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二十一 控制与反控制(上)
王宇明
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由从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对内的方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的问题，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使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逆转。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三十八军也迅速地反映出来。
赵寿山领导的三十八军，在中条山抗战期间，坚持联共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鼎力支持中共地下党的工作，同八路军的联系日益密切，部队的战斗实力越战越强。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嫉恨与惧怕。蒋介石一直怀疑赵“亲共”、“通共”、“溶共”。上中条山后，赵寿山大量吸收和重用共产党员，积极支持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的工作，联共抗日的旗帜更加鲜明。他领导全军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部队的政治党悟不断提高，战斗实力越战越强。就为此，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攻击说：“三十八军哪有这么强的战斗力，里面有共产党哩。”“赵寿山身边都是共产党员”，“教导队就是共产党的窝窝”，“三十八军快被共产党赤化了”，蒋介石特别惧怕赵寿山带着三十八军投靠了共产党、八路军。因此，他为了消灭异党，防止三十八军“赤化”，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大量派遣国民党“政工人员”，企图从内部控制与瓦解三十八军。赵寿山曾回忆道：“我们上中条山后，蒋介石为了从内部控制和瓦解我们的部队，在各军、各师都派有监军(职务名称是政治部主任)，并在各个团派一名指导员、每个连派一名政治干事，进行反动宣传和反共活动。我们与这些特务分子作了长期的尖锐的斗争。”①
国民党政工人员的主要劣迹是：
下车伊始，不准办教导队，不准办干训班，强令解散了由地下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和血花剧团。扣发《新华日报》、《解放周刊》，没收一切进步书籍，阻挠与破坏部队的政治改造工作。
发展特务组织，拉拢腐蚀干部。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言论，攻击中共，辱骂苏联，吹捧英美，制造谣言，破坏团结。
监视赵寿山的言行和地下党的活动，偷听官兵谈话，检查干部宿舍，搜集机密情报。
派人控制军邮局，检查来往的一切公文信件。凡被怀疑者，一律扣上“通匪”、“亲共”的罪名，任意陷害。
这些政工人员，把赵寿山颁布的“三大禁令”及“四大口号”、各类进步书籍、抗日刊物，都视为“洪水猛兽”、“异党阴谋”、“赤化证据”，动不动就给戴上“亲共”、“通共”的帽子。一时间把部队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敌人的破坏活动，引起三十八军地下党员和进步官兵的极大不满与义愤，与这些政工人员的对立与冲突，此起彼伏，日益增多。
部队中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瓦解与反瓦解的斗争情况，通过工委的郝克勇，军长办公室主任姚警尘，参议孔祥桢、崔仲远等同志反映到赵寿山这里，引起他对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注意。他分析，蒋介石对他、对三十八军总是不放心。我们学习八路军的治军经验，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实行“三大禁令”、“四大口号”，部队刚刚有一点进步，刚刚打了几个胜仗，老头子就以为我们被共产党“赤化”了，急急忙忙派来大批特务和政工人员来监视我、控制我、瓦解我。他们打的招牌是“清共”，其可恶用心是通过“清共”、“反共”制造事端，来诬陷我，诬陷我的干部，进而达到搞垮三十八军、搞垮十七路军的目的。赵寿山越想越气愤。他重重地自语道：这不行!我们决不能任其为所欲为，决不能坐以待毙!他决定请示党中央，采取正确策略，与国民党这些政工人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党中央根据赵寿山与地下党工委的报告，有针对性地做了如下指示：
(1)地下党为了掩护与隐蔽，要做到内红外白，要入污泥而不染，要同流而不合污。
(2)要把上层统战工作和下层的群众工作结合起来，顶住逆流，团结抗日。
1939年7月，党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为三十八军地下党和赵寿山与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斗争进一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斗争策略。反控制、反瓦解的斗争逐步开展起来。
赵寿山和地下党工委根据党中央上述指示，紧紧依靠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官兵，在与国民党政工人员斗争中采取了以下措施与方法：
(1)提高政治警惕，防止特务陷害暗杀。地下党员要注意隐蔽自己的政治身份，工作中不准标新立异，不准孤芳自赏，准备坚持长期斗争。
(2)尽量利用国民党在抗战初期颁布的一切为我们可以利用的口号、命令和法律，以及蒋介石的某些抗日言论，使我们的言行“合法化”。
(3)对国民党政工人员，能争取的就争取之，不能争取的就设置障碍，使其活动困难。对于个别已经危及到赵寿山和地下党安全的危险分子，就采取断然措施，把政治问题以经济问题、军纪问题的名义加以处决。
(4)对派到连队的政工人员，则利用他们贪生怕死的弱点，有计划地派其带领小分队到敌后执行艰险任务，逼其畏战而逃。
(5)敌人解散了战地服务团和血花剧团，他们就将大部分人员安排到连队当文书或文化教员，加强了基层党的工作。敌人不准办教导队，他们就以教育连的名义，变着法儿继续举办。
