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庚子)
谱主事略
玄奘四十一岁，在杖林山从胜军论师受学，因思念故国，形诸梦寐，乃抉意东归。《续传》。案《慈恩传》云玄奘以胜军学“首末二年”。梁启超云：“所谓‘首末二年’者，只能作头尾两个年头解。”梁说是。玄奘向胜军受学系质疑性质，无需留带二年之久。当为贞观十三年春末至杖林山，本年正月离去，首尾兼两个年头。正月初，玄奘与胜军参观菩提寺舍利，并巡礼菩提树等遗迹，八日後，辞别胜军，又还归那烂陀寺。《慈恩传》四：“当此正月初时也，西国法以此月菩提寺出佛舍利，诸国道俗咸来观礼，法师即共胜军同往，……礼菩提树及诸圣迹，经八日，复还那烂陀寺。”
戒贤遣玄奘为寺众开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这时中观学派清辩一系的大师师子光已在寺中为四众中讲《中》、《百论》以破斥《瑜伽论》。日本学者深浦正文的《护法、清辩的争论——唯识思想史之一断面》(《龙谷大学论集》第三四五号)对于二者的争论有所阐述。因戒贤为护法弟子，而师子光为清辩弟子，师承不同，各是其说。玄奘本通《中》、《百论》又研究过《瑜伽论》，认为先哲立论，各有发挥，并不违碍，学者不能融会贯通，遂是甲而非乙，互相非斥，这是传法者的错误，就几次访问师子光，当面辩论。师子光往往词屈，于是学徒渐散，转来听玄奘讲学。《慈恩传》四。玄奘为了和会二派学说，以梵文著《会宗论》三千颂今佚。呈戒贤，并遍示四众，莫不称赞。师子光惭赧，就出住菩提寺。师子光不服输，又请其东印度一同学旃陀罗僧诃来与玄奘论难，“既至，惮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师声誉益甚。”《慈恩传》四。
这时戒日王亲征恭御陀国，行次乌荼国，该国僧人多学小乘，讥讽大乘为空华外道，向戒日王标榜南印度王灌顶师正量部据《寄归传》一。案印度小乘佛教的部派势力足以和大乘抗衡的，始于一切有部，後来属于正量部。玄奘、义净时，小乘佛教四部，都以正量和上座并举。正量部的理论主张“我空法有”，并未将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全部否定，还带有某些唯物主义的因素。大师般若毱多《唯识述记》四，“南印罗罗国正量僧，般若毱多，此云慧藏、安慧之学徒，三代帝王师，造七百颂诽谤大乘。”所著《破大乘论》七百颂，要大乘学者前来“对决是非”。戒日王即遣使修书与戒贤，嘱派寺中高僧前来论难。戒贤乃决定以玄奘和海慧、智觉《慈恩传》作智光，《行状》作智觉，兹从《行状》。师子光四人应命前往论辩。案公元一世纪顷，印度大乘佛教兴起，视原始佛教与部派分裂时代的佛教为“小乘”，贬同外道。而小乘则以大乘为非佛说，互相排斥、仇视，纷争甚烈。从《西域记》、《慈恩传》的记载中已可概见。在中国则小乘佛教无甚地位，成实学派稍盛即衰，未有发展，俱舍学派则蔚为法相宗的附庸。以故大小乘的对抗不多。梁启超《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然我国自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後此虽大乘盛行，然学者殊不以傍习小乘为病，故大小之争，在印度为绝大问题，在我国则几无有。其揭小乘之帜与大乘对抗者，惟刘宋时有竺法度其人，此外则慧导疑《大品般若》、昙乐非拨《法华》，僧渊诽谤《湼槃》，皆可谓在我国佛教史中含有怀疑精神之一种例外，然其学说今不可考见，其势力更绝不足轻重也。”(《佛学研究十八篇》上册。)“後戒日王复有书来云，前请大德未须即发，待後进止。”《慈恩传》四。
玄奘待命出发时，有位顺世论者意谓恨基于世间的学说，在佛教典籍中被贬为所谓九十六种外道之一，译作“顺世外道”或“世论”、“世间行”，或译“路迦耶陀”、“路哥夜多”、“卢迦臾多”等。一说系这一学派的始祖名。一说其意义为追求肉体之愉快，一说其代表地、水、风、火四大；Brihaspati则为倡导这派学说的古贤者名。顺世学派反对吠陀和祭祀、业报法则、灵魂观念，肯定物质世界的真实性，成为印度古代唯物主义的代表。这一学派的文献今已散失殆尽。在我国汉译、藏译的佛教经论以及其他史籍和佛教徒的著述中尚保存一部分资料，其著者如吴支谦译《佛说梵网六十二见经》，晋法护译《舍头太子二十八宿经》、《正法华经》七，东晋竺昙无兰译《寂志果经》，僧迦提婆译《那先比丘经》、《中阿含经》、《阿摄愁经》，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梵动经》、《长阿含·阿昼摩经》、《长阿含·种德经》、失译《大宝积经》中二一、一二一。