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权中在商洛的活动与渭华起义-渭华起义记实
周益三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派我们从汉口回陕西开展军运工作，我被省委派到陕军甄寿珊部毕梅轩营当营附，这年腊月二十七、八③，省委负责军委工作的苏士杰通知我到西安接受任务，大年初三我到西安顺义店。该店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上店簿后就有人搭话接头。在这里我意外地见到了唐澍同志，他穿着一件没有面子的羊皮袄，头上勒着羊肚手巾，完全是一个陕北农民的打扮。我们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一见面他就热情地招呼我，给我交待了去许权中旅工作的任务，研究了路上应急的方法，我们便于大年初五④离开了西安。头一天赶到渭南，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到达高塘小学，陈述善同志在此工作。第三天进入洛南县保安镇，第四天在三要司附近的寺坡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吴浩然、刘景桂、谢子长等。他们都穿着便衣。唐澍任旅参谋长，党内职务我们都是特派员。不久司令部派我去峦庄，担任李蕴山补充营四连排长，后又担任了二连连长。在峦庄，由我负责训练部队。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南路军李虎臣命令部队过秦岭攻取潼关天险。许旅各营陆续向灵口集中，补充营也移驻灵口镇内，准备出山。在灵口街西头，我碰到黄埔军校的同学张汉俊，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他们首先出山，参加渭华起义，并说不久全旅都要出山。以后我才知道他出山以后化名李大德，担任陕东赤卫队队长。许旅跟随李部翻过秦岭在蒿岔峪吃过晚饭，连夜开赴潼关前线占领阵地，进攻十二连城。在与马鸿宾部队的战斗中，敌人兵力不断增加，我方伤亡增多，我连也有一些战士受伤，前线战况出现了不利于我军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刘景桂通知我连晚上十二点撤出战斗，以后又接到推迟撤退的通知。当时我在党内担任着营特派员，还领导着刘中向连。第二天晚上我们一道随刘景桂从前线拉了下来，经一夜急行军到达华县的瓜坡镇，群众已经在村外摆设了供桌，抬水让我们喝，部队以连为单位围坐在村外休息、吃饭，领导同志均在村内开会，当时部队从潼关向下撤退时动作不够一致，黑夜行军也有些混乱，因此直到瓜坡还有些同志陆续归队。最后许权中、杨晓初、张汉泉等二、三十骑也赶上来了。为了便于行军，调整建制，部队在此进行了简单的整顿工作，宣布编制为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雅生，第三大队长谢子长，我连拨归第二大队，大队长由武丕谟担任。部队经过编队以后，全体官兵兴奋地摘掉旧帽徽，喜气洋洋地直奔高塘，参加了渭华地区的农民起义。
为了欢迎部队来到高塘，地方党组织召开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在这个大会上宣布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设立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刘景桂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由唐澍担任，参谋长王泰吉(他没有参加潼关战争，我到高塘后才见到了他)。许权中担任工农革命军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西北工农革命军下辖四个大队，还有一个赤卫队。赤卫队实际上是司令部的警卫队，队长由张汉泉担任。我们大队开始驻在高塘镇，经常外出打土豪、杀劣绅，拦截公路上冯军的车辆、辎重。记得有一次打土豪时挖出很多银元和财物，战士们用筐子抬到牛峪上交给财经委员会，以供军需之用，无一人贪拿分文。
敌人第一次进攻塔山时我们五中队仍在高塘，听刘中向说那次战斗非常激烈，敌人的退路被我们堵住以后，拼命向我军阵地冲击，几乎把我军冲垮，幸谢子长指挥得当才把敌人压了下去。
田金凯攻打高塘时，我们五中队已经移驻北堡子，与设在高塘小学的总司令部隔沟相望。在敌人进攻前夜，武丕谟将全大队的精壮都挑了出来，带到赤水公路沿线拦截敌人的车辆，家里留的大都是一些弱者、病号和后勤人员。我们当时也很大意，没有布置警戒就睡觉了。天明以后，农民已经开始打菜籽，一个老太婆急忙跑来说：“敌人都上来了，你们还睡觉哩!”听到这个话，我立即跑到村口去看，见骆驼项插上了敌人的旗帜，一群一群向上涌，对我们取包围之势，我立即带领全体战士从麦地里冲了过去，阻击敌人。枪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惊动了总司令部，赤卫队队长张汉泉亦率部出动，直奔骆驼项，向敌冲去。赤卫队武器装备很好，每人一长一短，火力很强，与我们一起和敌人展开激战。两军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忽然看见敌人阵容大乱，开始向后溃退，又隐约听见敌人后边响起了枪声。事后才知道武丕谟带领的二大队从赤水返回，谢子长带领的三大队也赶回来了，正好对敌人形成了夹击之势，敌误以为中计，仓惶逃走。事后我总司令部赤卫队长张汉泉臂部受伤甚重，第四中队长胡震、第八中队长卢子源也受了伤，卫生科长张归仁利用土法蒸沸材料和少量碘酒、黄碘等类药物治疗。后因张汉泉伤部感染，不易痊愈，便在战役失利后，乃由张归仁化装送往西安广仁医院治疗。