在这场斗争中，赵寿山利用他的军长身份与地位，面对面地与蒋介石派来的军政治部主任张泰祥进行了“以牙还牙”的斗争。
蒋介石认为，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思想左倾，其部共产党分子不少，且活动猖獗。为了强化三十八军的反共力量，他特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的“优秀生”中挑选了一个所谓最有“能力”也即最为反动的张泰祥到三十八军担任政治部主任。
张泰祥乃湖北人，上校军衔。他自以为有两大资本：一是正宗的黄埔系军官，“牌子硬”；二是委员长亲自委派的，“后台硬”。所以到三十八军后，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甚至连师长、军长也不放在眼里，反共气焰甚为嚣张。扬言：“三十八军已经赤化了”，他“要把三十八军的共产党彻底肃清”。
赵寿山强烈地意识到，这个张泰祥是一个极端反动的分子，对三十八军危害极大，必须认真对付，设法撵走。
有一次，张泰祥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平陆县的老百姓，每人带二斗粮到县城集中，接受他的所谓“抗日”训练。赵寿山知道后非常生气，坚决予以劝阻。赵对其说：“目下日寇不时进山‘扫荡’，老百姓提心吊胆，生活十分艰难，日谋升合都有困难，谁能带上几斗粮食前来受你的训，此事不可为。”
张泰祥噘着嘴巴，一声不吭，但心中不服。回去后还是我行我素，私自下了集训通知，自然遭到群众抵制，根本没有把老百姓集合起来。
工委的同志向赵寿山反映这个情况后，赵非常气愤，当即叫雷副官去找张泰祥，张板着脸走进窑洞后，赵礼貌地示意张坐定后，就斥责道：“你这个人非常骄傲，脑子里装了不少坏东西。你以为你是中央来的，是委员长委派的；我们的部队是杂牌，你的部队是正牌。我告诉你，你是中央来的，我也是中央来的；你是委员长委派的，我也是委员长委派的，而且我的委任状比你的大得多。你也不要以为你在委员长面前多么吃得开，要是咱们一同去见委员长，看看委员长到底先见谁。”
张泰祥的脑袋，像霜打过的茄子一样耷拉着，一声不语。赵看了他一眼，态度稍微缓和地说：“我还要劝你几句，你再不要分什么杂牌呀正牌呀的。我认为，凡是拥护委员长抗战到底，为了国家民族，打日本鬼子不怕流血牺牲，为国捐躯在所不惜的部队，就是正牌。如果他自称是委员长的人，见了日本鬼子一枪不放拔腿就跑，那才是真正的杂牌。我劝你以后还是谦虚一点，规矩一点，办什么事都要经过我。否则，你寸步难行。”
张泰祥这个人，是掉进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认为，赵军长太瞧不起人了，而且他讲的话和共产党、八路军讲的话味儿差不多，哪能听得进去。于是很不满地冒了一句：“军座，如果这样，那我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干不成你就滚蛋!”赵寿山怒气陡生，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赵寿山与张泰祥面对面的尖锐斗争，通过地下党组织很快在部队中传开了。广大进步官兵无不拍手称快。这时全军反控制、反瓦解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与推动。
还有一次，军政治部的林种书(此人叫林啸鲲，外号叫狗熊，张泰祥不在时政治部由他负责)给十七师九十七团开大会的官兵讲话。可巧，正讲话时，赵寿山来到这里。
林的讲话，完全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陈词滥调。一会儿吹捧英美，一会儿辱骂苏联，一会儿大骂共产党、八路军不听委员长的政令、军令，在敌后不打日本，到处抢地盘。对这个“狗熊”的一派胡言，地下党员与进步官兵都十分厌恶。有的交头接耳，低声斥责；有的抱着枪东张西望，都不愿听他的胡说八道。
坐在队伍后面的赵寿山越听越气。心想，若听任这“小张泰祥”如此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共反苏的宣传，还不把部队的思想搞乱了吗?部队还怎么能团结抗日呢?他忍不住了，站起身来大步走到部队前面，对林种书高声讲道：“好啦，好啦!你讲了几个钟头，太辛苦了，还是让我讲几句吧。”
会场骤然安静下来，全体官兵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赵寿山军长身上，接着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赵寿山举起双手向下压了压，大家立刻安静下来。他操着浓重的陕西关中口音大声讲道：“弟兄们!你们要敌我分明啊，究竟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听了别人讲的，你们自己也要用事实好好分析分析。我说呀，国际上交朋友同我们个人交朋友道理是一个样的。比如说，你们有一个兄弟，家境贫寒，母亲逝世了买不起棺材，找一个有钱的人借钱。但那人不但不借给你，反把你骂了一顿。而后又去向另一个人借钱。当说明情况后，人家就自动地把钱借给了你。弟兄们!这两种人，究竟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啊?”
官兵异口同声地说：“借钱的是朋友，不借钱又骂人的人不是朋友!”
这个团有一个机枪连，全部装备着苏制武器。于是赵寿山面向该连问道：“你们连装备的转盘机枪和水连珠步枪是哪个国家支援的呀?”
“苏联!”全连官兵齐声回答。
又问大家：“抗战以来，美国和英国接济了我们些什么呢?”
有人喊道：“什么也没有!还在滇缅路上捣我们的鬼哩!”
又问：“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呀?”
“苏联!”全场官兵高声回答。
那个林狗熊的脸上堆满了尴尬难看的表情，后来悄悄地溜走了。
在三十八军地下党和以赵寿山军长为首的进步力量的抵制和斗争下，蒋介石派来的政工人员，有的被挤走了；有的被孤立了；有的还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一度使国民党三十八军政治部的牌子，只能挂在远离部队几百里以外的陕西华阴县。但斗争仍在继续着。
①赵寿山：《与蒋介石二十年的斗争史》，《赵寿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364页。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王宇明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