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代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之方向

    引  言

    佛教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统称之为一切经、大藏经和三藏等等。释迦牟尼所说的教义和所制定的戒律最初没有文字记载，只是口头相传和靠记忆背诵。在他逝世后，弟子们感到这样辗转的口授，容易产生误解和思想上的分歧，因而举行了结集(集体会诵经律)，开始编集律藏和经藏，以后又编集论藏，并对三藏进行了注解。佛教向南北传播后，很多地方的佛教徒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翻译编写了种种佛教典籍，并汇辑成经典，因之目前大藏经中有巴利语、汉语、藏语、蒙语、满语、西夏语及日语等体系，另外，还有用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突厥语等译写的佛典。

    一、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传承文明的方式多种多样，但主要依靠典籍。典籍的产生使得文明传承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所以，在中国，修史造藏、整理典籍、抄书印书藏书，成为代代相承的传统。①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经历了从一个外来宗教转变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整理、研究大藏经，同样也是发扬、传承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经验。在我国佛教史上，历朝历代虔心收集、翻译、整理、传抄、供养、编修大藏经的佛教僧俗信徒不胜枚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各种形态的大藏经才得以形成和发展。根据现有资料，汉文大藏经大约有三种情况：唐代以前的写本藏经；宋代以后的木版雕刻印本；汉文大藏经的排印版本。②

    (一)汉文大藏经的基本情况

    我们知道，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历来是有争论的，问题是首先需要把散乱各地的文献经书收集和保存下来。只有收集和保存下来，提供了解和研究的基础，才有全面评价和讨论如何运用的可能。③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藏经目录即近50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20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雕版和排印本大藏经20种(一说21种)。

    传统大藏经虽然利于保存，但不便阅读。就大藏经的整理而言，虽然有多种大藏版本被影印传世，但依然有《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等重要版本没有影印公之于世。我国历代大藏经的多数已成文物，尤其是宋元版大藏经，它们不是已基本亡佚，如《开宝藏》《契丹藏》；就是成了稀世的孤本、残本；或是流落海外，如《赵城藏》就是世间仅存的孤本，《崇宁藏》《毗卢藏》基本保存于日本。明清诸版大藏经国内虽有完整的印本存世，但数量很少，基本上是各大寺院的供品。上世纪初，日本佛教界首先发起并重编了《卍续藏》《大正藏》，成为之后佛教界及学术界广泛使用的版本。民国时期，还出版过铅字排印的《频伽藏》和《普慧藏》。以后，中国再没有大规模的官方编纂汉文大藏经之举。上世纪30年代，在西安的开元、卧龙两寺发现了宋《碛砂藏》本，遂引发了我国佛教学术界整理和研究大藏经的热潮。在之后的年代，上海的僧俗学者整理影印了《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在这一过程中，又在山西发现了《赵城藏》，并从中整理影印了《宋藏遗珍》，著名佛学家欧阳渐的弟子蒋唯心还发表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上世纪50年代，重编《中华藏》的计划首先由台湾学者蔡运辰提出。1956年在台湾成立“修订中华大藏经会”，1982年完成了台湾版《中华藏》。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的佛学界也提出重编《中华藏》的计划，吕澂先生为此编著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一书。但因之后的政治运动，这一计划没有付诸实施。

    综观国内外刊印的各种版本大藏经，都有收录不全、排印错漏等缺点，都不是理想的版本。

    (二)汉文大藏经的传译

    汉文大藏经是在佛教传入我国后，经过长期的翻译、撰著和编纂起来的佛教经、律、论汇集。流行于中国汉、蒙地区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我国佛典的翻译最早是在东汉末年恒帝(147—167)、灵帝(168—189)时代，最早的译者是西域来我国的僧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在南北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蓬勃发展，译经事业也在更大规模上进行，翻译的质量有所提高。在隋唐时期，佛经翻译获得了统治者的直接支持，由国家出面组织译场进行，并建立了一套极为严格的翻译制度，译经顺序分为宣读梵文、证义、证文、审听、笔授、缀文、参译、刊定、润文等九个阶段，从而保证了译文的质量。隋唐是我国译经事业臻于鼎盛时期，但五代以后就开始衰落，北宋时，佛典的翻译虽未中断，但只在少数人或个别人中进行。在佛经传译的2000年漫长历史过程中，我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培育了一大批翻译家。据不完全的统计，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属于翻译印度次大陆各国的约1482部5702卷，除重译本外，还有4400卷，其中小乘佛典约1400卷，大乘经、律、论约3000卷，约合梵文250万颂。自后汉末至北宋末年(2—12世纪)，约1000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书可寻，属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计71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等称为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三)汉文大藏经的特点