菩提留支《入楞伽经》六、梁真谛译《金十七论》等均有所载。尤其在玄奘所译的《成唯识论》、《大乘广百论释论》、《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显扬圣教论》、《阿毘达磨发智论》以及窥基所撰《成唯识论述记》、《法苑义林章记》、智周所撰《成唯识论演秘》中记载尤多。此外，义净《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与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三五中亦有所载。在印度的典籍中见于商羶罗的《摄一切悉檀》(新译作《各派学说概要》)黑君的《智月的兴起》摩陀婆的《摄一切见论》(新译作《哲学体系纲要》)伽耶拉希的《各派学说的颠倒》中。关于顺世学派学说的研究，各国学者迄未有一致的结论，近黄心川同志在《印度古代的唯物主义——顺世论》一文中归纳为八点：“从印度和我国保存的史料中大致可以给顺世论鈎出一个轮廓。它的基本特征是：(1)承认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物质最小的分子或元素是地、水、风、火，并且承认物质具有着内在的力量；(2)意识是从物质中产生出来的；(3)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来源；(4)心和身是统一的，没有不朽的灵魂；(5)没有超自然的实体或神；(6)业(Karma——因果报应)的规律是不能被证明的；(7)神圣的文献、祭司、宗教仪式等都是骗人的把戏；(8)禁欲主义是和生活的目的不符的。”(《新建设》一九六三年第八期，页七六)上述八点除将“业”简单译为“因果报应”尚可商榷外，余均概括简当。关于顺世学派的资料与研究，参见印度达斯古普塔《印度哲学史》第三卷、德比普拉沙德·恰托帖德耶耶《路伽耶佗——印度古代唯物主义研究》、奢萨怛哩《印度唯物主义、感觉论与享乐主义》、苏联弗·依·谢尔巴茨柯伊《论印度唯物论史》(《东方札史》第一卷)、尼·彼·阿尼凱也夫《古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流派》，意大利托骥《印度唯物主义概要》、缪勒《印度六派哲学》、达·薄泰恰里雅《东西方哲学史》中的《砍婆伽哲学》、日本龙山真章《有关顺世论研究》(《大谷学报》十一卷一期)、宇井伯寿《印度哲学研究》第二卷以及摩尔主编《印度哲学史资料》拉德哈克利希南《印度哲学》等。婆罗门“来求论难，乃书四十条义悬於寺门，曰：‘若有难破一条者，我则斩首相谢。’经数日，无人出应。”《慈恩传》四。玄奘出而应命与顺世论者婆罗门在戒贤和大众面前辩论。顺世论者婆罗门提出“四大为人物之因的主张”。案“四大为人物因”为顺世学派的基本哲学观点，它认为地、水、火、风四大自然现象是构成世界的统一的物质基础。《广百论释》二：“大种为性，四大种外，无有别物。”《成唯识论述记》六“此唯执有实计四大生一切有情，禀此而有，更无余物，死後灭时，还归四大。”玄奘在佛教徒的立场、观点上对于顺世学派是敌视的，对于他的主张无法从正面回答，只好以诡辩方式同时列举印度当时的一些所谓“外道”宗派加以分析、批判，尤其对于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数论学派案数论梵语谓僧佉，发端于奥义书时代，为印度哲学派别中最古的一派，相传创始人为刼比罗，事迹见于《大博罗纪事诗》中，固难以置信，据说曾著《僧佉经》。其实《僧佉经》至十四五世纪顷始辑出。据《唯识述记》刼比罗立二十五谛，论生死湼槃，其後诸门徒分为十八部。约当三世纪时，黑自在著《数论颂》阐明其哲学观点。近代印度发现Math ra-Vrtti一书，据考定即为《数论颂》的梵语原本。《数论颂》有几个译本。在我国《藏经》中真谛译《金十七论》，即其中之一。数论学派的学说主要由神我自性的二元对立，而演为二十五谛。《百论疏》三：“僧佉此云制数论，明一切法不出二十五谛。故一切法摄入二十五谛中，名为制数论。”《唯识述记》四：“僧佉此翻为数，即智慧数。数度诸法，根本立名。从数起论，名为数论。论能生数，亦曰数论。”胜论学派案胜论学派在佛典中译作吠世师迦、或鞞崽迦、术世师、鞞世师、卫生息，均梵语vaisesika音之转。