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向以浩如烟海、晦涩艰深著称，在佛典初传之际，它还面临着同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表述方式和行为方式各方面的冲突。在禅宗和净土宗在中国形成之前，中国佛教学者在原则上认可皓首穷经、博闻强记是了解、理解佛教的必经之路，即使是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学说亦是如此。梁慧皎在《高僧传·译经总论》中说：
而顷世学徒，唯慕钻求一典，谓言：广读多惑，斯盖堕学之辞，匪曰通方之训。何者?夫欲考寻理味，决正法门，岂可断以胸衿，而不博寻众典?遂使空劳传写，永翳箱匣；甘露正说，竟莫披寻；无上宝珠，隐而弗用。岂不惜哉!若能贯采禅律，融治经论，虽复祗树息荫，玄风尚扇，娑罗变叶，佛性犹彰，远报能仁之恩，近称传译之德，傥获身命，宁不勖欤!①
当然，这是就理论上而言，即使在早期中国佛教学者那里，从学派到宗派的代表人物，大都以某部经典为中心，展开佛理探讨和理论构建，但作为佛教的理论整体的呈现，则必须通过完整的佛教经典的翻译得以完成，这也正是中国佛教学者、特别是佛教翻译家努力的方向。
一、中国佛教经典翻译的中心
如果从数量上看，我们仅仅参考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和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两部佛典目录就可看出长安佛教翻译在数量上的成就。②
《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第一》著录自汉末至南朝梁总计翻译佛典450部，1867卷，据笔者粗略统计，在长安译出的约112部，628卷；③而据《大唐内典录·卷五·隋朝传译佛经录第十七》所载，有隋一代，今总一朝，两代三十七年，道俗二十余人，所出经论传法等，合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④这里所列隋代的“经论传法”自然不仅仅局限于翻译经论律，但依然以佛典翻译为主，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在长安译出。而在《内典录·卷五·皇朝传译佛经录第十八》中载，故爰初贞观，迄于龙朔之年，三十余祀，传经道俗沙门，唐梵略有一十余人，缀文笔受，备如下列，所出经论记传行法等，合一百余部，一千五百余卷，⑤同隋代所列相同，此处所列，依然以经典翻译为主，几乎全部出自长安一地。
由上可知，佛教初传之际，由于汉末和三国时代佛典的翻译相对集中于洛阳，而在两晋期间，存在着敦煌、长安和庐山三大译场以及南北朝时期南朝道场的兴盛和学术的繁荣，导致长安和其他各地在佛典翻译方面各有千秋的局面，至于隋唐中国佛教的鼎盛时代，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翻译的绝对中心和学术中心。
当然，对于佛典翻译来讲，仅从数量上是无法阐发它的意义的。下面笔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阐明长安佛典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首先，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的跨文化翻译工程。在东汉之前，虽然通过与西部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战争，客观上产生了一些文化交流，但由于当时的汉地文化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因而自西周以来经儒家学说强化的“夷夏之辩”深入人心，汉民族长期同其他文化基本上没有对话与交流。而当汉文化和同属世界古代文化代表的印度文化产生撞击，极大地改观了汉民族对世界及文化的认识，通过大量地佛典翻译，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认识，丰富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改变了汉民族的文化结构，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民风民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变化，对华夏民族的文学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借用慧皎在《高僧传·翻译总论》起首言曰：“传译之功尚矣，固无得而称焉”。⑥
这个跨文化翻译工程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自姚秦鸠摩罗什起，佛典翻译工程就成为国家的文化事业，使得长安在隋唐两代的翻译工程成为国家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载：
自大法东被，始于汉明，涉历魏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兴少达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僻，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于是，兴使沙门增(僧)*(上左丰，上右刀，下石)、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莫不欣赞。兴以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为出苦之良津，御世之洪则，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着【著】《通三世论》，以勖示因果，王公已下并钦赞厥。⑦
这里所反映的是如下信息：第一，在鸠摩罗什之前的数百年间，虽然翻译了大量的佛典，但都属于个人的零星翻译，存在着大量的晦涩难读的现象，不利于佛法的领会和传播，其客观原因在于文化的隔阂和翻译者自身对于两种文化的把握；第二，鸠摩罗什本人在西凉的数十年中，虽未从事翻译，但对于汉文化进行了长期的学习和研究，对于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有了深刻的体会，因而使得佛典翻译的质量产生了文化上的飞跃，这也是鸠摩罗什的佛典翻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第三，封建帝王(姚兴)对于翻译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姚兴除了施舍翻译寺庙、场所，并亲自主持翻译工作，乃至亲赴翻译现场，表明了佛典翻译是国家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在姚兴的主持和表率下，王公大臣都投身于佛典翻译，为翻译工作创造了最佳的文化氛围和工作条件；第四，佛典翻译规模宏大、分工明确，保证了佛典翻译的质量和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正确把握。
