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动机
(一)问题意识的提出
强调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宗，一向被认为是跳脱一切形式主义、打破传统经教束缚、直契本心以见性成佛的中国大乘佛教代表，禅宗大师们独立自觉式的特殊禅风照理说应不需要任何外在形式意义的宗教礼忏仪轨之实践才是，何以需要践行忏悔思想?
笔者检视现存禅宗文献与近世发现的敦煌卷子，发现达摩(?～535，A.D.，以下皆略「A.D.」)至唐代的重要祖师们，如慧可(487～593)、僧璨(?～606)、道信(580～651)、弘忍(602～675)、傅大士(497～569)、法融(?～652)、神秀(605～706)、惠能(638～713)、神会(684～758)等大师，下引至南宗的永嘉玄觉(665～713)、马祖道一(709～788)、大珠慧海(生卒不详)、百丈怀海(720～814)、临济义玄(787～867)、睦州道明(780～877)、石头希迁(700～790)、玄沙师備(835～908)、云门文偃(864～949)、法眼文益(885～958)等，他们虽然都以见性成佛为修行宗旨，仍有不少关于菩萨戒、忏悔、罪性本空、因缘果报、六道轮回与灭罪清净的思想言论。笔者就《佛光电子大藏经》「禅藏」部分进行搜索，「忏」字就出现一百八十九笔九百一十八处资料，「罪」字亦出现四百一十六笔一千七百三十六处资料，1虽然不见得每一笔都是在讲忏悔灭罪思想，但可看出禅宗大师们在观照修行时并没有忽略忏悔思想之实践。再就最具代表性的《坛经》而言，不论哪一版本，几乎彻头彻尾都载述了「无相戒」、「无相忏悔」、「发四弘誓愿」、「灭罪颂」等大篇幅之忏悔灭罪之思想，在敦博本077号《坛经》中，出现过十次「忏」字，十二次「罪」字；2到了宗宝本《坛经》时,「忏」字已增加为二十五次,「罪」字亦增益为二十二次；3後起的版本甚至都专门设置「忏悔」一门，4这都表示了禅宗自达摩—唐代惠能—至今日为止，上下一千五百年来，世世代代都重视忏悔灭罪思想的实践。上上等慧根的六祖惠能都在明心见性禅法中如此重视忏悔灭罪思想的实践，其他非上上等的禅师们又怎会忽视?
学界对於唐代禅宗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南北宗异同、心性思想、顿渐差异、历史发展、语言分析、诗歌文学、禅净合一、公案参就、美学艺术或碑传文物……等方面之研究，5专就忏悔思想进行探究的可谓少之又少。随著敦煌研究之兴盛，椎名宏雄、川崎、湛如、企愚、林妙贞、汪师娟、释圣凯、高毓婷等亦见关於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研究(详後)，但前辈们的作品多从一般礼忏法的形式仪轨角度切入，未能针对禅宗大师们特殊的实践方式与忏悔的内涵义蕴进行探论与研究；纵使偶从大乘菩萨戒、因果罪业、顿悟见性等角度进行探讨，亦多局促一隅，未能从进行全面而深层的观察与探讨。
杜继文嘗云：「(禅宗大师们)即使表现最乐观的禅语，也充塞着一些莫名其状的哀愁；某些满含睿智的机锋，往往蕴藏着极深沉的悲痛。」6讲究朗现自性、豁达顿悟的禅宗大师们，何以会充塞着莫名其状的哀愁?何以会蕴藏着深沉的悲痛?这哀愁与悲痛的背後，当有甚多讨论的空间，就本书而言，既然他们强调跳脱传统经教、打破一切形式主义，那他们何以有着这么多关于忏悔灭罪、菩萨戒、罪性本空、因缘果报的观点?在禅宗见性成佛思想里头何以需要忏悔灭罪?尤其在大唐盛世之中，禅宗大师们不但要超越天台、华严、浮土、法相、密宗等大宗，又要对抗中国传统儒家、道家、道教的诸多辩难，同时又要引领风骚，让佛法深植中国社会与人心，他们的忏悔灭罪观点在唐代禅宗心性思想上有何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二)相关问题的追问
从上面的主题质疑出发，笔者又连带追问出下列诸多问题。