据《百论疏》及《唯识述记》谓义理殊胜，诸论罕匹，故意译为胜论。其学说约成立于二世纪顷，相传迦那陀(一作优楼迦)造《胜论经》为这一学派的始祖。《胜论经》现存有三百七十经，厘为十卷。四、五世纪时鉢羅奢塞多波陀著《摄句义法论》为经作疏解，阐扬其学说，六世纪时慧月未抵旃陀罗所作注疏，玄奘为之翻译名《胜宗十句义》，其最著者为商羯罗密色羅所著的释论。胜论学派的学说主要在于分析宇宙的起源，世界的发展是极微(原子)的聚合，分析综合为六句义(一实、二德、三业、四同、五异、六和)，亦即六个基本范畴。“实”指实体，“德”指属性，“业”指作用，以此来代表世间所说的种种法相，是一种极微聚合的印度古代唯物主义学说。其观点于顺世学派、耆那教、佛教的说一切有部均有所影响。详见《胜论经》、《胜宗十句义论》和钵罗奢塞多波陀、商羯罗密色罗的疏释外，参见《百论疏》三、《成唯识论述记》五、《广百论》六、八、《俱舍光记》十九、《显宗论》七、《顺正理论》十二以及近代摩尔主编《印度哲学史资料》、达斯古普塔《印度哲学史》、缪勒《印度六派哲学》、宇井伯寿《印度哲学研究》(宇井伯寿据梵本有英译本《胜宗十句义理》、据巴利语原文著有《胜论解记》)、谢尔巴茨柯《古印度的哲学成就》、汤用彤先生《印度哲学史略》等。予以歪曲和诽谤。玄奘最後以所谓“大乘义法”折服顺世论者婆罗门，并从玄奘服役。
这时玄奘准备应命前往乌荼国去辩论，乃访得《破大乘义》七百颂，反复研究，遇有疑义之处，虚心向顺世论者婆罗门请教，遂“备得其旨”，“寻其谬节”，引伸大乘之义予以辩驳。呈正戒贤，并宣示徒众，无不嗟赏。同时玄奘对顺世论者婆罗道：“仁者论屈为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随意所之。”婆罗门欢喜辞出，即往东印度迦摩缕波国，其境为今印度阿萨密邦北部(上阿萨密)，尚有Kamrup之名存在，国都今之阿萨密邦的高哈提。向鸠摩罗王《西域记》十：“今王，本那罗延天之祚胤，婆罗门之种也。字婆塞羯羅代摩(原注唐言日胄)号拘摩罗(原注，唐言童子)，自据疆土，奕叶君临，逮于今王，历千世矣。国王好学，众庶从化，远方高才，慕义客游，虽不淳信佛法，然敬多学沙门。”诉说玄奘的学说深广，国王深为叹服，立即遣使来邀请。
顺世论者婆罗门去後，玄奘即准备东还故国，向那烂陀寺师友辞行，案《续传》作奘欲淹留，戒贤诚东返，与《行状》、《慈恩传》歧异，亦与玄奘初志相背。前後矛盾。《续传》所记似有讹误。但历年来玄奘所搜集的经论佛像，异常丰富，归途千山万水，运送维难。正在为此踌躇时，鸠摩罗王使者至，戒贤一再婉辞。鸠摩罗王大怒，更遣使坚请，并以武力威胁，玄奘遂与使者兼程奔赴迦摩缕波国。既会见鸠摩罗王，王迎请入宫，言谈之下，向往唐朝。玄奘为之讲经说法一月有余，并为酬答鸠摩罗王有关“佛德”之问，以梵文著《三身论》三百颂。案《三身论》久佚，无以详考。惟佛教徒为神化教主，当释迦卒後便出现种种本生、瑞应的故事。在宗教理论上便产生所谓“佛身”说。大乘佛教认为佛有三身：一“法身”，即所谓“觉体”，将释迦神化为宇宙本体；二“报身”，即所谓“觉相”，将释迦描绘成偏满一切处无所不在的神；三“应身”，即所谓“觉用”，指释迦牟尼的肉体，以世间的“圣人”出现。大乘佛教天台、法相、华严等各有其佛身说。
戒日王征讨恭御陀国回来，听说玄奘已在鸠摩罗王处，即发使促王急送支那僧来，遭王拒绝。戒日王怒，再遣使责促，鸠摩罗王悔惧，“即命严象军二万，乘船三万(此万字疑伪)艘，共法师(玄奘)同发，泝恒河以赴王(戒日王)所”，抵羯朱嗢祗罗国，戒日王亲来礼谒，倍极尊敬。会晤时戒日王垂询中国政治形势，谈及当时流行的“秦王破阵乐”歌舞曲。案刘餗《隋唐嘉话》中：“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於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後编乐府云。《破阵乐》，披甲持戟，以象战事。《善庆乐》广袖曳屣，以象文德。”《旧书》二八《音乐志》一：“(贞观)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後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戰阵之形。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志》又载立部伎内“破阵乐”五十二遍，但修入雅乐的只有两遍，名曰“七德”。