    汉文大藏经的特点如下：第一、量多。在大部分印度原典都已佚的今日，要理解印度佛教历史，汉译是最重要的资料。第二、仅就量上来说，后述的西藏大藏经几乎也可媲美汉译，藏译始于8世纪后，但中国在5世纪已经翻译了现今仍被广为读诵的经典；6、7世纪时，主要经典的汉译皆已齐备。也就是说，汉译最能反映印度佛教的全盛时期。第三、同样的圣典有多种译本。在印度即使是相同的典籍，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改订或增，也会有古籍资料的流失。含义保存了其新旧形态，所以可以追寻变化发展的轨迹。第四、因汉译年代大体皆有正确的记载，所以可据此重构印度文献史。但是，反过来说，汉译数据也不是没有它的缺点。因为中国文学与印度文学都有古老的历史，有其各自的发展，所以将印度原典翻译成汉语时，未必能忠实于原文。这种顾虑在鸠摩罗什的汉译中非常周详，玄奘以后的译文较重视于原文，即使如此，为尊重汉文的成规与习惯，以使译文易懂易读。有时候也有重新编辑本文的痕迹。即使是现代要将他国语言翻译成英文等，为尊重英文本身的表现形式，甚至要牺牲对原文的忠实性；即使从语法构造相近的法文、德文等译成英文时，常常很难从英文去推定其原文。汉译佛教圣典同样也有此困难。将此视为缺点或许不太恰当，但从原典批判的立场来说，这确实是相当棘手的问题。因此，很难逐字来作梵汉对照。④

    二、当代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方面做出的有益探索

    (一)新时代汉文大藏经的编撰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委派时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主持，调集了一批专家学者编纂《中华大藏经》。从1982年8月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经过13年的苦干，160多人的努力，这部共收录典籍1939种，约一亿多字的大藏经，1994年底编纂完成，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全部106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大藏经整理与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中华藏》凭现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积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数码本这一汉文大藏经的发展序列中，位于近现代印刷本的最高端，从而在汉文大藏经发展史上，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类，树立起自己独特的地位。

    新时期大藏经的整理已不单单只是整理重印，当前，校点工作已成为关注的重点。2007年，我国第一部标点本大藏经——《新编大藏经》编纂出版工作正式拉开帷幕。作为目前国家最大的出版工程之一，据大藏经编委会估计，完成后的《新编大藏经》字数约3亿，拟分300册出版，预计五年内完成。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高僧一百余人组成了编委会，力求通过全面的收集、比勘、标点、整理，统一版式，科学分类排列，并加以标点句读，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收编藏经种类最完备、版本权威、使用最便利的现代读本。

    (二)大藏经电子数码化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佛典电子化又成为世界性的潮流。1993年韩国海印寺主持了一项宏大的工程：《高丽藏》数字化全文本。这一项目于2000年5月完成，现已有光盘传世。之后，我国台湾的佛教学者组成了“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启动了电子版《大正藏》工程。目前，电子版《大正藏》光盘已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我们正处在近现代印刷本时期与数码化时期交替的过程中。电子化不仅能大大缩小大藏经贮存的空间，还将改变佛教大藏经的流通打式，从而加快了大藏经的普及与应用；研究者也可在计算机上阅读经藏，并通过检索手段迅速地获取相关数据。当然，无论计算机技术如何发展，宗教信仰者实际证悟的修行生活体验依然需要通过平静地阅读经藏获得更多的提升，依靠指端敲击键盘显而易见不能完全替代，因为微妙的心灵感受必须靠一页一页读诵经典才有可能得到。

    三、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的时节因缘

    佛经原出于古代，是用文言文译写的，佛教术语名目独特，寓意深奥，这又给阅读者带来很大的困难。⑤因此，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因素。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角度看，佛经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转换过程，而是将一种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转换过来，从而推动文化的传播、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综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在中国汉地实施的文献传播方式是按照佛经汉译—汉文经录编撰—汉文大藏经刻印这一历史进程进行传播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三者之间彼此关联，发挥着其特定的传播功能，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汉地的成功传播。在佛经汉译过程中，佛教文献的传播主体创制了一套有效的精神文本，这种有效文本在符号表达、思维方式、当下利益上与受传者保持亲近，从而保证了传教的成功。佛教在向中国汉地实施传播的过程中，面对中国本土文化和语言差异的阻碍，为扩大自身在时间空间上的影响，妥善处理传播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佛教选择了依靠神异道术、依附中国本土文化、依附封建王权、重视与士大夫交往结纳和以通俗简易之道教化民众的传播策略。这些传播策略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达到了其传播佛教的目的。⑥这也直接影响着佛经翻译的组织形式、翻译的标准、策略、方法与技巧，从而使佛经翻译在不同时期彰显出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历史的发展为汉文大藏经的传译提供了拓展的空间