如他们在看心看净或顿悟见性思想中所提及的忏悔思想，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教义之传入及忏悔灭罪思想之关系如何?他们既然屡屡在看心看净或顿悟见性思想中提及忏悔思想，又是如何去践行忏悔灭罪思想的?他们在践行忏悔思想时是如何与看心看净或顿悟见性思想进行协调的?他们是如何与戒律清净思想合一实践的?他们与同时代天台、华严、三论、净土、法相各宗的横向思想间是否有交涉互用的地方?在忏悔实践的过程中，他们是否有先後的顺序?若有顺序，那又代表着什么意义?他们是运用何种仪式来实践忏悔灭罪思想的?他们的忏悔思想之实质内容是什麽?北宗、南宗对忏悔思想的实践态度有何不同?特色有何差异?傅大士的禅法，有否忏悔思想存在?牛头宗系统与蜀地禅学系统，对忏悔思想的实践态度又如何?他们的实践方式与天台智顗(538～597)《法华三昧忏法》(《法华忏》)、《方等三昧忏法》、《金光明忏法》、《请观音忏法》、华严宗一行慧觉(531～620)録、读徹(1587～1656)参阅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徧礼忏仪》(《华严忏》)、宗密(780～841)的《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圆觉忏》)、浮土宗的念佛忏悔、《佛名经》的礼佛忏悔、《慈悲道场忏法》(《梁皇忏》)、《慈悲水忏法》(《水忏》)……等忏法那种严格规定严净道场、净身、三业供养、修三宝、请三宝、赞叹三宝、礼佛、忏悔、劝请、随喜、发愿、回向、行道、诵经、坐禅、无常偈……等忏悔仪轨的进行有何异同?他们的忏悔思想之实践具有什么样的思想义蕴?他们的忏悔思想存有哪些思维型态?这些思维形态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时期?这些型态又显现出什么样的实践特色?他们在实践忏悔思想之时，禅者本有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中是否显现出什么样的原则?他们所忏所灭所除的又是怎样的罪业?他们的忏悔思想之实践在中国佛教忏悔思想史上或是禅宗思想史上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
基於此，笔者拟以硕士论文既有的研究为基础,7继续从关于唐代禅宗的相关文献资料与近世发现的敦煌写本卷子中，兼顾纵贯的禅宗思想史与横向的各大宗派思想及政治社会文化层面，对南北宗各大禅师们所提关于戒律意涵、因果业报、六道轮回、罪性本空、忏悔灭罪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纵横交涉的探索。希望透过诸多问题的一一解决，完整的建构出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总体内涵。
二、学者研究成果
学界首先对唐代禅宗忏悔思想进行专题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椎名宏雄的〈唐代禅宗の礼忏について〉一文，8此文发表於1972年，文中大致论述了唐代禅宗的忏悔思想，然其重点放在宗密《圆觉经道场修证仪》与天台智顗《法华三昧忏仪》之比较研究，未能全面体现禅宗忏悔思想之体系与精神。
1980年，川崎ミチコ发表〈礼赞文·塔文〉一文，9对敦煌文献中关于《金刚五礼》、《大通和尚七礼文》进行謄录与研究，为唐代禅宗忏悔思想开拓了新的园地，让後人易於掌握晚唐五代北宗礼忏思想的概况。
1992年，企愚发表了〈「不昧因果」与「无相忏悔」〉一文，10对《坛经》「无相忏悔」与南禅「不昧因果」公案进行联繫与研究，然全文乃就「不昧因果」一点而发，未能及於唐代禅宗大师们忏悔思想之全面研究。
1997年，湛如撰〈简论六祖坛经的无相忏悔——兼谈唐代禅宗忏法体系的形成〉一文，11将禅宗系统的授菩萨戒仪三本关于授戒仪的内容列表进行对照，认为《坛经》的无相忏悔思想所揭示的是般若空观与涅槃佛性及大乘律仪的结合，并简要叙述唐代禅宗的忏法体系。此文以无相戒出发，兼及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概况，将无相忏悔与佛教经、律合一并论，可补椎名宏雄〈唐代禅宗の礼忏について〉一文之不足。然全文既重视无相戒，混淆了无相戒与无相忏悔，又兼谈宗密的《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实无法呈现惠能的无相忏悔，亦未能及於各大禅师的忏悔思想，更遑论唐代禅宗忏悔思想之全貌。
1998年，汪师娟〈金刚五礼〉一文，12从敦煌文献与校录考证两方面著手，整理了敦煌传行的十八件《金刚五礼》写本，对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徒弘扬金刚般若的礼忏方式做出了珍贵的成果，成为後人研究敦煌佛教的殊胜贡献。汪师并针对《秀禅师七礼》进行校录，13功夫仔细，内容斟酌，是研究神秀系统忏悔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尤其2008年2月，汪师又提出〈「秀禅师七礼」与禅宗礼忏〉一文，14重新再就《秀禅师七礼》进行校录、结构分析、礼忏仪式、内容考释与思想内涵及与禅宗礼忏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与论述，对笔者的论文有极大的引导作用。
