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汉武帝登上帝位之际，汉朝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运行了62年，即是说，当时距汉高祖刘邦称帝已62年矣。经过高祖的平定异姓王，吕后、惠帝的殚精竭虑，“文景之治”的一番休养生息，大汉朝不仅在经济上完成了一次飞跃，而且在人才的储备上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据史书记载，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聚集了大批的人才，汉武帝在一次对策辩论中，应对者就多达数百人。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班固赞曰：“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安定，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申培，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对于这一时期人才的储备，我们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要将这个人才库中的精英调动起来，物择其用，就需要汉武帝来安排了。那么，汉武帝的择人标准究竟是怎样的呢?也就是说，汉武帝是如何从沙砾中筛选出金子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杨东晨在其著作《汉人秘史》中认为，汉武帝的择人标准是：不问出身贵贱，年龄大小和国别族属，一概惟才是举。其所举例子如，“公孙弘一贫如洗，为人放猪，才高任相；卫绾以军功政绩任相；窦婴、田蚡，身为外戚，以推崇儒学，反对黄老之说任相；……车千秋，本姓田，以为诛的卫太子鸣冤而任丞相等。”对此，笔者认为，汉武帝用人标准除此以外，还以对汉室江山有贡献之人为用，未必非要才高八斗。比如，河南洛阳人卜式，就因将私家之资财捐助于国家用来征伐匈奴，从而被汉武帝封为关内侯、御史大夫；河南临汝人韩安国，因在吴楚“七国之乱”中为长安立下不朽战功，而被委任御史大夫……。可以说，汉武帝除了在用人方面表现的如伯乐擅识千里马之外，还体现出了国家绝不会忘记那些助国家发展一臂之力的商贾学人的人情味儿，即是说汉武帝用人非常注重情义。当然，这种情义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用人机制上以及目光如炬的视人、察人的量才而用的制度上才行。也就是说，即便一个人才华出众，但因运用不当而致败绩，资质平平的人，被合理任用而可堪重任的情况，均是可能发生的。
　　所谓“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汉武盛世的出现，除了与当时人才济济有关，更与汉武帝灵活多变的择人标准密不可分。 

汉武帝刘彻百谜/惠焕章，贾鹏．—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