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在乾陵脚下，东南方向西兰公路80公里处的东西两侧，分布着一批大大小小的塚圪垯，这便是文献资料上所记载的乾陵17座陪葬墓。根据文献记载，并对其中的五座陪葬墓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得知，这批墓葬的主人生前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属于皇室成员的太子墓共两座；即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墓；公主墓共四座，即永泰公主、义阳公主、新都公主和安兴公主墓；诸王墓共三座：即许王素节、泽王上金和邠王守礼墓；属于王公大臣墓共八座：即薛元超、李谨行、王及善、刘仁轨、刘审礼、豆卢钦望、高侃和杨再思墓。在这些陪葬墓中，属于皇室成员的墓共九座。然而，同是太子墓，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的结构和规模却采用了不同方式，同是公主墓，永泰公主和其余三位公主的墓葬亦截然不同。而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的埋葬方式基本相同，是按照“号墓为陵”的制度营建，呈现出大体一致的格局。对此，史书上亦有记载，如《新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神龙初(705年)，追赠皇太子及谥，陪葬乾陵，号墓为陵”。《旧唐书·懿德太子传》：“中宗即位，……赠永泰郡主为公主，令备礼改葬，仍号其墓为陵焉。”那么，无论是地面上的建筑设置，还是地下墓室的结构与规模以及随葬品的数量和内容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结果，堪为特殊。
　　“号墓为陵”是盛唐时期皇室一种极为特殊的埋葬制度，始于唐中宗初期，按此含义解释，它有两层意思，一是把陪葬墓称为陵，而不称墓；二是墓葬设计和随葬品按同帝王等级看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号墓为陵帝王同。”然而，以此制度构筑的墓葬仅仅只有上述两座，因此，实施时期极短。
　　这种制度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与当时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第一，“号墓为陵”强烈地表现了李氏集团在政治上的复辟。唐中宗为其亲生子女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在坟墓上大作文章，对于被武则天镇压杀害的李重润、李仙蕙实施“号墓为陵”制度，采用仅次于帝王陵的等级，格外优厚。第二，唐中宗为了巩固李氏集团的政权，在政治上抑武扬李，在葬制上，对其亲生子女采用“号墓为陵”制度，而对于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则不准“号墓为陵”。《新唐书·卢粲传》：“武崇训死，诏墓视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无称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后人所援比，……虽崇训之亲不及雍正(李贤)，雍墓不称陵”。唐代18座帝陵的几百座陪葬墓中，仅在乾陵陪葬墓范围内出现这种制度，表现了乾陵陪葬墓的又一埋葬形式，反映了乾陵文物的特殊性质。
　　那么，依据“号墓为陵”所构筑的墓葬都有哪些特点呢?
　　这两座墓均是公元706年即埋葬武则天的同时从河南洛阳迁来。其具体位置均在乾陵东南方向约1.5—2公里处，陵园所占范围平面布局相同，有着共同特点，这就是：第一，地面上建筑与乾陵宫城布局大体一致。高大的封土堆呈复斗形，上小下大，顶为平顶。这种形式古代人是十分崇尚的。《礼记·檀弓》记载：“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注曰：“封筑土为垄堂形，四方而高。”《疏》：“封渭坟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而在汉代则呈为“方上”，“方”言其形，“上”言其位，封土堆的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整体又似“复斗形”，故言其“方”，但封土堆建在墓室之上，即地宫之上，故言其“上”。把墓葬的封土堆筑成这种几何形体，给人一种壮观稳固的感觉。我国西汉时期的大多数帝陵和古代世界不少国家或民族的首领，把自己的坟墓修成这种几何形外观，埃及金字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封土堆四周建有城墙，有了城墙，便成为一处小小的陵园，城墙四角有高大的角楼(角楼的遗址和遗迹尚在)，陵园南门外(朱雀门)两侧有阙楼一对(遗址尚存)，东西排到；阙楼之南有一条南北走向，约10米宽、百米长的神道(司马道)，神道两侧树有四对八件大型石刻。从南往北，排列顺序依次是华表一对、石人二对，石狮一对。
