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二十三 忍辱南渡
王宇明
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了“百团大战”，对日军发起猛烈的攻击。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特电赵寿山军长，要三十八军派出部队，配合作战，钳制敌人。赵寿山是国民党军队的军长，当时还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但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联共抗日立场。因此，他坚决执行了彭总电示，随即制订了在同蒲路南段进行破袭战的计划，命令所属各团轮流出击，在运城、安邑、闻喜一带开展游击战、破袭战。
十七师九十八团在同蒲路南段活动时，带着在三十八军隐蔽的山西地方党员、牺盟会员和新军干部。他们情况熟悉，发动当地群众，为部队解决给养，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传递情报，配合部队破坏铁路、公路，及时捕捉战机，多次胜利伏击敌人汽车队、巡逻队，缴获甚多。一○一团在稷王山区游击时，也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多次袭击日军据点，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和马匹，军威大振。前方的胜利消息传到第四集团军高级干部会议时，使与会者受到巨大鼓舞，对那些坚持陈腐战法、只知死守阵地的军官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三十八军较大的军事行动十多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日军龟缩据点，不敢轻举妄动，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八路军“百团大战”，晋南形势也迅速改观。
就在这个时候，即9月上旬，赵寿山突然接到蒋介石以整补为名调三十八军以及整个第四集团军南渡黄河的电令。显然，蒋介石此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什么部队整补，而是为了切断三十八军与八路军的联系，防其“赤化”。为此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和蒋介石发生争执。卫说：“三十八军是第四集团军的主力，是坚守中条山的铁柱子，若将调离，中条山就有丢掉的危险。”蒋介石非但不听，反而恶狠狠地说：“哪怕丢掉中条山，也决不能让赵寿山把三十八军变成共产党的军队。”
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举，引起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的关注。他通过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电示赵寿山和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明确指出：“蒋介石此举系调虎离山之计，要借整补之名，行分化瓦解之实。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准备。”①
蒋介石“调虎离山”的电令，使三十八军原本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瓦解与反瓦解的斗争一下子又紧张尖锐起来。
赵寿山独自一人坐在挂满作战地图的指挥室，手执电令，双眉紧锁，凝神深思。他分析，原来，蒋介石“调虎”上山，名曰抗日，实际行的是“借刀杀人”计，企图借用日本之刀，削弱我们，消灭我们。可是出乎老头子预料，三十八军非但没有被日军削弱、消灭，反而团结进步，越战越强，这就使蒋介石更加嫉恨与害怕。因此，他今天又来了一个“调虎”离山，名曰整补，其可恶用心则是将三十八军调过黄河，置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包围与监视之下，伺机消灭。想到这里，赵寿山不住地点头自语：蒋介石是万变不离其亡我之宗，我们决不能上当，决不能过河!若逼我太甚，我就起义，但起义两个字未说出声来。
蒋介石“调虎离山”的电令，在地下党员和广大进步官兵中引起了无比的义愤和坚决抵制。特别是中级干部中的共产党员都不愿意过河，要求起义。他们认为，蒋介石太可恶了，对团结进步、抗战有功的三十八军，不仅不奖，反而耿耿于怀，蓄意加害，欺人太甚。我们必须以硬对硬，决不能中老头子的圈套。于是，他们纷纷请求赵寿山军长拒不过河，北上太行，打出红旗，同八路军一起坚持敌后抗战。
部队中激烈的反蒋情绪，中级干部打出红旗的建议，更使赵寿山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想到西安事变，想到杨虎城将军还在狱中，又想到上海送行时杨虎城对他的政治交代：“要记住，咱们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当时十七路军部队在渭北与红军毗邻)，南边(指西安、南京)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②赵寿山想到这里，一下子兴奋起来，眼前一片光明。他把右手重重地一挥，自语道：“好!现在，蒋介石已威胁到部队的生存，应当机立断，北上太行，跟着共产党走!”
蒋介石“调虎离山”的电令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使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书记蒙定军大为震惊。他迅速召集工委成员胡振家和郝克勇开会，对这一重大紧迫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讨论。他们一致认为：(1)周恩来同志对蒋介石此举的分析与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三十八军过河后环境更加险恶，确有被蒋介石火并消灭的危险。(2)现在起义，条件具备，部队实力充实，且天时、地利、人和均对我有利，只要一夜急行军即可脱离危险地区。(3)蒋介石迫害抗日有功部队的乱命，激起部队官兵极大义愤，进一步加深了三十八军与蒋介石反动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赵寿山军长为首的广大左派进步力量都要求打出红旗，拒不南渡，起义是有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的。
会后不久，蒙定军又由寺头村(十七师师部驻地)赶到淹底村(三十八军军部驻地)，找郝克勇进一步讨论了起义问题。对起义的政治策略、动员口号、起义通电以及行动计划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分工由蒙定军负责十七师师部及四十九旅、五十一旅；由郝克勇负责三十五师和干训班、教导队。遂由郝克勇代表工委马上找赵寿山军长商谈后再做最后定夺。
因为郝克勇的父亲郝鹏程是十七路军的老人，又是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赵寿山的故友，所以郝克勇常以家庭成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不经过门卫和副官通报，径直到赵寿山的卧室与他会面。这天，赵寿山忽见郝克勇进得屋来，就站起身来急切地说：“你来得正好，情况你们也都知道了。蒋介石给我下了命令，要我军于10月间南渡黄河，到广武、荥阳、巩县一带集中整补。什么集中整补!实际是怕我军被共产党‘赤化’，企图趁机消灭我们嘛!”
