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西汉经济在汉文帝、汉景帝两代皇帝手中得到恢复，刘汉政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故而文景时代被史家称为“文景之治”。从“文景之治”以后，就到了“汉武盛世”的时代，那么是否可以问，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呢?如果有，那前者对后者又产生了何种的作用呢?
　　其实，要搞清这两个问题，只需将“文景之治”的具体状况搞清即可迎刃而解。
　　在以小生产经济为基础的漫长封建社会中，每经过一次大的动乱，社会财富和生产能力都要消耗殆尽，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甚至是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文景之治”就是这样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同时，它也是整个社会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浩劫之后，西汉政府为了巩固政权所做出“让步政策”(包括对匈奴的“和亲”，对诸侯王、地方豪强的纵容)的产物。对于文景时代，虽然史界统称“文景之治”，但是两者的统治政策还是有差别的。
　　汉文帝时代，政府通过“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统治政策鼓励民众进行生产劳作，并出台多项优惠奖罚措施让民众开动脑筋发展生产力，由此取得了不凡的绩效。汉文帝个人则以身作则，虚己待人，在提倡节俭之风的同时广纳良言以求发展。史载，汉文帝“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受采之，未尝不称善”，故而能“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可见，汉文帝确是一位开明的守成君主。然而，这种方法，即无为而治之法，虽然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乃至发展，但是也降低了皇权的威仪和中央政府对地方诸侯的威慑力，纵容了宗室、公卿、外戚、豪强们无所不为的行径，从而使匈奴不断内侵，给封建集权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山东奸猾咸聚关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匈奴兵“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京师震动，无不愤懑……兵连不解，转输络绎，费损虚耗。”汉景帝从父亲手中接过的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苟且温饱，却存有颇多政治问题的西汉江山。景帝又继续采用文帝那种尚俭之风的统治政策，但在“无为而治”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强硬的措施，如“削藩”、平定“七国之乱”、贬抑军功、相权等。此外，大的方向上都沿袭了文帝之策，是为“景”也。
　　尽管有诸多的弊端，“文景之治”仍然给西汉经济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为汉武帝开创伟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随着文、景二帝的努力，能够对皇权产生影响的军功、宗室集团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使得汉武帝在国富民强的基础上能够放开手脚，大展宏图。对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书·食货志》有载，“国家之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媿辱焉。”
　　由此可见，“文景之治”与“汉武盛世”是有莫大关系的。汉武帝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当归功于“文景之治”在经济上的积富之势，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尺蠖之屈，以求其伸”，当是“文景之治”对汉武帝开创西汉盛世所起作用的经典概括了。 

汉武帝刘彻百谜/惠焕章，贾鹏．—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