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怀念尊敬的前辈杜斌丞先生
田一明
我与杜斌丞先生正式交往，始于一九三七年三月。自此以后，到一九四七年十月杜老被害，十年间，我同杜老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杜先生坚定的革命精神，顽强的斗争意志，俭朴的生活作风，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气度恢宏，胸怀宽广，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抚育和关怀青年人的成长，他是我们夫妇的恩师和前辈，在他的安排和指导下，我们作了一些具体工作。通过这些普通的的工作，使我们更加敬佩杜老的高尚品德，深刻地体会到他对革命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使我们终生难忘。杜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派我去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中央军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驻进西安。在此之前，二月五日，我奉命随同南汉宸、王炳南同志由西安转移到三原县。在三原，王炳南同志指示我留在西安坚持工作。三月下旬，我回到西安，带着王炳南的口信并持米暂沉函往见杜老。
西安事变爆发后，以张学良、杨虎城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任命杜老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孙蔚如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杜老仍蝉联秘书长。他在北院门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室接见了我。这是一座据说是慈禧逃难到西安时住过的一座古老而高大的五间大厅。杜老在东边一间办公。这间办公室又分前后两间。后半间是冯星垣参议代杜老审处公文的办公室。一般例行公文，杜老都不过目，而是由冯参议审阅修改代为签发的。
杜老看完米暂沉同志给他的推荐信之后，朝我笑着说，你来找我就行了，何必还要暂沉写信。随即他叫我过两天再来见他。
三天之后，我再次去见他。他说：派你一件特别的差使，我想你一定愿意去，也一定能办好。接着他说：在内战时，陕北各县逃亡到关中韩城、宜川一带的难民有好几千人，还有一些县的保安队也被红军打跑到关中。现在不打内战了，国共要合作，我们应该把这些难民和保安队送回陕北，让红军安置他们。那里还有省政府委派的县长，也可以协助你解决一些困难。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派不出适当的人去办。你来了，我想你是很适合办这件事的。大的原则，我已与中共苏区政府的负责人谈过，你去就是要把事情安排周到，使难民和保安队的官兵都高高兴兴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就算完成了任务。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差遣，因为它使我有机会去延安。杜老又对我说：现在去陕北的交通工具只有红军办事处有，你自己找关系去接洽吧。说到这里他会意地微笑了。当我站起来向他告辞的时候，他严肃地对我说：你还年轻(我当时22岁)，要记住你是国民党省政府第一个派到苏区去办理公务的官员，并且拿着省政府的公文和护照，一切言行都要检点。有人说你年轻，办这样的事不一定妥当。我相信你，可不要办出什么麻烦。我听了杜老这些说，心里很受感动。我向杜老表示：请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委派。
第二天，我由一位地下党的同志引见，在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拜访了李克农同志。我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了我去延安的使命，并递交了陕西省政府的介绍信。李克农同志当面批准我进苏区，并准予到三原搭乘红军的交通车。
到达延安后，我住在国民党肤施(延安)县政府，县长是马豫章(岚风)同志。他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县长，实际上是以杜老的关系派来协助边区政府工作的。当时南汉宸同志也住在县政府。
由南汉宸同志引见，我拜访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正式投递了公文。林老对杜老很尊重，他说：这件事杜先生已同我们谈过了，一切照杜先生的意思办。你可以去延长县，与延长警备司令叶季壮接洽，他还是红军总供给部部长。难民和保安队回来的日期、路线和生活问题，他都可以负责安排，一切交接手续和欢迎方式，你可同他协商办理。