敌人向我军发动第三次进攻时，我们五中队在高塘西北的一片石头滩上和敌人作战。后来我又发现敌人从高塘以东向南移动，我把这一情况及时向唐澍作了报告，唐命令我们监视、阻击这股敌人。待总部和各大队撤到南山以后，我们中队也撤到牛峪口。吃过饭以后，我还到涧峪口那边看了地形，发现有很多房子，储备的粮食也不少。晚上唐澍对我说：“地方上送来情报，说魏家原一带没有敌军了。准备今晚夜袭住高塘小学的敌司令部，由你们去打策应，还有农民群众帮助我们造声势。”接受命令后，我立即带队向魏家原方向插去，等高塘枪一响，我们这里也打开了。拂晓，才发现敌人主力并没有撤走，我主攻部队不能得手，被迫向南撤退，敌人跟踪追击，我队掩护主攻部队退却，且战且走，又退回牛峪。待敌人以密集队形向山口进攻时，我们翻东坡退到涧峪，准备从这里退入南山。这时，唐澍命令我们中队占领龙山制高点，掩护总部和其他大队撤退。下午二时我们还在据守，监视敌人。战士们又饥又渴，尤其山高日烈，气候干燥，其渴更甚。我便和两名战士下到箭峪汲水，适遇杨晓初同志，他向我说：“权中同志尚在峪口外边，被敌人咬着退不下来，你赶紧引兵增援。”听后我即撤兵龙山，前往峪口，掩护权中同志退却。权中下来后，率骑兵分队向南奔驰而去。我们中队联系不及，细寻马迹，亦无踪影，问及居民，都说未见骑兵过去，并说东边山高，不易通过，西绕山麓，可达蓝田地界，始悟权中等去蓝田一带了。当日晚，夜色茫茫，山高路险，不易行军，遂就地宿营。次日越秦岭往青岗坪，即派人向东去找大部队。据报司令部驻两岔河，我队即前往司令部与之会合，见到刘景桂同志后报告了五中队的情况，并将掩护权中，权中已去蓝田一带的情况也说了。景桂说：“保安一战情况不好，唐澍、赵雅生同志都战死了，部队已向西转移，我们要马上离开此地。”当时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沉痛，便带着部队向西行进。经青岗坪上西山，夜宿黄沟峪垴。这里是个小山庄，有二、三十户人家，住有民团，他们都没有回避，民团团长还前后给我们张罗食宿。雷天祥知道许权中与许家庙东南山王村民团团长尹耕莘有旧(二七年冬许旅驻许家庙时，给尹送过步枪)，刘景桂等便决定派赵葆华、王敬中取捷径赴尹团长处找许权中。到后他们研究派人带路通过灞龙庙(这里民团力量强)，到蓝田县张家坪驻下。这时我们仅剩二百余人。第二天，许权中带队来到张家坪与部队会合。
在张家坪停留期间，我和赵葆华住在一起，许权中、刘继曾、刘景桂、杨晓初、雷天祥、谢子长等在我们对门的房子开会，研究部队今后行动方向。当时我听说省委的意见是将部队交给许权中领导，身份比较公开的刘景桂、谢子长、赵葆华、杨晓初等离开部队，分途活动。刘继曾在党内负责，随部队行动，暂时住在我们连。赵葆华、杨晓初因暂无去处，亦暂时随军行动。不久，刘文伯派参谋赵雨晴送来关防、印信、旗帜，把我们改编为第九旅，仍由许权中任旅长。工农革命军所余部队改编为一个营，营长由雷天祥担任，我在该营担任连长，另外两个营是由蓝田许家庙民团组成的，以尹耕莘为团长。
部队开到邓县以后，被当地豪绅掌握的红枪会包围，并不断向我们发起冲击。当时我连驻在城隍庙内，从城墙上向其还击，打死了一些人。豪绅们见硬攻不行，又派邓县绅士和红十字会头头前来谈判，还给我们送了些礼物，言定我们第二天离开邓县。但我们出城之后，又被红枪会包围。我向许权中提议，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占领有利地形。许权中没有采纳我的意见，部队继续边打边走，到*(左氵右急)滩街时战斗更激烈了，我军处于不利地形，士马疲惫，而红枪会越来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终于将我军冲散。许权中在战斗中负伤，刘继曾也失散了。我离开邓县以后，一路讨饭回到陕西。
注：①本文原载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渭华起义》。本书收录时补充了作者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同洛南县委党史办同志谈话的有关内容。
②周益三建国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已离休。
③一九二七年阴历腊月二十七、八日即一九二八年阳历一月十九、二十日。
④一九二八年阴历正月初五日即阳历一月二十七日。
许权中在商洛的活动与渭华起义/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洛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