    翻译作为某个译者的个体活动，其动机和影响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当某类翻译活动成为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和持续性的集体活动时，则必定有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也必定会对所在地区的社会、文化造成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影响，佛经翻译亦是如此。佛经翻译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末年与东汉初期政治腐败，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人们渴望有一种精神力量来慰藉和解脱自己，从而为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翻译提供了社会条件。东汉时期思想及文化的变化为佛经翻译提供了客观条件。“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多元、理论系统日渐续密的百家争鸣的全新时代。”(方立天，2004)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既为佛经的翻译与佛教的传播留下了空间，也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

    (二)佛教的圆融思想为汉文大藏经的传译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佛经翻译之所以形成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不仅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影响，佛教的“圆融”思想也起着关键作用。“圆融”思想赋予了佛教特有的开放和包容的性质，因此佛教传入中土之初，在保持自己特性的前提下，即能与中国传统的各家学说互相交流，对儒、道之学采取顺应、融会的态度，效仿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会作用。佛教五戒融会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语翻译佛典，“增加及融合了同期中国思想的主流。”(许里和，1998)从而使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浑然一体，为自己不失时机地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也为自己的译文找到了接受者。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的精神本身与佛教的思想极具相似性和相通性。因此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与本土文化相融互摄、相得益彰，促进和完善了中华文明。由于佛经翻译采取了让中国人容易理解、便于接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从而使佛教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和谐并立的局面。因而，在佛经翻译和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于相互借鉴、相互补益的良性循环关系中。

    (三)本土信仰需求为汉文大藏经的传译提出了明确的取向

    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有一个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这一策略必然深刻影响到以传播佛教为目的的佛经翻译。为了有利于佛教传播，佛经翻译必须考虑到中国读者和广大信众的实际需求层面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于是调适便成为佛经翻译的主要策略。与佛经翻译初期的归化策略相适应，在佛经翻译的发生期，译音多采用格义、比附等翻译方法，借用儒家、道家的术语来表达译文，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人理解、接受佛教思想。

    成功的翻译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佛经翻译一开始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文本转换活动，而是着眼于传播。它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但是这种‘目的’并不完全取决于译者个人，因为译者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也要受到主体文化目的的制约。”(张春柏，2005)它的组织形式、方法、技巧、原则和标准等，都在随着中国本土文化和各种文本外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从唐朝开始，著名的翻译大师玄奘所运用的翻译技巧有补充法、省略法、分合法等，几乎囊括了现当代常用的各种翻译技巧，从而使译文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高水平佛经翻译，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便接纳了佛教及其教化思想。从译者队伍来看，佛经翻译始终向着更加成熟、完善合理的体系发展。在佛经翻译的初期，其组织形式为私译，译者多为外来僧人，翻译活动也以他们为主。从佛经翻译发展期到隋唐的成熟期，越来越多的佛教徒西行求法，精通梵汉双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佛经翻译的组织形式转为官译，译场内部分工很细，这种翻译组织形式至今仍影响着当代的翻译活动。

    (四)佛教自身成长为汉文大藏经的传译提出了紧迫的时代命题

    佛教的自我繁衍、自我整合、自我更新、自我再生的机体功能，注定了佛教在内外因缘变异的逼迫下，必然会自我调节、适应社会。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就是本土化或中国化。因缘和合，如何弘扬佛教的优良传统，更好地为构建和谐世界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弘扬正法，化育众生”，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我们以为，当代的首要任务就是佛教经典现代化，即运用现代语言对佛教哲学范畴做出当代人易于听懂看懂的表述；对佛教哲学范畴进行新的诠释，包括推导出合乎逻辑的引申义；结合社会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阐发范畴涵义；阐扬范畴中所包含的真理因素、智慧成分、合乎社会发展的内容，即阐发范畴中所包含的积极的理论思维成果；提出符合客观实际、适应时代需要的新范畴。