延长也有一位陕西省政府委派的县长，名叫王正身，他是王炳南同志推荐给杜老安排的。因此，这位县长也全力以赴地协助我工作。不久，难民和保安队按照商定的日期到达延长。当时，红军派了秧歌队，边区地方政府组织了许多群众，敲锣打鼓地到离县城有七八里远的地方欢迎亲人回乡。并在县城有戏台的广场上开了规模很大的欢迎会。叶季壮同志代表边区政府讲话，我也代表陕西省政府讲话，强调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会后，边区政府对难民和保安队的生活和工作都作了妥善的安排。
难民和保安队的交接任务完成之后，我自延长返回延安。南汉宸同志对我说：党中央知道你参加过西安事变，又是杜先生派来的人，很重视。林老要安排你谒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我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不知说什么好。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荣幸的殊遇。毛主席接见我时，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并问候杜老的健康。徐特立同志(当时任边区政府教育部部长)对我说：杜先生是西北著名的教育家，希望有机会见到他，同他结识。
随同南汉宸同志回西安的途中，我惊奇地向他叙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杜先生的敬重和熟悉。南汉宸同志笑了笑，说：斌丞是个有气魄的人。而我，当时并不知道杜老已给革命作了许多重要工作。
回到西安后，我向杜老汇报了我在延安受到党中央领导人接见的情景和顺利完成任务的经过，并把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照的相片呈递给他看。杜老一一看了这些照片，并仔细询问了延安的情况，特别是全国各地革命青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情况之后，深有感触地说：西安事变形成的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虽然被蒋介石破坏了，但延安将成为全民族抗日的火车头，陕北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这个局势是蒋介石破坏不了的。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盘踞陕甘两省，反动气焰相当嚣张，人们都在忧心内战复发的气氛中，象杜老这样有远见卓识的人是很少的。
送杨虎城将军出国
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杜老要我随他去上海送杨虎城将军出国。杜老对我说：杨先生为了抗日救亡作出最大努力，付出很大的代价。现在，杨先生被蒋介石逼迫出洋，何日归来，尚不可知。他离开西安时，群众自发地集中到飞机场，形成了那么大的送行场面。现在他即将出国，你想想看，陕西人民应当再有个什么表示，藉以安慰和鼓励杨先生才好。我提出，可否请西安学联搞点什么纪念性的东西，奉赠给杨先生。杜老表示完全同意。
我通过阎赞禹同志找到西安师范学校同学蒲望文(现名苏一平)，把我同杜老商量的意见向他说了，请他同学联负责人商量一下。蒲望文与学联的李连璧、曹冠群等同志商量后，发动很多同学到终南山麓和翠华山下采集了许多故乡的花草，作成标本贴在十本像册上，并题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诗词和散文，颂扬杨虎城将军为抗日救国作出的卓越贡献，鼓励杨将军把抗日救国的道路走到底。
杜先生看了纪念册以后很高兴，说这个礼物很有意义，对杨先生是很好的鼓励。随后，他带着这些纪念册乘飞机先抵上海，我搭火车到沪会合。我到上海之后，杜老对我说：杨先生看了这些纪念册很激动，热泪盈眶。我见到杨夫人谢葆贞时，她也对我说：杨先生看到杜先生带来的西安学联送的纪念册，很为感动，杨先生说陕西人民没有忘记他。六月二十九日，杨虎城将军乘胡佛总统号客轮离沪出国“考察”，数以百计的人登上轮船甲板送行。在人丛中，杨先生看到我时同我握手，并说：杜先生带来的纪念册我都看了，太好了，代我向陕西的同学们致谢。
关心百姓疾苦，关心东北同胞
送走杨将军，回到西安后，杜老委任我为陕西省政府视察员。这时陕西省政府连我只有两个视察员。
我到职之后，杜老派我视察关中东西两路各县的庶政。临行时，他嘱咐我两件事：
第一，陕西老百姓负担很重，生活很苦，我们能为老百姓办多少事，就尽力为之。年轻人千万勿染一般出差委员的恶习，接受县上的招待。
第二，东北军向我们共同搞了西安事变，是同我们共过患难的朋友。现在，张学良将军被扣，东北军也已东开，但留在各县的人员和家眷还不少。他们是背井离乡的人，遇事要尽量照顾。
