据地就有看法，他认为张国焘不顾党和红军的利益，犯了逃跑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听了这种情况他气愤地说：“谁也没想到，张国焘坏到这种程度!”
由于情况十分紧急，党中央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揭露了张国焘分裂红军企图迫害中央的罪行，也分析了当前所处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博古等一致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会导致更大的危险。马上做出果断的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组成的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脱离危险区，到阿西集合，排除干扰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
9月10日凌晨，红军从巴西及附近出发，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张闻天和博古通知叶剑英赶快离开。博古对叶剑英说：“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了出来，人家会恨死你，会放过你吗?”叶剑英听从了博古的劝告，立即离开，直奔俄界。(15)
同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还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敌人在那里已集成堡垒线，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牺牲，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绝路。(16)
红军为了迅速撤离危险境地，博古和党中央一起跟随三军团及红军大学一部沿包座河迅速北进。正巧雨后路滑，山道崎岖，部队行动十分困难，经过艰苦的行军，9月11日下午到达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一军团会合。两支患难队伍相会后格外亲切，他们知道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又从危境中摆脱了出来。
红军到俄界后，博古又一次与叶剑英见了面，博古高兴地说：“老叶，好危险呀!你昨天走后不久，路上有4个带驳壳枪的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那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把他打死再说!”叶剑英握住博古的手，感激地说：“谢谢你昨天提醒了我，是你帮了我很大的忙。”(17)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同日，中央再致电张国焘，命令其率部北上，电文说：“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不得违误。”(18)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己见，再一次拒绝了中央的命令。
为了认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所造的危害性，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9月11日晚至12日在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
俄界是一个小村庄，它座落在白龙江畔，村庄很小，最大的一所房子就是藏族的经堂，会议就在经堂召开。参加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21人，周恩来因身体十分虚弱没有参加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代表书记处作报告，他回顾了几个月来的经历。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坚持了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却坚持他的错误思想，按兵不动，到了阿坝后不肯北上，却要右路军南下，但南下无论从地形、居民、给养等各方面都不具备条件，战略退却也没有出路，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要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能把红军带到绝路上去。
毛泽东担心，因为一、四方面军的分开，左路军南下，会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他表示不管张国焘本人如何破坏，中央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北进。但由于中央仅率领了一、三军团，兵力单薄了，行动方针也应该有所改变，应该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在陕甘地区求得发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领导，就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地。
博古在会上发了言，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报告，认为与张国焘的分歧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整个路线的分歧，在张国焘的眼里党是没有纪律的。博古觉得过去对张国焘太客气了，应当揭露他违抗中央命令的行为，总政委一职应该撤销，当然不是今天或明天，这要等到内部认识到他的错误危害时再进行，这样有利于团结争取四方面军的全体人员，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那里许多干部的安全。显然博古在这种艰难危机的局势之下为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态度是坚定而冷静的。
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大家一致认为：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使张国焘不相信党的领导是使红军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
由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党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19)
注释：
(1)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13页。
(2)黄河、张之华：《中国工农红军报刊概貌》，《新闻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16页。
(3)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28页。
(4)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29页。
(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1月版，第236页。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1月版，第237页。
(7)《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32页。
(8)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33页。
(9)《张国焘<会师与内争>考略》，《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一期。
(10)《中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41页。
(11)《中共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65页。
(12)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202页。
(1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64页。
(14)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85页。
(15)《老帅在长征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44页。
(16)《中央北上告同志书》，《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69页。
(17)《老帅在长征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46页。
(18)《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70页。
(19)《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572页。
博古传/李志英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