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1999年2至8月，陕西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陕西考古工程协会与乾陵博物馆，为配合唐代乾陵地宫的探测任务，对乾陵中心区域进行了地面辅助考古调查。这次调查，主要是利用地形地貌并结合局部地质结构对陵区进行考古学角度的观察。在调查中，新发现了一些与乾陵原始建筑有关的规模巨大的人工地貌。尤其是发现了乾陵外垣遗址与乾陵西侧大面积的人工石渣堆积等等。此类发现，使我们对这座唐代帝王陵墓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一　乾陵的地形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形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即人工封土与因山为陵。
　　人工封土可以按照最理想的模式建造陵墓，但要消耗大量人力与财富。秦始皇修建骊山阿房，工徒七十万人，引发亡国之祸。西汉成帝在渭南修建昌陵，封土巨大，取土东山，土价与粟相等，国库为之空虚。有唐一代，高祖李渊献陵尚依汉魏旧制，封土起陵。自太宗李世民倡因山为陵始，帝陵基本不起封土，隧山为玄宫，列石像神道。这与封土帝陵相比，大为节俭。
　　因山为陵虽省力省工，但陵墓之外形却往往因此而美中不足。所以，如何获得最适合之地，便成为陵墓选择者的首要问题。唐陵都分布在渭水之阳的北山一线，这些山峰，千差万别，选择陵墓时，既要考虑朝向、山峰的地形地貌、主从呼应，还要照顾到一定的昭穆关系，而在现实中，很少有完全适合之自然环境。因此，建陵过程中，如欲达到理想环境，也必然会产生对于陵区地形进行整理改造的工程。对于因山为陵来说，如何在自然山形地貌基础上经过改造调整，使之达到一种接近理想的境界，也是陵墓设计者的首要任务。也就是说，因山为陵，古人如何选择与如何改造利用，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努力探索研究的新课题。
　　在众多唐陵中，以乾陵和昭陵的地形选择最佳，后代的山陵，都无法与这两座陵墓相比。这大约与唐初诸山尚空，选择余地较大有关。唐太宗李世民生时就看上了昭陵之地，死后葬于昭陵。昭陵主峰九嵕山，一峰高耸，众山环拥，充分彰显出帝王独尊的气势。乾陵在昭陵之西，是唐高宗李治及女皇武则天的陵墓，陵墓选择在乾县县城北侧的梁山之上，以山为陵，气势宏大，被称为唐代帝王陵墓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最宏伟的帝王陵墓之一。梁山是一座石灰岩质的山峰，四周开阔，平地涌出三峰，位于北侧的主峰海拔高度1047.3米，其南二峰稍低，分别高923米和933米。从海拔高度约为630米的陵南县城所在地北望，相对高度约400米，远望气势壮阔。就山陵大形而言，如果从乾陵的正北观察，其山形是非常规范的锥形，犹如金字塔的剪影一般；从东侧观察，整个山陵又似一位披着长发仰卧的女性，主峰如头，两座乳峰，恰为她丰满的乳房，山下远处的双阙，是她伸展的两足；从正南看去，则是双阙高耸，一峰独立的帝王宫阙形象；从西侧观察，乾陵主峰孤峰高耸，鹤立鸡群；从空中俯瞰，乾陵主峰如同一只曳着长尾展翅飞翔的凤凰。一座乾陵，集横看成岭侧成峰之众妙于一体。这些现象，可能有一部分是巧合，但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古代建筑大师独具慧眼，在众多的山峦中，选中了这样一处山姿独特的形胜佳地。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20世纪50年代末曾对陵区进行全面调查，初步了解了陵园结构，并进而发掘了几座陵区的陪葬墓。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又对东西乳阙、朱雀门阙和阙前后碑石周围等处进行了发掘，这对研究乾陵的重要建筑结构和平面布局提供了新的资料。加之我们此次考古调查对一些人工地貌的发现，使这座一千多年前盛唐时期帝陵的轮廓一步步地从混沌中显现出来。同时，通过对其地形地貌的考察研究，唐人对于陵墓的一些规划思想，也跃然而出。