杜老这几句简短的嘱咐，说明了他时时刻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表达了他对东北军和东北同胞有深厚的情谊和感情，也体现了他对年轻人在成长道路上的关怀。
派我去武汉
一九三七年，平型关大捷之后，杜老要我以领取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发给陕西地方团队的八十吨步枪子弹为名，赴武汉探听杨虎城先生回国的可能性，以及武汉方面对杨先生回国的气氛。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迁至武汉办公。
我到武汉以后，拜访了在武汉的陕籍知名人士于右任、王炳南等，也见了一些熟人。绝大多数人对杨先生回国的估计是乐观的，认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下，蒋介石也要抗日。杨将军回国，蒋介石不会对他不利，不致于迫害一个抗日将军，会让杨先生领导他的部队抗日的。王炳南同志当时在党的外事机构国际宣传处工作。他对我谈了杨回国以后改造杨的部队的设想，并准备办一个近似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王曲办的军官训练团那样的训练机构，轮训杨部的军官，改造杨的部队，总的说，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杨回国以后会遭到蒋介石的囚禁。也有个别人说：蒋介石虽然声称抗日，但是迄今未释放张学良将军，对杨的回国表示耽心。
在武汉，忽然遇到一个意外的任务要我去协助完成。一天，由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同志的安排，我见到了叶剑英同志。他交给我一个协助押送八路军军需品的任务。他说：现在武汉有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军的一个车皮的军需品，主要是军鞋、担架和军装等，急需运到西安转送陕北。办事处派龙飞虎同志同你一起押送，他初出山，对铁路上的事情不热悉，沿途主要由你出面，你要多辛苦，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重要任务。
但是，给陕西省政府领运八十吨(两个车皮)军火的任务怎么办呢?开始，我想这两批物资都是运回西安的，可以同时押运；但又想到同时押运三个车皮的物资，沿途如遇日机空袭，照顾必然困难，容易发生问题；更成问题的是一个押车员，怎能既是八路军的，又是陕西省政府的呢?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集中精力押运八路军的物资回陕，对陕西省政府的军火另想办法。我到国民党军政部了解，知道在陕西省也有他们的弹药库，但因武汉形势吃紧，弹药要尽先由武昌仓库拨给。几经交涉并托了人情，主管官员批准这八十吨弹药由西安军火库拨付，解决了这个矛盾。
当时，正在组织台儿庄会战，铁路军运任务极为繁忙，火车头很少，送运各种物资，即使是军用物资的车辆，经常被甩在沿线各站，多日不能运出。我们从汉口起运，中途经过好几天的周折，才运到洛阳。谁知到洛阳，因几天之内无西去的火车头，我们的车皮又被甩在站外。考虑到敌机轰炸的危险性，我们向洛阳站长陈诉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伤亡大，急需这批军用品，请他们帮助。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八路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铁路员工一听是八路军的物资待运，就千方百计地研究办法，最后决定把这辆车皮夹挂在第二天西去的特快列车中间运出。按铁路规章，特快列车是绝对不准夹挂货车的，因为不仅在技术操作上有困难，特别是在豫西线路山洞多、坡度大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危险。这次是对八路军破例了，因而在沿线各站轰动一时。
车辆安全到达西安之后，我想这次押车碰到意外的困难多，接触的面广。同时，车上还搭乘了几位从武汉逃难回陕的公务人员和眷属，万一传开去，容易生误会。我考虑这件事必须主动向杜老汇报，于是怀着挨批评甚至受处分的思想准备。在汇报了武汉方面对杨虎城先生回国的乐观情绪之后，也汇报了押运八路军军车的全过程。没想到杜老毫无责怪之意，反而连声称赞说：咱们能给八路军帮点忙是好事，两不误嘛，你干的好!出外工作，就是要能随机应变。我听了之后，心里的一块石头一下子放下了。后来，杜老还批准我报销了从武汉押送八路军军车到西安的全部开支。
同一时期，我爱人秦琳在陕西省各界妇女慰劳抗日将士会征募科工作。为开展募捐，杜老亲自指点她以杜老的名义走访西安很多有名的家族，劝募到很多银盾、银杯和大批棉背心、军鞋等。对运送八路军前线的慰劳品，杜老总是批准火车站优先拨车迅速运往前线。