2002年，林妙贞将天台智顗《摩诃止观·十乘观法》中之「四誓愿」与《坛经·忏悔品》中「四弘誓愿」进行比较，15对研究惠能忏悔思想亦有助益，惟其重点放在智顗与惠能「四弘誓愿」上的异同之比较与论述，对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核心问题亦未见深入之处。
2004年，释圣凯〈唐代禅宗忏法新探〉一文，16纵观初期禅宗忏悔思想之基本立场，兼观北宗忏悔思想与菩萨戒之关系，再论及惠能之无相忏悔与宗密之圆觉忏悔，然後论述唐代禅宗忏法实践之形态，最後，论及中国南北文化对唐代禅宗忏法的影响，是继1972年椎名宏雄〈唐代禅宗の礼忏について〉一文所做的新一层面之探索，文中所含蕴之范围已极为广阔，为後人研究唐代禅宗忏悔思想奠下全面的向度与基础。然限於篇幅与内容，该文所论述之层面亦仅止於范围之含蕴，尤其云：「在忏法实践上，南宗则完全没有」，17不但未能具体的对不同禅师与语录作实际之探究，在禅宗忏悔思想的义蕴与实践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
2006年，高毓婷《禅宗心识思想研究—以唐代为中心》的第四章「禅宗之无心与业报罪福思想」部分亦大略提及唐代禅宗忏悔思想之内容，18然其重点侧重於「心识思想」与「业报罪福思想」交互关系之讨论上，不是针对唐代禅宗忏悔思想多做发挥。
综观前辈们的研究，已将唐代禅宗忏悔仪轨与思想内涵做好初步的勾勒，但因学者的研究各有不同的重心，多未能全面从实践意义的「唐代禅宗忏悔思想」进行探论。当然，学者们的作品对本书实有极大之助益，如本书对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章节的安排，即是在各学者的基础上续作开展的。又，北宗《金刚五礼》、《秀禅师七礼》的部分，笔者即参酌椎名宏雄、川崎、汪师娟等人的成果去续作发挥的。又，惠能无相忏悔的部分，笔者即以圣凯等学者的成果续作深入研讨的。又，各大禅师忏悔思想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融合关系，各大禅师们忏悔思想的上下承继关系，各大禅师们忏悔思想的不同开展与内涵之差异，各大禅师们糅合禅观与忏悔而应用在日常生活的禅修实践实况，及这样的糅合实践与天台、华严、净土、法相间的忏悔思想的不同等等，凡此，皆可在学者的作品上寻得若干踪迹。
三、本书研究方法
笔者探究唐代禅师们的忏悔思想，将会综合运用到「戒律诠释学」、「经典诠释法」、「思想比较法」、「忏仪比较法」、「禅宗史研究法」、「佛教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七种方法，笔者以「禅师」为基本单位，依禅宗史的发展为顺序，借前四种方法切入各大禅师们的实践性忏悔义蕴中进行探讨与诠释，兼顾我国佛教发展之纵贯思想的承继与横向思想的差异面，这是本书之主要研究路径，属于内涵性义理脉络的呈现；至於後三者，系欲诠释全文时必然旁及的辅助方法，属于外在事相性的铺设，然亦不可缺废。
(一)戒律诠释法
佛教忏悔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建构与实践，第一关要者即是戒律学内涵义理的交互关系之呈现，能令佛教忏悔灭罪思想如实呈现之诠释方法谓之「戒律诠释法」(The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s of pātimoksamvaras)。
不论是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乃至我国禅师们的禅观修行，无不重视授戒、诵戒、持戒、守戒的戒体清净精神之发挥。唐代禅宗大师们虽以明心见性为其修行宗旨，但大乘菩萨戒之认识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实践，悉是关涉乎忏悔灭罪之有效与否的至要关卡。
