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秋水襟怀松柏操——缅怀杜斌丞同志
关 梦 觉
林伯渠同志在悼念杜斌丞同志的诗中有“秋水襟怀松柏操”一句。“秋水襟怀”系指杜老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栽统治，一生光明磊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松柏操”是指他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后以身殉节的英雄气慨。
在白色恐怖严重的西安，我追随杜老数年，深深感到他气势磅礴，胸怀坦荡，刚毅果敢，公而忘私，有国士之风。他对于共产党，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竭诚拥护，忠心耿耿；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则极端憎恨，不抱任何幻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能广泛联系群众，平时宾客盈门，在西北有很高的威望，是西北蒋管区民主人士的一面旗帜。
下面，我回忆一些与杜老有关的事情。
我于一九四三年初由河南转到西安从事民主活动。当时，由高崇民同志写信介绍，旋即拜访了杜老，建立了联系。但我和杜老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是在一九四四年冬我参加《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工作以后。当时他是该报的董事长，我被聘为该报主笔(社论委员)。为写社论事，我时常向杜老请教。他总是循循善诱，予我以帮助和鼓励。杜老家住西安北大街王家巷三十二号，我住曹家巷十号，只相隔一条胡同，来往十分方便。当时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反共堡垒，白色恐怖严重，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中，我们建立了革命友谊。
一九四五年二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杜老是主任委员，我被推为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社长成柏仁同志)，这样，我和杜老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他在民盟的会上曾反复讲：“西北民盟唯一有利的条件是与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接近，可以得到友党的有力帮助，必须坚决依靠中共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杜老和党的关系非常密切，西北民盟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除了杜老直接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以外，党对于西北民盟总支部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杨明轩同志来进行的，当时杨老是民盟西北总支部的组织部长。
在白色恐怖严重的西安，民盟是一个秘密组织，而在民盟内部又有一个秘密的领导核心，那就是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一九四五年初，杜老曾介绍我参加“小民革”，在赵寿山同志家里聚会，出席的有杜老、杨老和王菊人同志。这表明杜老和其他同志对我的信任，予我以很大鼓舞。
西北和东北的进步人士早在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时就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约十月间，陈先舟同志由重庆秘密来西安，他只找了杜老和我，告诉我们他要回东北解放区去。他和杜老是“双十二”事变时的老朋友，杜老在饭馆里为他饯行，由我作陪。席间宾主促膝谈心，交流重庆和西安方面的情况，杜老并托先舟同志到东北后向高崇民、车向忱同志问候。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杜老得知毛主席要亲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消息。他和我们几个人都捏了一把汗，认为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美国所谓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声明也靠不住。毛主席深入虎穴，怕有危险。大家心里都很焦急。于是由杜老领衔，我们几个人联名上书毛主席，劝他千万不可冒险去重庆。这封信是托八路军办事处转的。当时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虽然是不全面的，只考虑到蒋介石的阴险毒辣的一面，未考虑到革命力量的强大会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的一面；但杜老对于革命领袖的一片赤心，于此可见。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掀起了新的一轮反共高潮。此风传到西安，国民党特务借口所谓“悼念”国民党东北接收专员张莘夫，在西安组织一群暴徒举行反共、反苏游行，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在南院门的营业部，并向冰窖巷的报社印刷厂投了燃烧弹，整个西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杜老的支持下，以成柏仁同志为社长的报社同志们，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方面通过合法斗争手段向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报案，要求他们追查和惩办肇事的暴徒；同时在南院门营业部招待西安各界人士，让他们看看被特务捣毁的营业部的惨状，并发表社论，控诉和揭露了特务的暴行，还连续刊登各界人士的慰问信，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还击。在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杜老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慨；成柏仁同志也正气凛然地站在斗争第一线。
再说说杜老鼓励和支持我回东北解放区的情况。“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就决心回东北解放区。杜老和其他朋友都表示支持。我最后决定于一九四六年四月间启程。从西安回东北可以走两条路：一条路是从西安坐火车至华阴，然后走旱路入山西，转北平，再入东北；另一条路是乘火车至河南陕州(今陕县)，转旱路至洛阳，再乘火车至开封，通过新乡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再设法回东北。我怕到北平后被困，决定走后一条路。但当时新乡是军阀孙殿英的辖区，要想由此进入东北解放区必须打通孙殿英的关系。为此，杜老替我在西安找到一位孙殿英的老朋友，给孙写一封介绍信，要他护送我经过他的防区北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夜里到我家去，答应给晋冀鲁豫解放区发一电报。我临行前一天，即四月十九日下午，到杜老家辞行。杜老满腔热情地给我以鼓励，要我注意路上安全，并介绍几个北平方面的朋友，以备我万一有困难时好找他们。这时在王家巷三十二号杜老的门口，特务开一茶馆，设监视哨，我从杜老家出来后，特务就跟上了我，其实，他们早就注意我了。第二天(四月二十日)凌晨我上火车时，发现头一天跟着我的那个特务和一个警官挤在我后面那节车厢里，每到一站就下车在我的车厢前巡视。幸而火车极端拥挤，他们进不了我的车厢。在临潼站停了很长时间，即将开车时，我从后车厢跳下了火车，把特务甩开了。我乘当晚的一趟火车到华阴下车，改旱路经山西赴北平。解放后听西安的朋友说，这个特务姓白，是国民党省党部的，肃反时已被镇压。当时他到陕州扑了个空，回西安搜查不到我，扬言关梦觉已在陕州被活埋了，借以制造恐怖空气。杜老和西安的其他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非常惦念，直到五月初我从北平写了信去，他们才一块石头落地，庆幸我脱离虎口。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蒋胡(宗南)匪帮侵占了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第二天就栽赃诬陷，逮捕了杜斌丞同志，这是蒋家王朝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垂死挣扎。同年十月七日，杜老惨遭杀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秋风惨淡长安市，万户伤心泪暗垂”，董必武同志的诗句表达了当日关中父老对杜老的哀痛。“一烛咸阳期不远，尽歼丑虏报仇来”，柳亚子先生的诗句，倾诉了人民对蒋胡匪帮的痛恨，也道出了历史的最后裁判。杜老遇害时我正在东北解放区，听到这个噩耗，翘首秦川，肝胆欲碎，曾写过一篇祭文，为杜老志哀。
最近读到杜老的《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言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衷怀诚怛怛，自足慰吾情。”这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将永放光辉!杜老在就义前两天的绝命书中写道：“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这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金石之言，多么铿锵有力!
我们今天悼念杜斌丞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革命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于长春)
(编者按：关于西北民盟总支部的成立时间和杜斌丞同志曾否担任《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董事长，田一明、关梦觉两同志的撰文说法不一。有待进一步考证。)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