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临危不惧坚持斗争的杜斌丞先生
李馥清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的迫害越来越残酷。在西安，特务们逼走了民盟的关梦觉，枪杀了王任、李敷仁(遇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的《民众日报》和民盟妇女社办的《新中国妇女》，先后遭到改组和封闭；《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遭到捣毁；民盟在西安的领导同志和主要盟员的行动，受到监视，有的还接到特务们的恐吓信。
在这一年的七八月，我也接到特务的一封恐吓信。敌人叫嚣：“李馥清，早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如今你大胆地又钻进民主同盟捣鬼，已给你准备好了新式武器，赶紧把你的后事安排好，倘若你要给我们说什么，可以写封信，交给你门上的黑衣人。”那时，民盟的同志们都特别为杜斌丞先生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轻易出门，以防特务的暗害。有一天，杜老突然来到我家，我正在一个人坐着纳闷，一看见他真是又惊又喜。杜老是那样乐观和安祥。他坐下来问长问短，打听同志们的情况。我忽然想起那封恐吓信，便从抽屉里拿出来给他看，并且笑着说：“你总是叫我们办妇女刊物，现在特务叫我安排后事哩!他们很快就要收拾我了!”杜老一口气把信看完，冷笑了一声说：“敌人把你枪杀了，我给你报仇!”他十分愤怒，接着补充说：“如果你真的被特务枪杀，我给你修庙堂，烧长香。”在敌人的恫吓面前，杜老威武不屈，临危不惧，气节凛然。继续谈话中，他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憧憬着未来，充满着希望和信心，给了我很大鼓舞。
1946年的10月间，西安的国民党特务更加疯狂，对民主力量，也由暗地迫害逐渐变为公开的镇压。我家门口日夜都有特务监视。同志们和一些熟识的朋友都不多来往了。经党组织同意，我和杨晓初同志决定离开西安，转往陕甘宁边区。我托戴铭九同志捎话给杜老，把我们要离开的打算告诉他。但我们总想见见杜老再动身，见不上杜老的面，心里总觉得不安。事也凑巧，1947年旧历年初一，我和晓初同到高桂滋(他当时是胡宗南的‘副长官’)家中去拜年。一见到高桂滋的小卧车在院子里(这是胡匪司令部的车)，我便和高桂滋的妻子叶惠贞商量，借用军车去拜年。
我和惠贞坐上了“副司令长官”的车，在雪水和泥浆中行走，雪越下越大。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紧闭着大门，大街上死气沉沉，没有一丝节日欢乐的景象。当汽车快开到北大街的时候，我猛拍了惠贞一下，说：“咱们趁今天这个机会，给杜老也拜拜年。”她吃惊地小声说：“杜老门口有特务。”我不等她说完，赶快使了个眼色，说：“今天雪下得这么大，那些狗特务钻在窝里不会出来，何况又是大年初一。”她点了一点头，并对司机说：“从王家巷进去，到一个亲戚家看看。”
汽车到了杜先生家门口，我们叫司机停车。下了车，我们推门直入，走进杜老的上房，他老人家正和戴铭九围着火炉喝茶。见了我们，他感到突然，忙问：“他俩(指高桂滋和晓初)怎么没来?”我告诉他，我俩是半路上决定来的。我的话把杜老惹得笑了起来。他捋着胡子说：“你这是心诚不怕虎伤人!”
时间不允许再谈笑了，我连忙向杜老说道：“大家都说你离开西安好，留在这里什么也做不成。大家都希望你把胡子剃掉，化了装再设法送你走。继续待下去，是不安全的!我和晓初已经决定先去上海，再设法去其他地方。”
我的话他听了有些生气，大声说：“咱们不走!那一群狗把咱敢怎么样!”我又向他说明不能不走的理由，并且说明走不是懦弱，而是为了保存力量，再作斗争。杜老说什么也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坚持不走，言语激昂，不怕牺牲。
当我和惠贞告辞的时候，杜老从抽屉里取出两份民盟的文件交给我们。他的态度仍是那样坚定，甚至带些倔强。我和惠贞走出房门，他还高声说：“我不准你们俩走!”我走到他家二门口，向他招招手，说了声：“上海再见。”我的眼睛里的泪水几乎流出来了。当时，杜老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凝视着。
车子离开杜老家门口时，两个贼头贼脑的人，盯了我们两眼，看来对于“副司令长官”的专车来去匆匆，有点出乎意料。
我们回到高家，我怕特务以后追问“副长官”的专车为什么去杜家，又怕高桂滋不高兴，一走进门第一句话就向高说：“你知道我姊妹俩还去了谁家?”高说：“猜不到。”我说：“顺路到王家巷给杜老拜了个年。杜老嫌你俩胆小，夸奖我姊妹俩胆子大。”没料想高突然难过起来，说：“你走时没说这，我这官不做又能怎样?!去看看杜老，顶多他们把我押起来，再么把我头割了!我这么大的年纪，还怕死嘛!”我听了这话才松了一口气。
杜老啊!国民党特务把你杀害了!谁知这次拜年，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为了争取民主、和平，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蔑视敌人，在敌人的威逼下，不屈不挠，誓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永垂不朽!
1965年4月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