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污不染”，是汉代人心目中佛陀释迦牟尼的形象。

    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固有的上层建筑。早在西汉武帝时，就宣布“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儒家学说已经定于一尊。佛教以外来文化的面目进入汉土，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的抗拒和排斥。

    佛教初入汉土之时，儒、佛两家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儒家主张“入世”，佛教却主张“出世”；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佛教却主张“众生平等”；儒家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佛教却主张离弃父母，出家修行；儒家主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佛教僧尼却要剃除须发……因此，儒家把佛教视为与“尧舜周孔之道”相对立的“夷狄之术”，认为佛教的主张不合乎“圣哲之语”，“廓落难用，虚无难信”，指责佛教离弃父母、剃除须发等行为“不合孝子之道”，“违服貌之利，乘缙绅之饰”。在这种形势下，佛教要在汉土立足，只得借助于有某种相通之处的“黄老之学”了。

    “黄老之学”是道家的学说，因为把传说中的黄帝与春秋时期真实的历史人物老子(李耳)共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而得名。汉代时被称为“道术”，颇受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推崇。由于“黄老之学”与佛教在外部形式方面都讲“清虚”，佛教就利用这一点，把“黄老之学”做为自己的保护伞。《后汉书·楚王英传》里面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明帝刘庄的异母弟——楚王刘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佛教与道教等量齐观：不仅如此，他还说过：“道者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也。”这更是把佛教视为“道术”的一种了。刘英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当时，在汉土流传的佛教有两个支系：一个支系以安世高为首，重禅法，属于小乘佛教；一个支系以支娄迦谶为首，讲“般若”，属于大乘佛教。

    安世高这一系在讲说禅法时，以“元气论”为根本，把佛教的“禅定”与黄老神仙家的“养生术”等同起来，把佛教的“五蕴”(色、受、感、行、识)与道家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拉扯在一起。可见，安世高这一系所宣扬的小乘禅法，不过是道术的借用和附庸。而支娄迦谶这一系在宣传般若学“缘起性空”的理论时，是采用道家的基本概念“无”来表达的。支谦在改译支娄迦谶译过的《般若波罗蜜经》时，把“般若”一词改为“大明”，取自《老子》中的“知常日明”之句；把“波罗蜜”；一词改为“度无极”，意思是“达到无极”，而“无极”正是道家的概念之一。可见，支娄迦谶这一系所讲的大乘般若学，也迎合并借用了老、庄的道家思想。

    汉代的佛教宗旨，是要人们“专务清净”，主张“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佛经译本中也自称为“佛道”。这些，显然与释迦牟尼的“三法印”大相径庭，不符合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而是一种涂着浓厚的“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色彩的佛学。

    《弘明集》卷1里面说：在汉代人的心目中，释迦牟尼的形象是“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这种形象，不同于大乘佛教那个慈眉善目的佛陀，更不同于小乘佛教那个纯洁智慧的教祖，而完全是一个善弄方术的道家神仙!

    汉代人描绘释迦牟尼的“在污不染”一语，后来经过北宋周敦颐《爱莲说》的衍发，成为“出污泥而不染”。

    莲花，是佛教的象征物。因此，随着佛教在汉地的发展，“在污不染”成为对莲花的颂词。《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之句，是周敦颐对自己清高孤傲品格的表白与欣赏。人们多认为“出污泥而不染”出自《爱莲说》，其实，这句话的源头在汉代。

    作为一条成语，“出污泥而不染”用来比喻：不受不良环境的影响，保持纯洁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