欲深入认识禅宗忏悔思想的深层义蕴与其实践之方式，不得不认识大乘菩萨戒之内涵义理，既涉及大乘菩萨戒之内涵义理，又不得不远溯至佛陀制戒之本义、小乘戒律之精神及其与大乘菩萨戒之探讨与论究。为了正确把握大小乘的戒律精神与禅宗忏悔思想间之交互关系，笔者将从《阿含经》、《摩诃僧祇律》、《四分律》、《昙无德律部杂羯磨》、《十诵律》、《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根本说一切毗奈耶》、《萨婆多毗尼毗婆沙》、《梵網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菩萨璎珞本业经》、《受十善戒经》……等大小乘经律的内容中，汲取与忏悔灭罪及清净无漏思想之成分，参考我国重要律师禅师们注疏之观点，对照到唐代禅宗大师们的忏悔言论，厘出大小乘戒律的不同切入点与差异之处，并由其前後发展变化论戒体清净导引至唐代禅宗忏悔灭罪思想之研究。
(二)经典诠释法
对於佛教经律论的认识、理解、诠释与说明，笔者采用的是「经典诠释法」(The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s)。
笔者必须说明的是，中国传统儒道经典乃以象形文字的汉字书写而成，其中原本就涵蕴著中国人特有的「天—地—人」一体如如的交互体证精神。故传统中国哲学家在诠释古代圣哲之经典时，他们或者是温故以知新，或者是自陈编而推出新解，或者是求「一贯」於「多识」，或者是寓「判教」於「分疏」，多能述「事」以昭「理」，言「理」以范「事」，将中国学术之道器不二、理事圆融、主客合一之特质展现无遗。19
当中国高僧与印度高僧透过声韵原理将印度经典「转梵为汉」之後，即使他们尽量契应於佛教原来的语言、句法与名相，但与象形文字的汉字精神合一亦是不可否认之事实。本书虽在研究唐代禅宗忏悔思想，但凡关涉於忏悔思想的一切思想源头，如忏悔、说罪、自恣、发露、缘起、性空、无常、无我、业论、因果、自性、佛性、如来藏……等等，无不皆须立基於高僧大德们依汉字所译出的大小乘经律论三藏，故笔者在面对汉译大藏经、汉译南传大藏经或中国高僧自撰自述的礼忏法时，无不皆须兼顾印度佛教的原本义理与中国高僧们用汉字所呈现出来的内涵精神与深层义蕴之认识与诠说。在论及儒道思想时，笔者亦须从儒、道经史典籍中寻找根据，将中国经典思维与历史现象安置於唐代禅宗禅师的忏悔思想脉络中进行衔接的认识与诠说。
在进行认识活动与诠说活动时，笔者尽个人之力，期能兼顾中国与印度，兼顾二边的文化与社会，兼视声韵与文字，兼观教义与实践，兼言色法与空法，兼用训诂与考据，兼含本义与引申，兼融主观与客观，使经典中原本蕴涵於众生生命内涵中的深层意义与价值能臻於理事圆融、体用相贯、不一不二的微妙之境，此即让佛教义理思想呈现出机体—交互—涵融之效用。
(三)思想比较法
前面二种方法是兼顾纵向发展史与内涵式的深层义理之诠释法，此处之思想比较法是更侧重於横向而深入的研究法，笔者是借重於上述二种方法、学者的研究成果乃至於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析论。
论及唐代禅宗的忏悔思想，不得不先认识唐代禅宗的心性思想，而唐代禅宗心性思想之确立，则是对隋唐三论、天台、华严、净土、法相、密宗等各大宗派思想的回应、脱卸、创新与实用，故笔者虽论及唐代各大禅师的忏悔思想，不得不先厘清汉魏六朝至五祖弘忍禅师之间各大宗派各大禅师们的在思想义理与忏悔思想方面的言论与实践之实况，观察过彼等禅师的忏悔思想与仪式，方能寻得一定的发展脉络，进入唐代北宗、南宗、蜀地等不同区域、不同禅师不同忏悔思想的特殊内涵义蕴与忏悔仪式，比较出前後的承继与差异。
在论述唐代禅宗大师们的忏悔思想时，笔者是对照同时代相关宗派禅师的忏悔思想与礼忏仪式进行比较区别，如天台与禅宗的差异，华严与禅宗的差异，净土与禅宗的差异，达摩与慧可的差异，慧可与道信的差异，道信与弘忍的差异，弘忍与神秀的差异，神秀与惠能的差异，惠能与神会的差异，禅宗与儒家的差异，禅宗与道家的差异……等等。除了不同宗派或禅师们的对照比较之外，忏悔文字、忏悔思想、礼忏仪轨、礼佛名号、礼忏方式与其他相关议题上，亦必须前後纵横予以观察，根据该禅师的作品中涉及忏悔法门、戒律清净、甚深缘起、三法印、四圣谛、四正勤、八正道、因缘果报、罪性本空或六道轮回等相关命题，於其思想渊源上，其功夫著力点，其实践方式上，其影响层面上，或优或劣，或古或今，进行比较与论述。
当然，笔者运用思想比较法进行析论，重心仍焦聚在禅宗忏悔思想的义蕴之主题上，故禅宗忏悔思想的论述会有较大的篇幅，他宗他派或西方哲学的内涵意蕴自然会较为省略。
(四)忏仪比较法
中国佛教礼忏法是中国高僧大独整合佛教经律论藏中的忏悔灭罪理论与方法再创造而来的，故笔者在论述唐代禅宗忏悔思想之忏仪或思想义蕴时，必然要随时掌握到纵贯史的脉络与横向的礼忏思维与忏悔仪轨之形式意义的比较研究。
