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党派我到杨部做争取工作
王 炳 南
我的父亲王宝珊同杨虎城将军是很好的朋友。1928年，我在陕西淳化作党的工作。以后因为叛徒告密，党的机关被破获。我跑出来到了三原，经张秉仁(那时是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介绍，又到了西安，由省委分配工作。同年春天，杨虎城将军到日本去了，部队给我父亲打来电报，叫他到前方去。那时部队在安徽。我在西安听候省委分配工作。有一天王云同志通知我，说李子洲同志要找我谈话。当时，在西安王家巷有个秘密联络机关，李子洲就在那里同我谈话。分析了形势之后，他说：你父亲要到杨的部队前方去，你可利用你父亲同杨虎城的关系，到十军去工作，首先争取杨先生从日本回来。
1928年春，我和父亲从西安出发，到了徐州，在孙蔚如的总部呆了几天。孙对父亲说：你来的好。后来我父亲到了上海。那时，马青苑是杨虎城第十军的参谋长，正在上海联络左派。我父亲就由马给办了出国手续，赴日本。我就留在上海。不久，张秉仁也到了上海，随后许权中、马子敬也到了上海，在上海形成了陕西同志的一个小组。在小组中还有何廷杰、彭淑珍、王观政等同志。我们也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1928年11月，我父亲同杨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想，省委要我作杨先生的工作，这时我是跟杨先生到山东去呢?还是留在上海工作呢?我同上海的同志商量后就决定留在上海工作。在上海开了一个长风书店，我在里头当店员。
1929年初，我接到一个电报，是杨虎城先生打来的。说我父亲病重，要我赶快回到山东莒县。我向党组织报告后，就到山东去了。当时山东还没有建立省委，所以中央决定建立新的省委。我同新省委的同志一起，坐船北上。新省委中，我熟悉的一位叫党维蓉，还有一位女同志，听说刚从苏联回来。走时，上海同志交代我，要我跟山东省委一起去山东做杨虎城部队的工作。到青岛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我和山东省委开了个会，一起研究了山东的工作以及我到杨部队的工作。然后，新的省委到了济南，留下一个同志在青岛作联络。我到莒县后，才知道我父亲病重是假的。因为他接到于右任的一个电报，说我在上海处境很危险，让赶快把我叫回来。开始，我还是准备在杨的部队工作。当时，那里党的同志很多，如张汉民、王泰吉、阎培林等这一批。在我住的地方，这些同志每天川流不息。当然，杨先生也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有一次我们正在商量事情，杨先生跑来了，一看我们坐了一大堆，他笑嘻嘻地说：“从你们这些人脸上的表情看，商量的是好事情。”当时，张汉民给我讲：十军总部政治处主任郭乐三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我就是同他积极联系的。他还给我讲：我搞来一个叫陈子坚的，过去参加党的工作，现在消极了，在十军经常读《圣经》，以掩盖他过去的红，我们要积极作陈子坚的工作。我给他讲，在这里工作，最好同组织建立联系。一天，陈子坚到青岛去，我给他写了介绍信，让他同省委把关系建立起来。结果，他没有去找，转了个弯子就回来了。看来他根本没想去找省委重新建立关系。以后，杨先生决定让我到日本学习。他说：你们干革命，都是年轻人，国内学习条件不好。他说他在日本见到马列著作翻译的很完整，所以决定让我到日本去。当时，我的政治身份也公开暴露了，不宜再做十军的工作。于是我向山东省委作了请示。省委同意我去日本，并让我走前把十军部队的情况、干部的情况给省委写一个报告。我写好后，经青岛联络站转给省委，我即赴日本去了。据说以后山东省委被破坏，我的那份关于十军情况的报告也被敌人抄走，给了当时的山东主席陈调元。
我从日本又到德国柏林攻读政治，在柏林5年。1936年2月，我携夫人王安娜取道苏联回国。这时，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日深。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杨虎城将军虽曾面谒蒋介石请求率部参加抗战，但为蒋所拒绝。面对着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杨虎城将军义愤填膺，心情极其苦闷。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了解到我与杨虎城将军有世家关系，便委派我回国到杨虎城部队做争取工作：(一)争取杨虎城与红军达成谅解，签一互不侵犯协定；(二)万一杨虎城因与中共关系遭到蒋介石迫害时，保证杨的出路。如杨同意我党建议，要我密电当时驻巴黎的吴玉章同志，暗语是：“我订的杂志请寄来。”中央代表团便将派潘汉年同志回国，协助我完成争取杨的工作。如杨不同意，密电暗语是“杂志不必寄了。”我带着党的上述指示回西安后，即与杨虎城联系。他特地把我接到三原县东里堡别墅，同我密谈两天。我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介绍了中共的政策，也探讨了十七路军的前途，并向他指出反共是没有出路的，唯一出路是与共产党合作抗战。杨虎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我党的观点和建议。他愉快地对我说，他与中共某些人士已有接触。但素不相识，说话难免有些顾虑和保留；现在我回来了，这很好，可以无话不谈了；并要我搬到他的私人公馆止园去住，以便随时商谈。
我同杨虎城的接触中，有两点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一是他相信共产党，把自己和部队的命运完全和我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他曾委托我去上海物色进步人士帮他办军官训练班，改造他的部队。他对党的希望和要求，也常先同我商量后才提出。二是他的求知欲很强。他虽未受过正规教育，谈话时却有条不紊，颇有见解。他虚心好学，曾一再要求我给他讲一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他白天忙于军务，常在深夜邀我谈话，向我提出一些政治理论问题要我解答。那时，他与张学良将军已有政治联系；而我经杜重远同志介绍，也与张学良见了面，因此，在西安事变之前，我曾在张、杨之间，充任沟通意见、传递信息的中间人。
在我归国之前，汪锋同志携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王世英同志代表中共北方局，曾先后与杨虎城谈判，并于1935年底达成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杨虎城将军从而成为第一个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 本文据王炳南1983年11月在原十七路军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工作座谈会发言录音及《丹心素裹》所载王炳南《党派我到杨部做争取工作》一文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二十六)/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