这几件事，使我深深体会到杜老对八路军的感情。
获悉杨虎城将军被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我在西安收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同志拍来的电报，电文是：“贵经理因病住院”。我立即意识到这是杨虎城先生被囚的消息，随即持电去见杜先生。
在陕西省政府杜老的办公室，我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他完全不相信杨将军会被囚禁，再三追问我电报的来源。他说：“一明，这可不敢随便猜，你怎么能从这份电报得出杨先生被囚禁的解释?”我仔细认真地向他说明了我对电文解释的依据。他听了之后，心情很沉重，让我在他的办公室等着，他拿着电报去东院找孙蔚如(陕西省政府主席)。过了一个小时，他才回来，对我说：你今天回家不要同任何人谈及这件事，如果像你的解释那样，这件事关系就太大了。明天早上你再来。
第二天清早，我去见他。他的情绪极度懊丧。他说：你的电报上说的是事实，我们已同武汉办事处联系过。你为咱们立了一功。他极为悲愤地说：杨先生为抗日救国落了这样的下场。蒋介石真够毒辣的!他还说，从此后，西北抗日的局面和十七路军的处境都会更困难。
向蒋鼎文办理移交和武功会议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传出蒋介石要撤换西安事变后任命的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的消息。我感到我的省政府视察员这个职务也可能失掉，需另谋出路，便回到家乡白水县，了解我支持创办的新生煤矿的情况。
一天，经蒲城县政府转来省政府的电话，命我立即回西安。(当时的蒲城县长段泽青是西安事变后杜老安排的一批进步人士之一)。我随即返回西安。杜老对我说：陕西省政府主席换人了，孙蔚如换成蒋鼎文，我们要交出政权。调你回来，是要你办理移交事务。你要把所有东西清点清楚，不准把一纸一笔拿出省政府，要给蒋介石的人看看我们西北人的气魄，要他们知道我们的陕西省政府是廉洁的。这时，杜先生已不是省政府秘书长，是以省政府委员身份到府办公，实际上仍参与着省政府的决策。
距交接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我根据杜老的指示，带领几个办事人员，迅速对省政府的全部财产物品作了认真的清点，并列表造册，连房檐下多年弃置的半桶机油也没有漏掉。杜老对此十分满意。杜老考虑到我以视察员名义办移交，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他以孙蔚如的名义，在移交的前一日，委我为事务股代理主任，出面办理移交事务。并嘱我在同蒋鼎文的人打交道时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移交手续办完之后，我向蒋鼎文提出辞呈，蒋鼎文授命其总务科长寿家骏挽留我。我向杜老请示，并表示此事不能接受。杜先生说：事务股的工作接触面广，他们想利用你对陕西情况熟悉，咱们也要利用这个职务同他们接触，你留下对咱们有好处。你不要自己先关门，不要采取“不合作”主义。只要你不贪污，你就放心干，我支持你。于是，我接受了事务股主任的任命。此后，我把我了解的蒋鼎文和他带到省政府工作的骨干人员的动态都及时向杜老作了汇报。
同年十月，蒋介石准备在武功召开长江以北各军将领军事会议。陕西省政府派我负责供应食宿方面的事。第一次去武功察看会议地址回来，我便向杜老汇报了这个会议的有关情况，包括蒋介石要邀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次会议等。杜老要我继续干，尽量多了解情况。事后有些风言风语，我感到有压力。杜老对我说：“我完全了解情况，你不用怕。”我才如释重负。杜老这种对下属负责和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是我终生难忘的。
拒绝蒋鼎文的馈赠
蒋鼎文从陕西调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后，派他的总参议李家鼐找我。李对我说：蒋长官知道杜先生两袖清风，要给杜先生送些钱，请你从中疏通。我去找杜老，向他谈了这个事。他说：这钱我不能要，你要设法阻止。但我想来想去，找不到好的办法阻止李家鼐。
过了两天，李家鼐约我陪他去见杜先生。杜老在他家的中厅西屋，接见了李家鼐。李代表蒋鼎文表示对杜先生的仰慕之意，说：杜先生是西北的人望，铭三(蒋鼎文字)非常敬慕，欢迎杜先生去洛阳游玩。铭三知道杜先生两袖清风，叫我送一点钱，表示一点心意。并说：杜先生若感在西安居住不便，请到洛阳去住，蒋长官可以安排名义，作蒋长官的良师益友。随后，拿出用手帕包的一包钞票，约数千元，赠给杜老。杜老回答说：蒋长官在西安与我共事一段，相处不错。他赠款给我的好意，我十分感谢。但我的生活并不困难，不劳铭三兄费心。以后，我有机会去洛阳时再烦劳铭三兄。现在这些钱，我绝对不能接受，请你婉言转陈。双方相持一小时之久，李家鼐始终未能说服杜老接受蒋的赠款，只好怏快而退。