纵贯的忏悔仪式，笔者系先从初期佛教僧团月半时定期举行的布萨发露与结夏安居最终日的说罪自恣之仪式说起，中间衔接小乘戒律及大乘菩萨戒思想下各经律论中关于忏悔理论与仪式的比较，下贯至中国高僧大德编制的礼忏法之发展。横向方面，针对唐代禅宗的禅师与禅师之间，或禅宗禅师与同时代他宗派的禅师之间，彼此关于忏悔内容、仪式与侧重点进行比较与析论。
诸多方面的比较论述，笔者是同时配合上面的「戒律诠释法」、「经典诠释法」、「思想比较法」及下面的「禅宗史研究法」、「佛教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进行的，各大禅师的忏悔仪轨之建立与实践，必有基本的文献，该文献之出现，又必有一定的佛教史或禅宗史的特殊因缘问题，在诸多因缘的和合之中，各自又表现出自家的特殊见解，笔者每论及一位禅师之忏悔仪式与思想义蕴时，多会溯源追流，瞻衡他法，以此进行比较与析论。
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如前日本椎名宏雄〈唐代禅宗の礼忏について〉、川崎ミチコ发表〈礼赞文·塔文〉、汪师娟《敦煌礼忏文研究》、《唐宋古逸佛教忏仪研究》、圣凯《中国佛教忏法研究》、释大睿《天台忏法研究》等作品，曾有一定程度之可观成果，笔者根据禅师们的礼忏法、礼忏仪式或关于於忏悔灭罪之言论，再参考学者之说法，兼行形式意义与内涵义蕴之比较与探究。
(五)禅宗史研究法
笔者虽以「唐代禅宗忏悔思想」为题，但汉魏六朝至晚唐五代间禅师的主要思想、社会政治层面及忏悔思想的发展史上悉为不可忽略之重要层面。
关于禅宗思想史的研究，学界已有甚多成果，笔者将先考察《宝林传》、《祖堂集》、《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景德传灯录》、《佛祖本纪》等僧传中对禅宗发展史禅宗与社会政治层面及忏悔思想的发展概况，再参考学者们的既有成果，在论文中对各大禅师安排一个适切的历史时空位置，配合其实际践履的状态与相关的理论言说，在该时空位置上厘析出适切的忏悔思想。学者的禅史研究，如杨惠南《禅史与禅思》、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印顺《中国禅宗史》、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日本铃木哲雄《唐五代禅宗史》、柳田圣山《中国禅思想史》、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等作品，悉是笔者进行研究时难能可贵的明灯。
不论是在各章节的安排、内容思想之分派开展，笔者都是站在上列高僧大德与学者对禅宗思想史的丰硕研究成果之臂膀上，再以自己阅读相关文献的认识与判断为基础，登上唐代禅宗忏悔思想之无上宝殿中。
(六)佛教史研究法
本书既关涉到汉魏六朝至晚唐五代间各大禅师的主要思想、社会政治层面及忏悔思想的发展史，亦必然要运用到佛教史研究法。
佛教史研究法自然要涉及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及中国佛教在思想发展、社会经文化与时代局势等层面的问题。笔者的论述之路，将先从各期佛教史的相关资料，对照《大正》中《弘明集》、《广弘明集》、《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等史籍及学者的相关著作，如方东美《华严宗哲学》、李世杰《印度大乘佛教哲学史》、赵雅博《印度哲学思想史》、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杨惠南《印度哲学史》、印顺《佛教史地考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蒋维乔《中国佛教史》、日本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平川彰《印度佛教史》等著作。
笔者在进行佛教历史发展与其间思想脉络的承继上，先考察高僧大德们的说法与重视的问题，再对照学者的们前後相续的研究成果，从而织入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脉络里。
(七)文献研究法
只要能掌握到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笔者必以该资料进行理解、阅读、分析、探究与论述。如果不一定能掌握到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时，笔者尽量参考学界已公认的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与论述，但笔者的态度会趋于保守，可说者说之，疑者疑之，不可说者不妄说。
