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更加普及了，虽然在理论方面没有什么重大建树，却成为越来越广泛的民间信仰。

    (一)与宋代佛教普及有关的成语

    一动不如一静

    宋代，译经事业停滞了，著述事业止歇了；但是，佛经的集大成工作——刊刻《大藏经》(汉译佛教典籍在南北朝时代统称“一切经”，自隋代开始改称“大藏经”)，却进入了高潮。宋初，第一部木刻官本《大藏经》(即《开宝藏》)就问世了。继而，佛教寺院和在家信徒竟起仿效，各种版本的《大藏经》相继出笼。

    这种情况，显然是与统治者的倡导与支持分不开的。

    宋代，儒家学说被封建统治者推崇到思想领域的最高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儒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理学”，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不过，在佛教普及、佛风极盛的情况之下，“理学”吸收了佛教的哲学成分。例如，“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和朱嘉所提出的“理一分殊”之说，目的在于说明封建制度与伦理纲常之“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而这一学说是用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来论证的。与朱熹同时代的“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和明代的王守仁，主张“吾心便是宇宙”、“心无外物”、“明心见理”，目的在于说明“忠孝节义”、“三纲五常”是人心所固有的；而这些说法显然是佛教“禅宗”的“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的翻版。尤其是王守仁提出的“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目的是为了宣扬封建统治与封建道德顺乎自然、万古长青；而这一命题正是佛教“天台宗”的“无情有性”说的直接继承。

    另一方面，佛教也极力调和儒、佛二教。例如，名僧智圆自号“中庸子”，并宣称：“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中而行哉?”公然把儒教置于佛教之上。另一个名僧契嵩则鼓吹：孔子和释迦牟尼都是圣人，儒教与佛教是一致的——“皆欲人为善者也”，把二者相提并论。

    因此，宋代的封建帝王，在推崇儒家学说的同时，也很注意用佛教强化自己的思想统治。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不久就诏令刊刻了中国第一部《大藏经》。僧人们把宋太祖美化为“现在佛”，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宋太祖游相国寺时，在佛像前焚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总领全国僧尼的僧官)赞宁当即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宋太宗赵光义精于佛理。《五灯会元·大宋玉音》里面说，宋太宗曾与相国寺、卧云庵、开宝塔的僧人们参禅，锋利的禅机竟然使得僧人们不能对答，甚至在与著名的智寂大师参禅时也占了上风。

    宋仁宗赵祯对于佛教也表现得十分热心。《五灯会元·佛日契嵩禅师》里面记载：宋仁宗对僧人契嵩的《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和《辅教篇》等著述极为赞赏，一边阅览一边感叹，“付传法院编次入藏”。他赐契嵩以“明教”之号，还亲自写了《佛牙舍利赞》等文章。

    宋神宗赵顼更是有很多支持佛教的举措。《五灯会元·慧林宗本禅师》中记载：他曾下诏“辟相国寺六十四院为八禅二律”，并请名僧圆照禅师为慧林寺第一祖，“就寺之三门为士民演法”。

    南宋的孝宗皇帝赵昚，曾经“幸游”佛教胜地天竺山和灵隐山。这两座山都在杭州西湖的西北方向，天竺山上有著名的上、中、下3所天竺寺，灵隐山上有东晋时代始建的灵隐寺。

    灵隐山有一座著名的飞来峰——东晋时代的印度来华僧人慧理认为，它非常像自己故乡的灵鹫山——佛教的发祥地，曾经十分感慨地说：“此为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从此，这座山峰就被人们称为“飞来峰”或“灵鹫峰”。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卷上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宋孝宗幸游灵隐山时，曾在飞来峰前戏谑地问灵隐寺的住持和尚辉僧人：“既是飞来，如何不飞去?”辉僧人回答：“一动不如一静!”

    成语“一动不如一静”就是由此产生的，多用来比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