李家鼐离去后，杜先生对我说：蒋铭三在陕与胡宗南有矛盾，在河南与汤恩伯闹不到一块，他想拉地方杂牌部队以自重。我们可以利用蒋胡和蒋汤之间的矛盾，但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馈赠。这种钱一分一厘也不能要。杜老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度的原则立场，使我很受教育。
当时，杨虎城将军的旧部改编为第四集团军，由孙蔚如任总司令，驻防在河南，归第一战区管辖。蒋送钱给杜，就是想通过杜老拉拢杨虎城的旧部。
《工商日报》和《秦风日报》
联合版出刊
《工商日报》和《秦风日报》是西安的两家民办报纸，主持报社的都是进步人士，报纸的政治倾向是进步的。《工商日报》的董事长是刘文伯(杨虎城的朋友，曾在杨部任旅长)，张性初任社长。《秦风日报》是杨虎城在陕西办的报纸。杨离开以后，一直维持下来，当时由成柏仁负责。这两家报纸的经费都比较困难，政治上也不断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国民党特务公开造谣说，两报的经费是由延安用大烟土资助的。
一九四四年，杜老自重庆回陕之后，极积促成两报的合并，出《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联合版。
一天，张性初对我说：两报要合并，要我参加并资助。我很不理解。我说：为什么要联合?分开出不好吗?张性初让我去问杜老。我见了杜老之后，才明白两报合刊是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向杜老提出的。杜老说：两报分开来办，在经济和人力上都有困难，合起来就可以集中力量把它办好，并且要带点灰色，不要太红，要坚持下去。杜老还说：你要经济上资助，不但是两报合并时的经费，而且要帮助解决合并后的经费。
两报合版时，应邀出资的还有刘剑涛、党寒波等同志。当我听到张性初说周天僇(胡宗南的高级参议)也愿意出一份钱，并表示不干涉笔政，不参加董事会时，很不理解。我又去问杜老，他说：这个人与张性初有往来关系，他愿出一份，和我们拉关系，这好吆!他参加一份有好处，更有利于冲淡报纸的颜色，报纸更显得灰色一些。这种人请都请不来，他来了，我们怎么能拒绝呢?我体会这还是杜老早先对我说过的“不要自己先关门”的思想。
两报合并以后，以刘文伯为董事长，成柏仁为社长，张性初为副社长，并主持日常工作，耿坚白为主笔，李子健为总编，葛凤梧为经理。我们出资的几个人，除周天僇外，分别担任常务董事和董事。
为了执行杜老要解决《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日常经费问题的指示，我出面联系以白水新生煤矿担保，向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驻西安联合办事处，贷款法币两千万元，然后用这笔钱在上海买到一大批纸张。当时纸张是很紧张的，很不容易买到。纸张到手以后，我同张性初与肖屏如联系，在他的帮助下，报社承印了陕西省的中小学课本。这样就赚了一大笔钱，使报纸的经费问题得到解决，有利于报纸坚持办下去。这是和杜老的亲自关怀和鼓励分不开的。
《联合版》后来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一九四六年二月，杜老在《联合版》发表公开谈话，宣布他愿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斗争到底的决心。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联合版》被国民党特务砸封。
西北民盟总支部的成立
一九四六年初，杜老自重庆回到西安，甫下飞机，发现自己的一个行李箱子不见了。他很警惕，带着他的手提箱径赴我家，把手提箱暂时存放我家，才回王家巷寓所。当天下午，那只丢失了的箱子又被送回来了。这说明国民党特务检查了那只箱子，没有发现什么。
过了不几天，他通知我，让我在家里准备一桌饭，他要请几个朋友，商量重要的事情，并要我安排好住宅前后警戒。
一天下午，杜老、杨明轩、成柏仁、杨子廉、张性初、耿坚白，李子健、刘剑涛、葛凤梧等先后来到我家。饭后，我把家中的人支使出去，仅留勤务员张安和我爱人秦琳在前后门警戒。
在我的客厅里，杜老向我们介绍了重庆国共和谈和“双十协定”签定的情况，并介绍了西南地区民主运动开展的情况，以及民盟组织的情况。他说：蒋介石虽然同中共签定了“双十协定”，但是他将来必然要继续反共打内战，我们要有所准备。我们要与中共合作，在中共的领导下搞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反对内战。并传达了民盟中央决定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以及如何发展组织和开展活动的问题。与会的人都认为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是必要的、对推动西北的民主运动将会发生很大作用。当场，成柏仁、杨子廉，张性初、李子健、刘剑涛表示愿意参加民盟。耿坚白、葛凤梧表示暂不参加组织，但对民盟的工作，将全力予以支持。我因为另有关系，杜老和杨明轩同意不参加。这样民盟西北总支部在西安宣告成立，由杜老担任主任委员，杨明轩负责组织工作。