两人坐定后，赵寿山又说：“周先生指示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做好应变准备。这是完全正确的。不知工委有什么意见，我们必须好好研究，认真对付。”略停顿一下，又动情地说：“娃呀，可千万不能把杨先生留下的这个摊摊(指十七路军部队)葬送在我们手里啊!”
郝克勇见状高兴地答道：“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赵大喜曰：“计将安出?”
郝克勇遂将工委讨论的意见和建议一一向赵寿山做了详细的报告，然后着重说明：“我们的意见，不打八路红旗，不倒抗日大旗，而高举西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大旗，拥戴赵军长为西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政治动员口号是坚决反对蒋介石迫害抗日爱国的有功部队，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战备行军的名义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赵寿山听了，以满意的目光注视着郝克勇无比兴奋的脸庞。心想：工委的这些年轻人，真可谓后生有为呀。对于这么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考虑得这样周详，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于是，他明确表示完全赞成工委关于组织部队起义的意见。就一些细节问题两个人又进行了研究，使起义计划更加周密。当即由赵寿山签发了进行战备行军的命令，规定部队每人带足五个基数的弹药和七天的干粮。以此名义秘密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同时，通过工委的秘密电台致电八路军前线副总指挥彭德怀，请求批准起义计划，并望在部队行动时八路军能给予配合与接应。
赵寿山和工委的起义决定下达后，地下党员和进步军官欣喜若狂，情绪高涨，立即行动起来。召开各种会议，制订行动计划，明确组织领导，进行思想动员，擦洗武器，准备粮弹，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有的单位，党的力量比较雄厚，起义准备工作竟然公开或半公开地进行，恨不得一下子把部队拉到太行山上，与八路军一起并肩战斗。第四集团军总部学生大队和三十八军教导队，已奉命将机关枪布置在总部特务营(因营长反动)周围，待命行动。当时形势真是：箭上弦，刀出鞘，一触即发。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三十八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晓初(中共地下党员)从河南会兴镇打来电话报告：彭德怀副总指挥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转告三十八军工委和赵寿山军长：“要顾全大局，不可起义，坚决过河，不要动摇。”
随后，彭总又派中共晋南地委书记薜涛到三十八军面告赵寿山：“彭总说，你要是不过河，国民党首先给你戴上一个违抗命令、破坏团结的帽子。那时，共产党也不便要你。他要你记住，只要部队过河之后坚持团结进步，与群众打成一片，蒋介石是吃不掉的，部队是能够存在下去的。”
彭总的指示和忠告，使赵寿山又一次陷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思考之中。他想，从三十八军局部的利益考虑，我们谋求起义是有道理的。但党中央和彭总指示我们不要起义，是从抗战全局的利益出发的，看得更深远。仔细想来，事情也绝非简单。我们是偌大一个军，人枪一万两千之众，我们若打出红旗，北上太行，老头子岂能容忍我们?那时，他必然宣布我们背叛党国，破坏抗战，必然要派兵讨伐。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延安当然也不能视而不救。如此，一来二去，内战之火不是又燃起来了吗?杨将军领导我们发动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不是又付之东流了吗?那时，我们如何向杨将军交代呀?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他越想越感觉到，党中央和前总不同意我们起义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现在还没有到非起义不可之时。我们决不能以小愤乱大谋，以小局乱大局。而且，只要坚决按彭总的指示去做，坚持团结进步方针，与群众打成一片，蒋介石也奈何不了我们。想到这里，赵寿山的思想豁然开朗，下定决心，率部南渡。
赵寿山与工委密切配合，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八路军前总不宜起义、坚决过河的指示。他对郝克勇说道：“娃娃呀，彭总的指示是顾大局、顾大节的。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与牺牲，我们都要坚决执行，不能犹豫。”遂即由赵寿山下达了撤销战备行动计划的命令。工委通过党的组织下达了放弃起义计划的指示，上下结合，党内党外结合，雷厉风行，经过短短几十个小时紧张有序的工作，使偌大一个军，迅速由临战状态转为平战状态而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故。
范明(原名郝克勇)在《毛主席引导赵寿山走上革命道路》③一文中，在回忆到这段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这样写道：“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竟然能顺利地将已经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扑灭下来而未发生重大事故。这固然由于三十八军党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是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模范党组织’(毛泽东语)。但更重要的则是由于有上层‘统战工作的典范’(毛泽东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上层统战工作的典范的核心人物则是赵寿山同志。”
1940年10月，赵寿山坚决执行八路军前总的指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率三十八军南渡黄河，担任广武、荥阳、巩县一线河防任务。从此，被蒋介石置于其嫡系汤恩伯部六个军的包围与监视之下，开始了更加复杂更加艰险的斗争。
三十八军与整个第四集团军南调之后，中条山的防务由胡宗南的部队接替。但为时不久，中条山就失守了。1941年，日军集中了较大兵力，迅速打垮了中条山守军，国民党军队被歼5万多人，被俘和伤亡将领十余人。晋南地区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敌人的大炮和机关枪已经可以射到陇海路上，对豫西和关中造成严重威胁。
蒋介石“调虎离山”，迫害三十八军所造成的中条山惨败，不仅受到国人谴责，也引起国民党进步将领冯玉祥、李济深等人的严重不满。他们当面责问蒋介石：“卫长官说赵寿山的三十八军是中条山的铁柱子，为什么把他们调过黄河而丢掉中条山?!”蒋介石无言以对。
①孔从洲、王炳南、阎揆要、蒙定军：《怀念赵寿山同志》，1995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第4版。
②《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210页。
③该文刊于1993年12月25日《星期天》报。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赵寿山将军/王宇明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