最基本的经传语录等文献资料，如《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楞伽师资记》、《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佛组统纪》、《五灯会元》、《指月录》、四卷《楞伽经》、《大乘起信论》等，都是笔者要去掌握的。敦煌文献方面，如唐·杜朏《传法宝记》、唐·智炬《双峯曹侯溪宝林传》、晚唐五代静、筠二禅师的《祖堂集》、甘肃敦博本077号《坛经》、《神会和尚禅话录》、敦煌本《坛经》、宗宝本《坛经》、达摩《二入四行观》、达摩弟子《二入四行论》、弘忍《修心要论》、弘忍《最上乘论》、神秀《大乘无生方便论》等是。
此外，日本椎名宏雄、田中良昭、柳田圣山……等学者在敦煌文献研究上的丰硕成果，汪师娟、圣凯法师、杨曾文、蓝吉富、方广錩……等教授及各佛教团体编辑的各种禅宗文献，都是笔者论文赖以开展的重要凭据。笔者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再加深入观察与认识，专注於甚深缘起、戒律思想、因果罪业、六道轮回与忏悔灭罪的思想，为唐代禅宗忏悔思想作一全面性的论述。当然《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及《全唐文》中的碑传铭文等资料，都是论述禅师时代、禅史发展时不可或缺的佐助资料。
由於禅宗文献资料所载录之重点多在呈现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与顿悟见性等思想，故能够自其中汲取出忏悔思想或忏悔仪轨的成分，原本就微乎其微；纵使能从文献资料中汲取出忏悔思想或忏悔仪轨的成分，与天台、华严、净土、法相等宗的忏悔思想或忏悔仪轨又有重复或重叠的现象，如果没有对照禅宗史、佛教史与禅师们的禅悟思想作一适当的归纳与分类，便容易造成文旨的涣散失焦。为了避免此种缺失，笔者於必要时会制作图表作涵括式的呈现，透过不同类别性质的彙整与归纳，弥补笔者文字所无法清楚诠释的部分。这样的处理，除了利於本书对禅宗忏悔思想的实践特色、原则与义蕴等做深入的理解与解说外，亦利於读者的阅读与认识。
要言之，笔者至少会运用「戒律诠释法」、「经典诠释法」、「思想比较法」、「忏仪比较法」、「禅宗史研究法」、「佛教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等六种方法，前二者为最根本之方法，三四为次要基本法，最後三者为辅助法。透过文献资料的认识、理解、分析与探论，以禅师为单位，从印度到中国，从中国再聚焦於禅宗；从佛教的甚深缘起、戒体清净、罪性本空、众生有佛性、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等的重要命题出发，倾注心力於唐代禅宗禅师们忏悔思想的实践性义蕴的发展变化，并随时与同时代其他宗派忏悔思想的实践状况进行横向对比式的说明与论述，俾使唐代禅宗忏悔思想的实质与践履情形获得较为客观的呈现，并藉此呈现出禅宗忏悔思想的实践与他宗他派礼忏法的殊胜之处。
1 《禅藏》，《佛光大藏经》电子版，台北：佛光文化，2005年。
2 邓文宽校注，敦博本077号《六祖坛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1版)，页24、51、52、71、72、77、85、97等处。
3 元·宗宝《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48，No.2008，页349上、349下、352中、353中、353下、354上、354下、355中、356上、359上、360中、364中等处。