西北民盟的组织发展很快，成员的政治质量和阵容也很整齐，很多进步的和与革命有关系的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这个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组织。这首先是党中央在陕北和党在西北的统战工作的影响，也是和杜老旗帜鲜明，气度恢宏，胸怀广阔，能团结人，并且有号召力分不开的。我听说杜老在昆明时，曾对张奚若和吴唅两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之间的团结关系起了促进作用；在陕西，我也看到他对韩兆鹗与杨明轩两位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合作关系起了协调作用。杜老对朋友和同志之间的团结和革命情谊是感人很深的。
西北民盟总支部成立后，我家成为民盟的一个活动点和联络站。杜老和杨明轩经常在我家碰头，商议盟务。记得李敷仁同志被特务枪伤后，当晚，杜老与杨明轩即来我家商量营救对策。西南等地送给民盟和杜老的文件，有的是送到我家，然后由秦琳把文件转送给杜老或转递给杜老的随员杜良明。杜良明也把杜老要分送的部分文件或宣传品送交秦琳转发。外地的知名的民主人士或民盟中央派来的人，如屈武、郭则沉、米暂沉等都在我家与杜老会面。杜老有时也利用在饭馆举行宴会的方式，同外地来的人士交谈，我记得在天锡楼就曾招待过甘肃等外地来的民主人士。
杜老还要我们负责民盟的财务工作。西北民盟的经费，几乎全部是杜老从各方同情民主运动人士那里募集来的。这笔钱统交秦琳负责经营，在赚有成数之后，在杜老亲自参与下，由杨明轩同志负责结算，并研究分配方案。最后，杜老提出要给我的勤务员张安分一点钱。杜老竟然关心到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基层群众，虽然是件很小的事，却是很感人的。
在谈到杜老对民盟工作贡献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怀念杜老的随员杜良明同志。
杜良明是杜先生的忠试的非常机智非常有义气的随员。他在杜老被软禁期间和被捕后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一身兼数任，既照顾杜老的日常生活，包括做饭、洗衣，又担任杜老的警卫工作。他身佩手枪，曾对秦琳说：看守的特务如敢闯进大门，我就敢开枪。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杜老的机要交通联络员，为杜老接收和传递文件，并且很机警。有一次，杜老一个人去澡塘洗澡。盯捎的特务没有看见，等到发现杜老不在家时，特务逼着良明一同去找，良明把特务领上乱跑了几个地方，就是没有去一个杜老常去的朋友家。后来杜老又回家了，事情才算作罢。
良明和秦琳的联络点，先是在我家后门，后来他发现有特务跟踪，就主动提出把联络点改在北大街王家巷口外一家面店和莲湖公园，交替使用。良明被捕后，虽经特务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始终没有说出一个与杜老有联系的人。如果他稍有动摇 西安受株连的人就会不少。在怀念杜老的同时，良明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位可敬的朋友。他是杜老亲自抚育成长的一位英勇的战士，他的血是同杜老流在一起的。
出版《新妇女》杂志
西北民盟成立后，决定出版几种刊物，《新妇女》杂志是其中之一。它的任务是宣传民主，推动妇女运动。《新妇女》杂志由杨明轩直接领导，总编是姚文，编委有：李馥清、胡景儒、王惠今(彭毓恒)、孙学智、秦熙垣(秦琳)等。秦熙垣为发行人，发行地点是西安南马道巷四号(我的家)。当时按国民党的出版法，发行人和发行地点都要登在报刊上。当时我去上海，不在西安，筹办时，杜老非常关心和支持。他对秦琳说：你就作刊物的发行人，发行地址就在你家。因为一明有一个省参议员的公开身份，在工商界也有一定的地位。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现在还不敢对民主运动公开进行迫害，杜老还说：杂志要办的灰色些，不要锋芒毕露，主要刊登一些争取民主自由方面的文章，从妇女的角度写。