“七德”、“九功”、“上元”为唐代著名的三大乐章。参见《唐六典》一四“协律郎”条注，郭义倩《乐府诗集》八十引“历代歌辞”、“破阵乐歌曲”以及近人王国维《唐宋大曲考》等。玄奘因而陈述唐太宗的英武。详《慈恩传》五、《西域记》五。戒日王欣慕之下即遣使节访问，于翌年冬抵达长安。参见《新书》二二一上，《旧书》一九八，《册府》九七〇。关于玄奘与戒日王会晤的时间，《刘谱》：“按《新唐书》载：‘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即戒日王)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遣使者上书。’则法师之见戒日王，当在十五年之前，与此正合。”案戒日王使节至唐，各书均作贞观十五年，未载月份。惟《册府》九七〇列于贞观十五年的最後一项，《册府》列外国遣使均按年月先後敍列，其列在最後，或未详其日期，或为十二月间，以此可见玄奘与戒日王在贞观十四年秋会晤，戒日王即遣使入唐，至十五年冬抵达长安。《通载》十一：“(贞观)十六年玄奘发王舍城入祗罗国，国主郊迎之。已而问曰：‘而国有圣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通载》据玄奘贞观三年启程故後移二年，如元年首途则正当十四年，与各文献著录吻合。
翌日晨，戒日王又派使者来迎，索阅玄奘所著《制恶见论》，誉为“日光既出则萤烛夺明，天雷震音而鎚凿绝响”，乃决定在曲女城举行论辩大会，通知五印度各国不同宗教、不同学派的僧俗齐来集会，瞻聆玄奘的议论风采。《慈恩传》五，《行状》、《续传》略同。
大会准备就绪，玄奘“自冬初共王逆河而进，至腊月方到会场”。《慈恩传》五，《行状》、《续传》同。会议时，计到五印度十八国国王，谙知大小乘的佛教徒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尼乾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也有千余人参加。这些人大都“博蕴文义，富赡辩才”，而远近来观礼的，加上国王随从等，更属人山人海。当时会场上“或象、或舆、或幢、或旛各自围绕。峨峨岋岋，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慈恩传》五。盛况空前。待人众到齐，当已岁尽。案《续传》：“自冬初泝流，腊月方到。尔时四方翕集，乃有万数”，待四方人众陆续到齐，当已岁尽。
有关人物与大事
法琳“殉道”死。道士秦世英奏所著《辩正论》诽谤皇室，唐太宗下诏沙汰僧尼。剌刑部会同有司勘问，流放法琳于蜀郡，死于道中。见《法琳别传》、《续传》二五，《集古今佛道论衡》丙《太宗文皇帝问沙门法琳交报显应事第七》。
华严宗初祖杜顺卒，年八十四。详年谱附录五。
静琳卒，年七十六。《续传》二十。
玄会卒，年五十九。《续传》。
成实、毗昙学者法恭卒，年七十三。《续传》十四。
三论学派慧瑜俗姓岑。卒，年七十九。《续传》十四。
二月，扩充国子监生徒多至八千余人，四方学者云集，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国亦遣子弟来学，令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以资讲习。《通鉴》一九五《唐纪》十五。
八月，侯君集军至碛口，麴文泰忧惧死，子智盛立，唐军团城猛攻，智盛出降，得城二十二，户八千四十六，口一万七千七百，《旧书》作户八千口三万七千七百。分立四、庭二州。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五公里有古城。高昌麴氏历九世，共统治一百三十四年，遂亡。《旧书》一九八、《新书》二二一下、《通鉴》一九五、《册府》九八五，参见《旧书》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契苾何力传》。至显庆三年(658)移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参见大谷胜真《关于安西四镇建置与异同》(《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页二七一)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