二、文化交流的途径
为了寻求印度佛教的本真面貌，诸多中国佛教翻译家和学者涉冒流沙，冒着生命危险西达天竺，求经访古，扩大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促进了文化交流，书写了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高僧传·法显传》云：
(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原委命，直过险难。⑧尽管法显回归中土后从事翻译和学术活动主要在建康(今南京)，但其出发地在长安，联系到同时期僧肇亦西赴梁土追随鸠摩罗什⑨，说明当时在长安中国僧人已不满足于天竺与西域僧人的零星翻译，追寻印度佛教的本真面貌，西行求法乃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行为。
当然，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自然是玄奘。概括唐慧立、彦悰所述10卷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针对当时佛教学说的种种差异，立誓赴天竺求法游学，于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往返17年，行程5万余里，游历当时一百多个国家，带回印度佛教经律论657部，回长安后翻译佛教经典67部，1344卷。⑩唐太宗李世民以当代帝王的身份，高度评价了玄奘的伟业功绩：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行，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11)这篇唐太宗和时为太子的李治所撰写的《大唐三教圣教序记》以简洁的文字高度赞扬了玄奘西行求法的艰苦卓绝和历史功绩，由于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的书写刻碑即唐僧人怀仁所集王羲之行书碑铭而广为流传。
西行求法不仅促进了佛典的翻译，同时也促进了古代中国对当时世界特别是西域诸国和印度周边地带的了解，扩大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了解了华夏民族之外的广大地区的地理环境、民风民俗乃至文化特征，造就了中华民族开放的心理和博大的胸怀，也为后世研究古代亚洲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珍贵史料。
此外，外来僧侣和中国学者相互结合促进了古代社会最大的文化交流。佛典翻译首先是西域、天竺僧人涉冒流沙、不远万里地奔赴中土，将一种全新的文化展现在华夏民族面前。可以说，没有早期外来僧和中国本土学者坚持不懈的尝试和努力，也就没有后世中国佛典翻译的繁盛和中国文化的转型。在长安佛典翻译的历史上，可以列出一长串外来僧的名字和其不可磨灭的文化成就。举其要者：东晋时代竺法护、鸠摩罗什及其同时代的弗若多罗、佛陀耶舍，有隋一代的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而有唐一代的菩提流志、实叉难陀、不空、金刚智、善无畏等，或来自天竺，或发自西域，或专注一典，或译经等身，同中国佛典翻译家一起丰富了汉民族文化思想资料的宝库。
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
以佛典翻译为基础的中国佛学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某种程度上，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削弱乃至根绝了“夷夏之辩”的固有民族心理。
“夷夏之辩”是儒家固有的文化本位学说，在其产生之初，实际上是包含着华夏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伦理本位思想，而在孟子那里更包含有王道与霸道之争，在华夏民族进入文明社会之始有其合理性，但当不同价值的文化相互碰撞之际，它则显示出明显的文化保守性。在中国佛教的整个发展历史阶段中，用“夷夏之辩”来反对佛教乃至历史上发生多次灭佛事件，其理论根据全部都源自佛教乃夷狄之教，并以此掩盖隐藏其后的政治、经济根源。但在佛典翻译及中国佛教完成中国化的黄金时代，中国佛教学者自觉摒弃“华夏之辩”的狭隘视野，用宏大的气魄吸收佛教这个外来文化并使之与本土固有文化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本身，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三教合一”的思想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文化中过于重经验、弱于思辨的理论弊端。
注释：
① 《大正藏》，第50册，第346页。
② 这里特别说明的是，运用《出三藏记集》和《大唐内典录》绝非在整体上和严格考证意义上运用材料，特别是两部目录均未包含中唐以后在长安译出的大量密宗经典。此处仅是运用两部佛教学者自身撰写的目录，来说明长安佛教翻译的重要性。
③ 此统计数字高出实际在长安译出的佛典数目，因为其中包括了无法精确判断译经地点的竺法护分别在敦煌、洛阳和长安的全部译经数量。
④ 《大正藏》，第55册，第274页。
⑤ 同上，第281页。
⑥ 《大正藏》，第50册，第345页。
⑦ 《大正藏》，第50册，第332页。
⑧ 同上，第337页。
⑨ 《高僧传·僧肇传》载：“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赏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返”。《大正藏》，第50册，第365页。按照鸠摩罗什到长安的年代，此应在公元4世纪后半期。
⑩ 此翻译数量据唐道宣《大唐内典录》。
(11)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