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南京与保安，渐行渐近
宋连生
1. 南京的选择：动武还是和谈
事变当天，南京政府接到的第一份电报是国民党驻潼关部队将领樊松甫发出的。对张学良没有直接向南京发电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西安同南京的信息暂停，如陈布雷在日记中所说：是日下午1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无西安之消息，余怪而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二是蒋介石逃离华清池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人都很焦急。为此，张的第一份电报由樊松甫转发，说蒋介石失踪了。南京接到樊松甫的电报是在下午3时50分。一个半小时后，即到了12日傍晚，才接到由西安发出的正式通电，通报兵谏成功，声明捉蒋目的，并提出张、杨的八大主张。
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何应钦是南京的国民党要人中最早获知消息的人之一。委员长被扣的消息，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镇定下来之后，何应钦以家代府，派人请来考试院长戴季陶、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吴稚晖和军政部次长熊斌，几个人坐下来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其间，熊斌提出应该请时在南京城内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参加，被何应钦拒绝。这个小范围的会议，确定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基调，决定对有关方面开展工作，为正式出兵讨伐做好准备。
根据这一决定，何应钦首先以“真相不明”为由，对冯玉祥等可能同情张、杨的人和尚不知情的要员们暂时封锁消息。接着便以“军事需要”为词，严格新闻检查，切断南京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使西北的报纸和张、杨的宣言到不了南京。
由于消息不通，冯玉祥等人直到中午才从立法院院长孙科那里知道了事变的概况。当晚8时，冯玉祥召集张继、鹿钟麟、张静江、石敬亭等人商议对策。与会者都对何应钦的做法表示不满，要求何应钦说明缘由。为此，何应钦不得不派熊斌邀请冯玉祥等人来他家会谈。
冯玉祥等人赶到何家，李烈钧、朱培德、戴季陶、叶楚伧、陈璧君、陈公博等人已在座。谈及如何处理事变，李烈钧与何应钦发生了冲突。何应钦说：“张学良劫持统帅，目无党纪国法，是叛逆”，主张不管蒋的死活，都要明令讨伐；轰炸西安，“不惜玉石俱焚”。而李烈钧则主张无论如何都要保证蒋的安全。部分国民党元老和蒋介石的嫡系，如戴季陶、吴稚晖、叶楚伦、居正等人支持出兵讨逆。只有陈璧君、陈公博等少数几个人支持李烈钧。戴季陶等人主张把军权交给何应钦，冯玉祥坚决反对。会谈无果而终，大家遂赶到中央党部参加紧急会议。
当晚11时30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联席会议。在会上，戴季陶站起来，疾呼讨伐。他激昂地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受他的影响，会议完全一边倒，武力讨伐派占尽上风。会议进行了近四个小时，作出五项决定：(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会改为五人至七人，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军委会常委；(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常务委员负责；(四)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五)应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
会议做出的决定得到了国民党一般高级将领和黄埔系将领以及复兴社多数成员的拥护。复兴社常务干事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拥护何为领袖，服从何之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自愿请求率领该部教导员总队打前锋。
南京政府的上述决定，将全国推向内战边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中的另一派，宋美龄、孔样熙等人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事变爆发时正值星期六，孔宋家族主要成员都在上海。
12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送给孔祥熙一份何应钦发来的绝密电报：西安有兵变，蒋介石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一小时后，孔祥熙又接到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的绝密电话，转告了张学良致孔祥熙的电报，大意是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得以发动兵谏，委员长安全没有问题等。
闻此消息，孔祥熙感到十分震惊。当晚，他驱车直驶宋美龄的住宅，向她报告了这一消息。此时，宋美龄正在主持会议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的事情。孔祥熙对宋美龄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孔祥熙是宋美龄的大姐夫，在历史上，他不仅斡旋宁汉合流，维护了蒋介石的最高领导地位，而且与妻子宋霭龄一道撮合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由于孔的含蓄随和，对蒋的主张又多顺从，因而颇得蒋的重用。当时，他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是南京政府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之一。
孔祥熙带来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宋美龄震骇莫名。加上南京方面断绝了与西安的电报、电话联系，他们无法获知西安的真实情况，心情更加沉重。经过紧急商议，宋美龄偕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连夜赶回南京。
深夜，经过苦心思考，孔祥熙给张学良发出了事变后的第一封电报：
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徵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心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怖意，佇候明教。弟祥熙叩文亥沪寓印。2
孔祥熙的这封电报，语言比较委婉，措辞比较谨慎，反映了在上海的孔、宋等人最初对事变的基本看法。
13日凌晨7时，宋美龄一行到达南京。此时，南京政局混乱不堪，人们都异常紧张。孔、宋等人看到南京政府已决定严办张学良，正在积极动员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一时不知该怎么办。等拿到张、杨的通电，才赶忙开会研究对策。通过分析通电内容，宋美龄比较清醒地看到，这次事变“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以比拟；而其关于国际与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势，倘处置失当，即酿成民国以来空前之战祸”。因此，她对何应钦等人部署进攻西安的军事计划和国民党中央轻易作出惩办张学良的决定，深为不满。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虑余地，认为其不容委御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3在美国人罗比·尤思森写的《宋氏三姐妹》一书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南京政府官员中有一派主张立即轰炸西安。宋美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动，对于国民党人将是一场灾难。”加上事变发生后，英、美驻华使馆马上同孔、宋联络，希望和平解决事变，支持营救蒋介石，同情西安方面联共抗日的主张。面对这样的情况，孔、宋等人商量决定，必须用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先把蒋营救出来。
在两派各有主张、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3日下午3时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参加了会议。何应钦在会上介绍说，洛阳一带的中央军已经开始向潼关进发，西安城外发生了小规模战斗，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应立即进兵讨伐西安。戴季陶、吴稚晖等人要求立即下令讨伐西安。孔祥熙表示不赞同军事讨伐，认为日本正准备扩大侵略，中共方面亦曾表示愿统一于中央，在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张学良主张联共抗日，可以商量，国民政府也应反省。再说，南京与西安电讯不通，杨虎城态度未明，西安情况虚实未卜，更不宜突然出兵，应力主缓和。宋美龄支持孔祥熙的观点。她说：“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连系”。她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之出险。”对于宋美龄的主张，何应钦不以为然，说“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美龄听了他的话，极感气愤，她回敬何应钦，说自己“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4
会议在激烈的争吵中结束，意见未能统一。
孔祥熙虽说没能阻止何应钦等人的行动，但也没有放弃努力。会后，他利用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分别致电兰州的于学忠、北平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开封的商震、青岛的沈鸿烈、太原的阎锡山以及冯钦哉等人，劝他们“一致拥护中央既定国策，完成国家之统一”。5同时，他还私委阎锡山以“营救大权”，要其对张、杨“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6他的这些做法，或多或少收到了效果，减轻了主战派的影响。
宋美龄也极力说服那些基于对张、杨愤慨而附和何应钦的国民党元老，要他们以大局为重。宋美龄向他们分析了采取军事行动的严重后果。她说：“惟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伐之师，径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陷于危殆，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灾，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她希望大家共同“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7
宋美龄还极力寻求黄埔系将领的支持。事变发生后，黄埔系将领派代表拜见宋美龄，要她拿主意。宋美龄在回忆录中记述说：“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为此，宋美龄召集黄埔系将领开会，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在“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8她还说，主张讨伐的人是“别有用心”，嘱咐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而轻举妄动，希望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宋美龄一再向这些黄埔将领说：“委员长抚爱诸生如子弟，目前遇此事变，正为诸生敬谨遵行师训之时。”9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宋连生.--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