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亨瑞·端纳（William H.Donald），澳大利亚人，1875年出生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小城里斯峪一商人家庭。青年时代在印刷所当排字工，23岁起进入新闻界。1903年以悉尼《每日电讯报》记者身份赴远东采访，不久接受香港《德臣报》聘请出任副主笔，同时还兼任其他一些外国报纸通讯员。28岁的端纳踏上了中国。此时的他，生机勃勃，对民主事业怀抱信心，对积弱落后的中国充满同情与改造的渴望。
端纳参与中国政界的第一步便是成为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免费顾问，发动广州商民抵制日货，帮助张人骏摆脱日本人的高额讹诈。1911年春，端纳以《纽约先驱报》驻中国南方记者的身份抵沪，联系上伍廷芳等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端纳作为上海总部顾问，夜以继日地协助伍廷芳（不久出任外长）进行对外联络，参与筹建共和政府。同时，撰写大量现场报道，鼓吹革命。孙中山海外归来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成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参与起草中华民国第一个政治纲领――《共和政府宣言》。
端纳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40多年间一直活跃于中国政坛。端纳历任孙中山、北洋政府和张学良的政治顾问，1934年任南京国民政府顾问。端纳自成为蒋宋政权的顾问后，履行了一整套改革计划，包括统一币制，禁绝鸦片，建立中央银行，规范税制，严惩腐败以及后来掀起的声名昭著的“新生活运动”。以上这些，形式上是蒋委员长在全国发令推行，实则出自端纳的手笔。
“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作为蒋介石夫妇的顾问，又与张、杨原本相熟，十分适合作为居间调停人。但是，主张向西安用兵的何应钦竭力阻挠端纳前往西安谈判，坚持蒋介石已死，毋须再与西安交涉。1936年12月13日中午，端纳受宋美龄及孔祥熙夫妇委托，秘密飞离南京，先飞洛阳，等待张学良方面的“准入”电讯，12月14日拂晓再飞西安。端纳奔波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数次往返南京与西安之间，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至少有一份参与性贡献。12月22日，他陪宋美龄专机飞西安，下面就是正沿着铁路向西安方向运动的南京军队，宋美龄十分紧张，飞机滑停前，将一支左轮手枪塞给端纳，恳求道：“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士兵碰我的话，请你开枪吧。” 端纳耐心地望着她：“委员长夫人，士兵是不会碰你的。”宋仍坚持：“请答应我吧。” 有资料表明，还是端纳出主意让蒋宋会见周恩来，动用周恩来的影响，说服不同意释蒋的杨虎城等西安将领。
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端纳是中国政坛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企图征服中国的日本人视端纳为“西方第一天敌”，说他是“煽起中国人反对天皇的西洋鬼魅”，多次以重金悬赏捉拿他。1940年，端纳因与蒋介石不和，辞职离华，驾艇环游太平洋，实现其儿时梦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蒋、宋急电端纳回华助战。端纳允诺，但战火使他的归华旅程极为困难。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亲笔签署了一份电报送到端纳手中，欢迎他回到中国。此时，经过四年的集中营折磨，端纳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摧残，他深感自己在世的时光不多。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越加思念中国，于是端纳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1946年11月9日，端纳溘然长逝。他希望能长眠于中国，宋美龄在宋家墓地辟出一角，安葬了这位对中国有所贡献的澳大利亚人。
端纳唯一留下的较长文章刊于1941年11月出版的《AsianMagazine》，题名为《我的回忆》。然而这家本来就发行量有限的杂志社，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出版物荡然无存。这不能不是个巨大的遗憾。史家有评：端纳不同于大多数西方来华冒险家，他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始终抱有超越个人利益和国界的责任感，其执著度甚至超越宗教信仰。他在中国前后30余年，满怀热忱地帮助孙中山革命；一心一意为北洋政府制定改良政策，最早发现“二十一条”密约，机智地将其公之于众；帮助张学良戒烟，促成东北易帜从而避免内战；帮助中国政府抗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