4 综观诸《坛经》版本，本本皆有「无相忏悔」的内容，如兴盛寺本、金山天宁寺本、大乘寺本明确的分出「五传香忏悔发愿门」一节，高丽传本、明版正统本则称为「传香忏悔第五」，宗宝本则编为「忏悔品第六」一节，此皆可证明惠能及其弟子们都极为重视「无相忏悔」的。敦博本《坛经》虽未标出品目，但「无相忏悔」的部分均明白清楚，贯串著全经大小细微思维。参：柳田圣山编，《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年7月出版。其「无相忏悔」部分见：杨曾文校写，《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1版，1995年6月2刷)，页24～25。又见：邓文宽校注，《六祖坛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刷)，页53～54。笔者案：邓文宽校注《六祖坛经》即「敦博本《坛经》」，邓教授系以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藏077号的方册式钞本为底本，再参校伦敦英国图书馆的S.5475号、北京图书馆藏冈字四十八号(胶卷号8024)、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旧藏本(959年)、北京图书馆藏有字七十九号等钞本，再从时代、地域、声韵与训诂等角度上重新校注的新本，其於校刊、断句、通同字上皆有更新、更流畅的判断，故本书引用《坛经》之内容，基本上即以邓注本为主。
5 国内外学者专家们对禅宗诸多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已多如汗牛，难以计数，这已是众所皆知之事，为了不要占据篇幅，笔者此处从略；至於後文的论述中，凡与笔者所论相关之研究作品，笔者仍会臚列说明之。
6 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导言〉，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2月)，页5。
7 笔者从事硕士论文《慈悲水忏法》(简称「《水忏》」)研究时，因缘触及中国大乘佛教忏悔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无意中发现唐代禅宗除了重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顿悟见性宗旨外，其实亦重视忏悔思想的实践。文中大致处理《慈悲水忏法》的作者、形成、内容、结构、忏悔思想因缘等问题。参拙著，《慈悲水忏法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年1月。《慈悲水忏法》一书，见《大正》45，No.191O，页967下～978中。
8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v.20 n.2(=n.40)，(东京：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1971年12月)，页269～274。
9 日·篠原寿雄、田中良昭主编，《讲座敦煌8·敦煌佛典と禅》，(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11月)，页307～316。
10 见《上海佛教》，1992年2月。
11 《法音》v.1997 n.3，(北京：中国佛教协会，1997年3月)，页13～20。
12 《敦煌礼忏文研究》，(台北：法鼓文化，1998年9月初版)，页201～233。
13 《敦煌礼忏文研究》，页374～376。
14 汪师娟〈「秀禅师七礼」与禅宗礼忏〉，氏著《唐宋古逸佛教忏仪研究》，(台北：文津，2008年2月)，页61～112。
15 见〈试略「摩诃止观·十乘观法」中之「四誓愿」与「六祖坛经·忏悔品」中「四弘誓愿」之比较〉，《海潮音》v.83n.2期，(台北：海潮音，2002年2月)，页8～13。
16 见氏著《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04年9月)，页307～329。
17 《中国佛教忏法研究》，页327。笔者按：圣凯另有〈论禅宗无相戒之源流〉一文，从《梵網经》出发，参考《法身礼》、《七种礼法》，言无相忏悔於菩萨戒上的关系，亦未针对忏悔思想的实质实践义而论。见：妙峰主编《曹溪禅研究》，(北京：中国社科社，2002年9月)，页422～442。
18 该文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论文，2006年6月，页173～213。
19 黄俊杰〈儒家论述中的历史叙述与普通理则〉，收入：黄俊杰《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页73～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