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先生和我父亲曹又参之间的有关事迹
曹国瑞
我父亲曹又参是杜斌丞先生的学生，又是杜斌丞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战友。我们家曾保存杜斌丞先生的许多书信和一些照片。可惜在战争年代和“文革”期间被毁了。
我父亲从榆林中学甲班毕业后，蒙杜斌丞的资助，赴北京平民大学深造。父亲边上学，边为杜斌丞办事，如帮助聘请教师，采购图书仪器等。大学毕业后，父亲回到陕北，在榆林中学任训育主任兼体育教师。在此期间，父亲对陕北军阀井岳秀的贪婪横暴、荒淫腐败行为极为不满，他曾联络阎揆要等同学、同乡秘密集会，策划倒井，并请杜斌丞领导他们的倒井活动。从此父亲同杜斌丞保持联系，在长期民主运动的斗争中，不断受到锻炼提高，以至终于实现率部起义回到党的怀抱的愿望。在这些方面杜先生对父亲起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1970年春节，我回到银川探亲。我问父亲：“在延安大学学习时(1948年至1949年春)，校长李敷仁曾说，为组建民盟事，你经常和他通信，你是他未见面的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说：“1944年冬，杜斌丞写信，要我在陕北组建民盟。那时，我已任国民党第十一旅代理旅长，不便出面，特意邀请好友、宁夏一中校长黄执中在宁夏组建民盟，然后向陕北三边一带发展。1944年寒假，黄执中由银川来到安边，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1945年春开学返回宁夏)，专门商量组建民盟事情。黄执中回宁夏不久，就建立了民盟组织。宁夏解放后，黄执中继任宁夏省民盟的总负责人。在这个期间，我除和杜先生经常通信外，还与李敷仁多次通信。所以李敷仁说我们之间是未见面的朋友。”
我把父亲说的这段话写出来。下边我根据父亲1948年4月1日和1952年11月写的两篇自传中叙述的他同杜斌丞往来的一些重要活动事实，整理成文，以纪念杜斌丞先生。
1925年暑期，我由北京平民大学毕业后，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之聘，在榆林中学当了半年教员。在这短短的半年期间，井岳秀的蛮横、残暴、反动腐败给我的刺激很深。如冬季学生要求参加校务会议闹起学潮，井岳秀即蛮横地派100多名士兵进入榆中，把几十个闹学潮的学生，持枪押出榆林南门。这一事件，使我万分气愤，不到寒假就离开学校，并决心开始倒井的实际活动。
1926年春，通过社会关系，我有目的的活动到一个靖边县分县长(宁条梁县佐)的职位。因为那时候三边的军队，多是陕北籍的地方武装，有几个小军官和我熟识。因此我选择三边进行倒井活动。1926年5月间，我在宁条梁县佐公署同阎揆要、石子俊、王子元、杨觉天、杨志显、张润民等7人，开了一次反井的秘密会议，并宣了誓，决定主要联络陕北籍的地方军队(因为这些部队多与井岳秀蒲城系部队不和)，待有了相应数量，时机成熟时举行兵暴。1926年秋，活动的成绩很好，唯被井岳秀有所觉察，曾密令其三边军事头子任和亭团长密查。为了挽救这个危机，我曾亲自到榆林找杜斌丞先生，把我们的计划与活动情况全盘告诉了他，要求他掩护我们，并请他作这个运动的领导人。杜先生慨然应允，并给以鼓励和指示。当时根据杜先生的意见，决定倒井拥高(高志清)的方针。以后，杜先生就成为倒井运动的领导人。
我为了便于奔走各地，进行倒井活动，于是年冬辞去靖边分县县长之职。由于有杜先生的领导，这个运动发展很快，范围异常广大。到1927年秋，已有许多中小学教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个运动；联络到的武装有：石益斋(石谦)团即以李象九、谢子长为骨干的全团，任和亭团内的石子俊等4个连，高景明团内的李植卿等4个连，段得胜团的一部分，左协中团的一部分及各县少许民团，总计近30个连。按表面的数量看，已到了可以发动倒井实际行动的程度。唯杜先生于是年夏天，觉察到井对他的威胁，藉考察教育为名，离榆去平、津、沪等地。其时，井岳秀察知了我们的一部分情况，于中秋节将石益斋暗杀于榆林。我得知此讯后，星夜从家里到横山县城，和几位反井同志决定，通知各地于九月十五(农历)前后一齐暴动倒井，向延安及榆林两地进攻。结果，只有驻清涧的石益斋团在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下如期暴动，其余部队未动。我随后亲自到任、段、高等团驻地神木、府谷(也是高志清反井主力部队所在地)去通知，但他们藉口没得到高志清的命令而不动。高志清又藉口杜斌丞先生不在而不动。最后，李象九、谢子长、阎揆要等在清涧的孤军失败了。我也在1927年冬由神木到山西，经南方到北平找到杜先生，向他汇报了失败经过。
1928年春，北方正在打张作霖，火车不通。我和杜先生从北平出发，由水道经沪、宁、武汉转山西回到陕北神木，时已初夏，住了两个多月，发现我们拟拥高代井的高志清，其军阀习气更甚于井；所联络到的各连长们，可能在井倒之后，变成更坏的小军阀，所以我俩的情绪就有些低落，再没有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同时感到另一种威胁，可能有人会把我俩当作“升官的礼物”送给井岳秀。于是，当年秋末，我俩借办赈(济)之名，二次流亡到平津一带，只把革命青年谷玉山、高硕卿(高岗)等安插在高志清部队内。
我们到北平后，杜先生到东北募集赈粮。1929年春我到了绥远，任务是向陕北转运赈粮。是年暑假，杜先生函召我来到北平，对我说：“我们数年来的倒井工作，所联络的还是为升官发财的无革命性的旧军人，即使倒井成功，仍是以暴易暴，我们谁有法统治他们?徒使人民遭战乱之苦，所以我主张倒井活动可以暂时停止。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南北两大军阀蒋、冯如此的反革命，如此的残杀青年的问题。现在我和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刘永程(刘允臣)等拟作一个全国杂牌军的大联合运动，以对付南北两大军阀。你可火速回到西北去，联络西北的小杂牌军去，最主要的是传达给为倒井运动羁留在陕北的好青年们，再不应耽误光阴了，可到处活动去，或组织自己的队伍，或参加好的部队，以便养成将来的革命力量。”我根据他的指示，于1929年秋末又回到陕北。
回陕后，苏雨生部在陕宁边境盐池、平罗一带大扩军。我们倒井的一批志士们就在苏雨生处活动。从1929年冬到1930年春谢子长、刘志丹、高岗、张东皎、张秀山、牛化东、李友竹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先后也到苏部做兵运工作，以后，他们拉出一部分队伍，后来扩建成立了红军游击队。一部分党员则长期留在十一旅工作，直至1945年10月起义。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