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回忆敬爱的杜斌丞老师
艾子高
杜斌丞先生家住米脂县城内，和我的老家是邻居。我在原籍读小学时，他就经常关怀和指导我的学习。后来我考入榆林中学，从此以后，他一直是我最敬佩的老师。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普遍处于落后状态。在地瘠民穷、交通闭塞的陕北更甚于他处。1917年夏天，杜先生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回到陕北就任榆林中学教务主任，次年任校长。当时陕北23个县虽然仅有这一所中学，但由于办学经费太少，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匮乏，教学内容极端陈腐，已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杜先生的到来，不仅是榆中建设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陕北教育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搞好学校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杜先生未来之前，榆中的教师大都是一些守旧人物，教学内容也就跳不出孔孟之道的窠臼。针对这种情况，杜先生首先抓了教师队伍的整顿和建设。他通过在北京上学期间结识的进步人士，为榆中聘请了不少学识渊博、品行高尚、思想进步的教师。其中有魏野畴、李子洲等同志；还有学识高深的董竹篱(解放前任金陵大学教授)、李可亭(解放后任兰州民族学院教授)、夏家驹(解放后任山东师范学院教授)、王森然(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等人。杜先生欢迎这些远道来榆中任教的老师，一开始就给他们下3年聘书，并给予优厚待遇。当时，公立中学教师月薪60元左右，杜先生破格给酬，有的月薪高达130元；每年回家探亲的旅费，也由校方报销。而身为一校之长并兼任全校史地课教员的杜先生，每月只领50元钱的最低工资。他这种为搞好教育事业克己奉公的高尚品德，使全校的师生员工无不深受感动。
榆林中学原是将一座不大的古庙作为校舍办起来的。杜先生来校后，随着师生的不断增多，校舍不够用了。为了将扩建校舍的经费节约下来用到诸如购置图书和教学仪器等方面去，杜先生实行勤俭办学校，亲自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利用每天下午课外活动的时间，自己动手，进行义务劳动。榆中平展展的大操场，就是杜先生率领大家填平了瓦窑沟之后修铺起来的。在建校劳动过程中，杜先生针对旧教育毒害下学生鄙视体力劳动的现象，向师生进行热爱劳动的思想教育。他曾对同学们严肃地说：“如果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这种本事，哪有后来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呢?”杜先生的一席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
杜先生讲授史地课，并不是单纯地传授知识，而是通过教学，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灌输革命思想。例如在历史课教学中，他引导学生了解历史经验，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前进的道路，勇敢地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他条分缕析中外历史上各种盛衰成败的原委，愤怒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鼓励学生树雄心，立壮志，继前人革命未竟之业；破黑暗，求光明，使我国成为独立、富强、繁荣、进步的堂堂大国。因此杜先生讲课给同学们的印象很深，几十年来，他的声音每每在我耳边回荡。
五四运动的爆发，像雷鸣一样震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大地，这时青年和广大人民在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这时杜斌丞先生带领榆中同学，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科学与民主，挽救民族的危亡。同学们都感到自从“五四”以后，杜先生的政治热情更高了，革命的意识更明确了。
杜先生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抓德育、智育的同时，也很重视体育。由于榆林中学当时没有专任体育教师，杜先生便亲自给学生辅导课外体育活动。他既抓普及性的体育锻炼，又抓代表队的训练，他常说：外国人讥笑我们中国人是什么“东亚病夫”，欲改变中国落后状况，需要我们切实去做的事情很多，单纯地搞什么“体育救国”当然不行，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如果身体羸弱不堪，成了“蒲柳之姿”，那就很难把功课学好；即使学得知识很多，也不能对祖国和人民做出什么贡献。他自己一贯身体力行，和学生一起坚持体育锻炼。直至1946年，在西安，有一天早晨我因事去杜先生的住宅，还见他正在院中练“八段锦”。
杜先生对学生不仅高度负责，而且是负责到底的。学生毕业后，他仍然关怀备至。榆中是春季毕业，而北京各大学是8月才招生。杜先生便把准备投考大学的毕业生组织起来，留校再参加为期3个月的补习班。由于杜先生治校有方，榆中的教学质量本来就是相当高的，再经过3个月的认真补习，学生的学业水平更有了提高。尽管他们来自穷乡僻壤，但在北京的大学考场上，却普遍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以我们第3期丁班为例，当年参加高考的23名同学中，被北大、北师大等“国立八校”录取的就有20名。对于不打算继续升学的人，杜先生就设法给他们找工作，主要是介绍他们在地方上从事教育工作。几年之内，差不多陕北各县小学都有榆中毕业生当校长或教员，使小学教育质量普遍有所提高。
像许多受到杜先生帮助的学生一样，我在升学问题上和升学后遇到的困难，也曾得力于杜先生的热情帮助。我从榆中毕业后，家庭因经济状况不佳，不准备让我上大学了，而我又是何等渴望能够继续深造啊!这时全靠杜先生以他的威望，出面说服了我的叔父，才使家庭勉强同意我去北京考大学的。我考上北师大后，却无力支付各种费用，又只好写信向杜先生求助。不久便收到他给我的100块钱的汇款，帮我克服了困难。后来才知道，杜先生为了资助榆中考上大学的家境贫苦的学生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千方百计地募集了一笔款子作为助学基金。他给我汇的这笔钱，就是从助学基金中提取出来的。当我收到这一笔钱时，心情是何等激动阿!
抗日战争后期我已在大学任教，杜先生当时住在西安王家巷，当我思想上结了疙瘩，政治认识上碰到不清楚的问题时，经常到他家中请教，杜先生总是一如既往耐心地教导我。记得有一次跟杜先生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他坚定地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将来必然要走的，无可怀疑。但必须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人民要走的光明大道。”谈到当时学校复杂的政治思想情况时，他教育我要善于联系团结大多数师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民盟的任务，宣传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的精神，并向我指点做思想工作的方法：“除了对那些少数反动的知识分子要提防、要斗争外，对大多数认识不清、徘徊歧路、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不要瞧不起他们，讨厌他们，而要和他们交朋友，多往来，多谈论，以尊重友好的态度帮助他们。思想工作不是咄嗟可办的事，要善于期待，善于引导。要使人家感到你是出于一片关怀的心情来谈话，而不是自命聪明来说教。”他还不止一次地谈论大学的教学问题，说：“大学教师必须培养学生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革命理想，又各有一种专长，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才。大学教师不能只作业师不作人师。”杜先生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每次都使我顿开茅塞，豁然开朗，满载宝贵教益而归。
如果说杜先生在五四前后还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那么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逐步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他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腐败，寄热切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并勇敢地投身于革命斗争。
杜斌丞先生教育、鼓励他的学生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力行的。解放战争中，有一次我去找他，他斗志昂扬地说：“要向李公朴、闻一多等同志学习，明辨是非，不畏强暴，与人民站在一起，以满腔热情为真理而奋斗，做青年学习的表率。”是的，杜先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那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鼓舞着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的人们奋勇前进。
1980年8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