　　二　乾陵外垣的发现
　　关于乾陵外垣有无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扑朔迷离。《长安志图》中有乾陵图，其上绘有内外垣。但解放后多次考古调查，均未发现外垣，因此，有人怀疑乾陵是否有外垣。有的学者认为只有一重城垣，即现今已经发现者；有的则认为有二重，但外垣已难觅究。《文物》1982年三期发表之贺梓城、王仁波先生所著《乾陵》一文，算是对乾陵外垣进行了总结：“外城墙由于地貌的变迁和雨水的冲刷，已难觅究。”清《乾州志稿》中引有明人杨殿元序文，文中说：“余数驱马梁山之下，唐帝衣冠在焉……伪周武氏者，重城雕石，寂无生灵。”从其文中所说的重城雕石句分析，也许明代尚能看出两重城垣。外垣的认识也有分歧，虽也称乾陵有两重城垣，即内垣外垣，但其所谓外垣实际指的是封内，说是周长40公里，显然，这只是陵园的外围长度。可见大家均不知有无外垣或外垣在何处。
　　1999年调查发现的乾陵外垣，主要运用航空照片结合考古地面调查获得。这次所发现的乾陵外垣与《长安志图》所载唐高宗乾陵图一致，外垣平面大致为长方形，将内垣包围在内，外垣北侧与东西两侧，与内垣距离相等，为220米左右，南侧伸延较长。2000年4月28日经实地量测，陵园东侧内外垣间距为220米，与我们发表的数值一致，不但说明《长安志图》记录的可信，同时也证明了调查结果的正确性。乾陵整个建筑的规划和施工，是以中国古代的步为单位的，我们在计算一些尺度时，应当先用这一尺度进行比较。外垣的建筑，由于因山为陵，所以筑垣地区多数是处于内高外低有一定坡度的地区，其所采用的建筑方法也就因地制宜，运用了“堑”的办法，在山脊和平缓的地区则采用筑墙的方法。
　　乾陵主峰大体近似于圆锥形，以主峰为中心，环绕两重城垣。从外垣现残存的一般高度分析，古代的垣可能高约六尺的二至四倍数。运用“堑”的构筑方法，结果使得梁山主峰之下的外围形成了类似于两重台阶式的结构，加上陵园四周的沟壑，也计为一重。可谓三重台基之上，主陵高耸。这种结构，在立体上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三重为昆仑丘”的结构。“昆仑”是天的意思，昆仑丘是法天的建筑，陵墓采用三阶，这在古代墓葬中是高等级的形式。中国古代明清帝王的主要宫殿和祭天的天坛，都是建筑在三重高阶之上的。武则天好大喜功，将乾陵特地设计出这种形式是可以理解的。
　　乾陵两周垣墙，其功能于外是高墙壁垒对人的防御，于内则是高坝长堤对水的防御。其平面意义是层层城阙，法象天子生前所居都城，立体意义则是一层一层的高台，法象天帝所居之昆仑。乾陵之名，也与中国古代《周易》中所谓的天代表乾相合。
　　三　乾陵外垣的水道
　　乾陵在整体设计时，不能不考虑到水流问题，其陵园面积不小，如降暴雨，地表径流水速快，加之梁山高陡，冲刷力量是很强的，会对陵园建筑与地形造成破坏性威胁。因此，对于水的问题，建筑设计者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1999年的调查发现，除西南角为两道天然大冲沟外，又发现其外垣西北角、东北角、东南角各有一水口，各水口的位置和流向非常对称，当是人工设置。西南角本身即为一天然大沟，所以，其总体平面布局，是以四正设四门、四隅设四水口为标志。
　　乾陵西南有两条比较平行的自然大沟，其中南侧一沟规模较大，若按其余三方水道的设计，则只能运用一沟，从位置看，以南侧大沟比较符合。今发现两沟间山梁(俗称棒槌岭)中有一人工通道，切断山梁，用途不详，疑是古时封堵北沟，使水流从通道转入南沟的工程。但这一推测尚需调查证明。今从航空照片察看其北沟中有二阶，结构类于土坝，而南沟主水流道也偏于两沟间通道一边，估计是古时北沟转向南沟的流水冲刷所致，否则，南沟之沟漕中线不会偏向两沟间通道一方。2000年经磁测专家张治天先生测量，发现两沟间通道北口一线有北漕南夯土的磁性特征，地下可能存有古坝和引水沟。