《新妇女》杂志发行到第三期，就被迫停刊。因为第三期刊登了一篇评论特务头子戴笠从飞机上摔死的文章。这一期发行后，国民党特务到我家里，气势凶凶地把秦琳叫出来，问秦琳，刊物的负责人是谁?刊物有没有登记手续?特务拍桌大叫说，你的刊物是不合法的，我警告你，以后不许再印，再印你要小心，并要秦琳交出放在家里的刊物。最后特务还问，刊物经那些书店发行售出的?秦琳告诉特务，刊物是我们几个妇女搞的，刊物的经费是募捐来的，印出的刊物全部发售出，完全是自己出售，没有经过书店，特务很不满意地离开我家。
事情发生后，秦琳赶快向杨明轩作了汇报。杨立即指示，赶快收摊。这样《新妇女》杂志就停刊了。
三天以后，几十个警察把我家包围，进行了大搜查，没有查出任何有嫌疑的东西，只借口没有户口把我后院住的两名工人逮捕走了。
事后，杜老对秦琳讲要警惕，特务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但还要用合法方法和他们进行斗争。
临危不惧，英勇就义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加紧准备全面内战。他们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也日益严重。
国民党在西南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两位民主人士后，在西北也对杜老进行迫害，把杜老软禁在家，门口有特务监视。这时，杜老的处境极为困难，政治上受迫害，经济上也很困难，身边只有杜良明一人照顾。
杜老被特务软禁后，与外界联系基本被切断。他让杜良明转告秦琳，以西北大学职员身份，借找住在他前院西北大学高教授的名义去看他。这样秦琳就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故意向守在杜老门口的特务打听西大高教授住在什么地方。特务告诉秦，住在32号。这样秦琳就多次借看高教授，去看杜老，送文件，汇报外边动态。
杜老虽被软禁，但神态自若，仍然很镇静。办公桌上摆着各种书籍，报刊。每次去都看见他坐在桌前看东西。有两次看见杜老吃饭，只有米饭和土豆，都是良明做的送给他吃。秦琳说：你要注意身体。他说：这个饭是很香的。
我们当时劝他离开西安，经上海去香港，并且愿给他提供经费。杜老表示，不走。他说：我在西北作用大，去外面的作用小。蒋介石、胡宗南不敢动我。我都六十岁了，还怕杀头!?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的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恶毒地以给延安贩卖大烟土为罪名，逮捕了杜老。杜老在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
一九四七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反动派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害了杜老。杜老就义的当天，我们的一个远房亲戚走到玉祥门，正巧看到了，连忙冒雨赶到我家。她说：常来你家的那个八字胡老汉，刚才在玉祥门被枪毙了，老汉从汽车上下来，一边走一边骂，一点也不怕，真是个硬汉子。我们得知杜老英勇就义，心中无限悲痛。后由杜老的好友戴铭九先生去看了杜老的遗体。戴先生说，特务还在看守，不宜去。第二天，也是从戴铭九先生那里得知由家属出面办后事的情况。杜老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
杜老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断探索真理，一贯追求进步，直到最后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进步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骄傲。
在革命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他掩护、资助和营救了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鲜明地主张联共、反蒋、抗日，对促成杨虎城部队与红军的合作，和西安事变的爆发起了很大作用；他大力支持在党领导下的西北群众运动，使之得到蓬勃的发展。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失去杨虎城部队进步力量的支持的情况下，手无寸铁，敢于留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西北地区，高举民主运动的火炬，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杜斌丞先生是西北民主运动一面光辉的旗帜，是全国民主运动一根有力的支柱。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垂不朽!
一九八○年七月于北京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