　　第二，墓葬规模宏大，墓室结构复杂。就地面上广阔的陵园而言，永泰墓陵园南北城墙长275米，东西长220米，占地面积60500平方米。懿德墓陵园占地达54981平方米；两座封土堆最高者达到18米，比“堆土成陵”的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封土堆仅低3米。最低者也在14米(永泰墓封土堆)，底部长宽均为58米。体积是：永泰墓为15549.24立方米，懿德墓为24408.63立方米，就地下墓室规模而言。以懿德墓为例，该墓水平全长100.80米，光墓道全长就达63米，并呈28°斜坡(包括过洞部分)，宽3.9米，后两组数字与乾陵隧道长63.10米、宽3.9米几乎一样。该墓最深处距地面15米，前甬道长达20.30米，后墓室的长宽均为5米，高7米，地下墓室通常称为地宫，它的构造也较为复杂，它由斜坡墓道、过洞、天井、便房、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等8部分组成，其中过洞、天井和便房的数量也是很多的，而且这三部分互相配套、缺一不可，有过洞就有天井，天井之下，左右对称开挖便房，便房内置随葬品，过洞、天井、便房数量越多，该墓等级就越高。懿德墓过洞为6个，天井7个，便房为8个；永泰墓过洞为4个、天井6个，便房8个。这些都是发掘的所有唐代墓葬中最多的。而每一项建筑都象征着墓主人生前所居住过的宫殿名称，比如，天井表示庭院、便房表示挟房、挟门、朵殿、洞门之类建筑物。第一过洞表示宫城正门，第二过洞表示宫门，第三过洞表示殿门，第四过洞表示正殿，前墓室表示妃嫔起居的内殿，后墓室象征寝殿。
　　第三、随葬品数量多，内函丰富。
　　两座墓的随葬品总计达到3000余件，其中有欧体阴刻玉质填金哀册残片、陶俑、三彩、金、铜、铁器等。其中在懿德墓地宫的东侧一、二、三和西侧一、二、三便房内首次出土了贴金铠甲男骑俑，数量多达113件，大部分完整。这种贴金铠甲男骑马俑，马面帘贴黄金，鸡项、荡胸、身甲、搭后皆作银铠，象征着唐代皇室仪仗队。这种俑是研究皇室仪仗中金银铠甲的重要资料，两墓内出土的各类俑达到1500件，光懿德墓6个便房内就达1000余件，因为实施“号墓为陵”制度，因此，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唐代政府规定的随葬标准。
　　在随葬的三彩马中，有一件称为三花马的文物引人注目，此马高近80厘米、长85厘米、宽25厘米，出土于懿德墓，该马昂首站立，作嘶鸣状，造象栩栩如生。三花者，剪马宗为三辫而称之。据考证，三花马似应为皇室骑乘之御马。
　　第四、壁画品位高，题材广泛。
　　这两座墓的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到处都绘有壁画，面积达800平方米，从题材上可分为建筑、仪仗出行、宫廷生活、四神、星象和图案花纹等6类，其内容反映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地位和骄奢淫逸的生活场面。
　　因遵循“号墓为陵”的埋葬制度，所以艺术家们在设计、创作、绘制壁画时，从题材到表现手法，都严格地遵照封建帝王的旨意行事，不可能由画家自行创作，随意绘制。严格说来，它是由皇室出题，艺术家们按照皇室的意图，精心细致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来表现各类题材，反映各种生活场面，其中的建筑、仪仗、宫廷生活画受到了唐代皇室的树阙仪卫、列戟制度和内宫制度的严格制约。
　　懿德太子墓墓两壁的大型阙楼图为三出阙，与乾陵东西乳峰、朱雀门外两侧阙楼同为三出阙，属天子一级。所绘的49杆戟也属天子一级。这两幅壁画均体现了“号墓为陵”的埋葬制度。
　　把这两墓壁画同不称陵的唐墓壁画相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绘制手法，还是制作质量，都称得上一流的作品，是今人亲眼目睹1300年前唐人所绘美术作品的实物所在。
　　第五、葬具特殊。
　　该两墓内的主要葬具为石槨，石槨均由34块青石组成，形状恰似一幢庑殿式的房屋建筑，其特殊表现为一是高大，以永泰墓石槨为例，该石槨通高近2.2米，通长近4米，宽度3米，进深三间、面阔三间，槨内空间是相当大的，是所有唐墓中罕见的石槨；二是石槨槨身内外壁上的雕线画中，有些最为精美。比如懿德墓石墩外壁东侧正中一块石板上刻有唐代宫廷中的命妇像。右边的命妇头戴凤冠，顶部插以五树花钿钗，左边的命妇顶部插六树花钿钗。据文献记载，经考证可知，右边的命妇应为五品，左边的命妇应为四品。永泰墓石槨上线刻的命妇，品位也是相当高的。
　　除了石槨以外，还有石幔帐座各4个。这也是“号墓为陵”埋葬制度的体现。据考证可知，这些石幔帐座可能是专供下葬之用品。
　　正因为“号墓为陵”的墓葬极少，因此，要全面概括这种制度的内容、特点是极其有限的，但从上述特点，我们仍可以对唐代这种埋葬制度窥见一斑了。
　　

乾陵文物史迹述丛/樊英峰，刘向阳.—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