　　四正四隅设八门，也是中国古代一种城市规划思想。在中国古代，八门曾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城市结构，这种都城的布局，在一些古代文献中还有保存。如《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曰：‘善，夫筑城廓，立仓库，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越王曰：‘寡人之计未有决定，欲筑城立廓，分设里闾，欲委属于相国。’于是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发现过的。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得知西汉霸陵于陵上“为池，池有四出道以泻水”。乾陵这种平面结构形式，大约与汉代四出五铢背面图形相近。在乾陵，我们曾发现有被改易的自然冲沟，所以，开辟新的水道，改易原有的自然水道，使之符合一定的建筑理念，也是陵墓规划的一项内容。
　　四　乾陵双碑的象征性
　　朱雀门外，立有东西二碑，位于西阙南侧者为纪念高宗而立，名“述圣纪碑”，因其以七重巨大的石块叠构而成，故俗称为“七节碑”。位于东阙南侧者为纪念武氏而立，其上原无文字，故俗称为“无字碑”。这二碑庄重硕大，而且雕凿精美，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两方碑石。经陕西省考古专家发掘，其地原均建有覆盖石碑的高大碑亭。
　　乾陵这两座碑石的设立，除了一般的纪念意义外，还隐含有另一层深刻的象征作用，即代表“祖”与“社”，祖就是太庙，是帝王供奉和祭祀历代祖先之处；社即太社，是帝王供奉五色土建成的社坛之处。中国古代的帝王南面而王，以其所居之处为中心，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今北京明清故宫左侧有太庙，右侧有社坛，就是左祖右社制度的典型建筑布局。实质上，社表示帝王对于土地的占有，它是国家版图的代表，五色代表五方，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模型。而祖庙中一代代人物，则是历史的象征，代表视国为家的王朝之统治经历。社是对空间的占有，祖是对时间的占有，二者结合，就是国家的象征。所以，古代建国，必立祖社，祖社不存，则表示国家灭亡。依中国古代哲学：空间为阴，时间为阳；男为阳，女为阴；阴为地，阳为天；天圆而地方。在乾陵，这两方石碑就是占据的祖社之位，述圣纪碑据右侧之社位，无字碑据左侧之祖位。在两碑形制上，无字碑圆首法象天圆，述圣纪碑方身法象地方，非常吻合。
　　我们注意到，以阴阳而论，武则天身为帝后，当处于阴位，但其碑石却占据了阳位，唐高宗却屈居阴位，这不能不说是又有一种含意在内，这与武则天女主称帝、改国号为周的帝王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封建文人多讥武则天称帝为阴乘阳位，在此也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乾陵的规划，是以武则天的意图安排的。
　　中国古代立宫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说，祖社的位置，按唐长安城的布局，都在皇城之内宫城之外。明清北京城的祖社，也在紫禁城外。如果以其为祖社，这就说明，乾陵之内城实质上代表宫城，外城则代表皇城。这一定位，非常重要，它使我们找到了乾陵法象帝都的坐标点。由此出发，我们便可以对乾陵布局含意有更清晰的认识。
　　五　内外垣门阙的设置及其象征意义
　　外垣既然为一重城垣，必然有其门阙制度，本次调查，对此问题也予以注意。
　　外垣南侧，建立在东西乳峰上的左右三出阙，无疑是外垣南侧的正阙。依一般古代建筑规范，阙当立于正门之外，而正门又当立于主轴线上。所以，外垣南侧之正门，当位于外垣乳阙之内、内垣朱雀门阙之外这一主干道上。另外乳阙之南，地形狭窄，坡度较陡，也不宜设门。乳阙之内，内垣朱雀门阙之外这一段主干道宽阔平整，沿大道分布有四组石刻，自南而北，这四组石刻依次为：华表—翼马—鸵鸟，石马五对，石人十对，述圣纪碑与无字碑一对。述圣纪碑与无字碑距朱雀门阙很近，从理论上当为内垣附属建筑，从距离上其间也不可能设门。所以，外垣门当在二碑之南。大道南端立有华表，华表是中国古代宫门前的标志，从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石门前多立有拴马的华表，后代或发展为阀阅，所以，华表当是门外之物。今北京天安门前也立有华表。而翼马也当是门外之物，汉代有金马门，此翼马大约就相当于宫门外的金马。