    四、当代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有待进一步重视的几个问题

    1．在有关汉文大藏经的研究方面，我们应该加强对汉文大藏经在新时期的编撰和大藏经数码化等方面的探讨。

    近些年各种版本的大藏经陆续被整理出版，是前所未有的好现象。但是，绝大部分是古本佛经的翻印。古本佛经对于学界和教界而言，在版本、文献上的意义非常大，但是，在实用价值上，就差了很多。要编出一部既能满足佛教信奉者供奉咏诵的需要，又要供全国各界人士用来阅读、研究的可信的文献资料，就要超越古人以某学派、宗派为尊的宗派成见，要尽力避免已出版的十几种大藏经的印刷造成的差错，还要吸取过去已有佛教大藏经的特点，不抱成见，亦不盲目崇古，使其成为一部符合时代要求、反映时代面貌的佛教全书。⑦因此，大藏经的整理工作应该从如下几个层面增强其实用性：

    (1)对于重要的大藏经要进行录入、句读、校对，以适合现代人阅读的简体字重新排版印行。目前，李家振先生、李富华先生组织对《赵城金藏》进行校对，工作进展非常有效果。据悉，中国书店不久即将推出《乾隆大藏经》排录本，河北佛协不久前推出《净土藏》排录本，即将推出《禅宗全书》排录本。这些都是值得褒扬的。

    (2)对于所有的大藏经典要进行提要和导读。为了便于当代人使用，对所有佛经进行提要和导读，显得非常必要。目前，上海古籍推出的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只完成了三藏之中经的部分，而且是依据《大正藏》的基础目录进行的，没有涵盖所有的经。因此，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3)要尽快地对所有的汉文经典进行有序性地白话传译。汉译佛典尽管非常重要，但是其历来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过去的学者中很少有人读佛典，而研究佛教的学者则认为：汉译佛典不仅难懂，而且同梵语、巴利语佛典相比只不过是二手数据而已。但是，思想必须通过语言表现，通过语言流传，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并不能脱离表现它的语言，而是存在于表现它的语言之中。不正确地捕捉语言，便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思想。所以，对所有的汉文大藏经适时进行有序性地白话传译将有助于正确的阐述和理解佛教思想。

    2．我们对于当代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的一些实操性建议。

    正确地读懂汉译佛典是佛教信仰者和研究佛教的学者不可缺少的基本功。但是，汉译佛典中出现的特殊的，或是口语的词汇、语法在汉语辞典、语法书中极少能查找到，这就加大了正确读解汉译佛典的难度。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学角度研究汉译佛典语言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其解释往往停留在佛典以外的文献中相类似的用法的比较，没有充分表明汉译佛典的特征。而且古译佛经一般信众很难读懂，如果不参考梵本或者是巴利语、藏语的经典的话，不仅不能理解，而且可能会误解原意。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对于当今时代汉文大藏经的整理和传译有如下实操性建议：

    (1)收集所有汉文大藏经版本，包括已经出版和未经出版的。进行电子化保护和编目。未出版的珍贵佛经有很多，如山西崇善寺珍藏的崇宁藏、应县木塔收藏的辽藏等等，需要逐一做工作，分别保护。

    (2)将所有经典按照大藏经目录体系和刊刻时代进行统一性编目，重新做出一部涵盖所有大藏经的《新编一切经》(电子版)。

    (3)对于重复收入的经典进行版本的校勘和比较，选出最优的本子，组织国内能够从事佛经白话传译工作的人才，进行白话传译。其余版本存目。

    总之，中国佛教的典籍文献极为丰富浩瀚，其历史发展极为错综复杂。近代国内外学者从各方面对佛教进行考察和研究，著书立说，成果累累，难以数计。⑧对这些遗产，或是化腐朽为神奇，或变瑰宝为腐朽，全在今人的运用。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脚踏现实，承接历史，建设现在，开辟未来。⑨所以，当代汉文大藏经整理传译的历史使命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唯有追慕前贤，承惠开来。我们坚信：即使佛教史与文献研究事实上很有成就，这样也不表示能够虔诚信仰和实践。所以，我们必须得从庞大的经典中睁大眼睛找到佛教的真髓才对。⑩路虽长，靠我们自己走；问题复杂，靠我们自己群体解决，我们的路子会越来越广，前途光明无限(11)。

    * 作者简介：延藏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①  方广锠主编：《藏外佛教文献》(第五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

    ②  李森：《中华大藏经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月。

    ③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

    ④  (日)渡边照宏著，钟文秀、释慈一译：《佛教经典常谈》，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8月。

    ⑤  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

    ⑥  陈文英：《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

    ⑦  李森：《中华大藏经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4年1月。

    ⑧  苏、古编选：《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

    ⑨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

    ⑩  李森：《中华大藏经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4年1月。

    (11)  苏、古编选：《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