汉代起，中国就有在宫门外设置马的风气，如《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在长安置飞廉馆。应劭注曰：“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汉书·东方朔传》：“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是西汉有金马门。《史记·滑稽列传》：“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而华表—翼马—鸵鸟从距离上分析当是一组，所以，这一组石刻当位于外垣门之外。这样一来，垣门的位置只有两处地点的可能性最大。一是石马之南，鸵鸟之北，这一带有较宽阔的空间。一是石人之南，石马之北，这一区间虽不大，但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该处与外垣两侧正墙东西一线，二是其地为平地向上坡转折之处。
　　为此，我们对当地进行了调查，初步断定，外垣之正门即位于主干道上鸵鸟之北、石马之南。其东侧断崖上当暴露有垣基。经查，于鸵鸟之南1.5米处的东侧2米高的断崖上发现一处与墙垣类似的夯土断面遗址。这一地点经与黑白航空照片对照，颇有相似之处。
　　六　乾陵对于地形的整理
　　中国有许多高大帝王陵，我们不能仅仅注意这些陵墓中埋藏的珍宝和表象物质的研究。陵墓的本身向我们传递着许多特殊的信息，其中有人工建筑信息，也有原来自然地形的信息，里面包含有重要的古人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
　　在中国传统建筑材料上，古人主要运用的是土木，但土木建筑的人工堆砌，不论如何华丽宏伟，也并不是中国人最高的理想境界。在中国最理想的神话世界中，并非完全是人为的建筑，而是山水中穿插楼阁的宫苑相合、人工自然相和谐的形式。因山为陵比之封土为陵，在这一方面，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
　　人类的建筑，除去实用的功能外，还掺入了许多其他特殊功能，如美的功能，显示地位与门第的功能，宗教功能，以及显示某种格调与气势等。帝王建筑的功能一股是最完善的，也是最能代表一个民族深层建筑意识的。如死，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一大问题，中国古人如何看待死，从其埋葬习俗上便能看出一点。平民墓葬出于制度的限制与财力的不足，一般难以完全体现其思想，但是帝王则无所忌讳，且财力雄厚，完全可以随心所欲，追求最高境界，所以研究帝王陵墓的这一方面便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新方向。
　　我认为，在古代陵墓或建筑的研究上，除建筑物本身外，还应努力把握古代设计者对于建筑环境营建的思路，凡发现古人有意扭转原地形地貌，在工程上用力甚巨之处，要给以特别注意。因为这些地方的地形地貌本不符合古人意识中应有的框架，所以才极力去改变其形态。把握这一点，便可以通过其工程特点，结合其他信息，进一步窥测古人意图。
　　乾陵是中国古代建筑和环境被提高到同等重要地位上的一处经典性工程。整个规划，体现了对建筑环境的高度重视，因此，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次发现的许多乾陵工程，都与改变建筑环境有关，环境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地位，于此也可见其一斑。
　　除主峰外，最能营造乾陵宏大气势的是主峰南侧建筑在两座东西对峙山峰上的乳阙。如果从陵下大道上的头道门阙处，向北望去，天宇之下，两山苍然，左右高耸，形若巨阙，气势插天，在两阙间簇拥出一座更为高远的蔚蓝色梁山主峰，将乾陵烘托得极其浩大高远，形成一种神奇的壮阔之感。这两座山峰，真是古人所谓的“天阙”。虽然在平面上，东西两山不是正东西对称，但是在正南这一角度远眺，不但两阙、两乳峰，连同其外侧的平台和倾斜的坡线，都是异乎寻常地均衡。这种均衡的取得，除了善于运用自然地形外，细细追索，也有人工因素对地形的细部变更在内。
　　我们注意到，东乳峰在外形上从南远观不似西乳峰那样呈较规矩的锥形。而是中心四周微洼，有点儿像元宝，可能其当初山顶原始形态宽平，为了保持左右山峰对称，将东阙地基下山项部分人工垫高。调查发现阙下多为土，而周围则多为石，这些土当为人工移来垫高的地基。从南方观察西乳峰，其形虽然为锥形，但是如果从北侧观察，其阙下山体也有可疑之处，其形态如在缓丘上安放了一小锥形，近年因阙旁树木长高，其形已经隐入树丛中不显，但早年照片尚明显可辨别，这一小锥，怕也是人工所为。
　　其二是东西两乳峰外侧的两处平台，及平台外侧的山坡，也都十分对称，这样高度的对称，不免令人怀疑当初原始地形是否如此。带着这种疑问，我们对其地进行了踏勘。东侧山顶有二高地现暴露出石质山顶，皆有人工取石痕迹，当是削去两个小山峰；而西侧也发现二处取石痕迹，有人曾称之为古采石场，当也是削山峰而取大形的工程遗迹。在这些山上，为了地形的对称协调，其间也可能还有填方，因未进行地层结构调查，故目前尚不能断定。
　　第三是陵之中轴线地形的整理，在华表之南，上山道路偏于西侧山坡，已经发现有削西填东之举措。而华表至朱雀门一线，地形东高西低，也发现有削东填西的工程。同时，对于坡度的整理也是一项内容，我们从司马道与东侧的原地形比较中即可看出其整修情况。
　　除此之外，陵区还存在前述水流改道等其他工程。
　　调整建筑比例使其达到视觉和谐。与其他数阙相比，正南方的乳阙由于利用天然山峰为基，所以两阙并不在东西一线，而是西峰偏南，东峰偏北，如果二阙建筑得一样大小，从正南观察，由于近大远小的透视关系，必然会觉得东阙偏小。这一问题可能古人已经察觉，今测得东阙底东西长19.5米，南北宽14.3米，残高14.3米，而西阙底部东西长仅15米，南北宽8米，残高7.5米(见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文物古迹大观》，三秦出版社，108页)，体量明显不对称，为求其视觉平衡，也许设计者会有意为之。同时东阙地形也微高于西阙，应当也是出于此种考虑。
　　七　乾陵陵园法象长安城
　　大多数学者认为乾陵的布局是法象都城长安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未能证实外垣的存在，不能全面地掌握乾陵的布局，所以给两者的对比研究带来了一些困难。这次外垣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新的比较机会。
　　乾陵的总体平面布局以地宫为中心，其外可分为三个层次。自外向内，分别是陵域，外垣，内垣，地宫。在立体角度观察，这几重结构层层升高，犹如层台。故明人诗有“梁山雄峙九重城”之句。
　　陵域之范围，初步观察，大约西至漠谷，东至豹谷，南至县城北之塬阶李家堡村一线，北至东西横沟即寨子村或更北一带。今可于地面观察到的人工建筑标志者有南阙。陵域之内西南存有下宫遗址，东南分布有十几座陪葬墓。
　　外垣处于陵园的中心区域，其平面形状，基本上与《长安志图》上所绘相当，海拔高度多在900米左右。
　　内垣处于外垣北部中心，除南垣中部外，其四周与外垣平行，间距150步。内垣四角角楼遗址现存，垣墙遗迹早年已经探测明白。内垣的海拔高度大约在910米左右。地面表现也是以内高外低的土阶为主。
　　地宫位于内垣的中心位置，其结构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其地宫口一段已经了解。其海拔高度在950至1000米间。
　　在大地势上，乾陵营造为三阶三阙之效果：第一组为外阙，其下为坡，其上为一阶；第二组为乳阙，其下为坡，其上为一阶；第三组为朱雀门阙，其下为坡，其上为一阶。这三阶，象征着三重城阙。可以看出，陵域可与都城长安外廓城相当，外垣则象征皇城，内垣象征宫城，地宫则象征内寝。
　　八　结 论
　　乾陵所有的规划和构筑，无论是工程巨大的层层城阙，或者是陵园内众多的石刻建筑，无不是以帝王为最高中心，力图将陵园营造成一种众星拱辰、显示帝王天威之形势。在这一点上，乾陵的设计者无疑是极其成功的。
　　这种成功，在于对自然地形的巧妙运用，更重要的是，在地形不合乎设计者要求时，则对地形进行整理与改造。这种改造，破坏了原有的地形与地层，也进行了新的地层堆积。通过发现与研究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探索古人理想的建筑环境与其设计思想。
　　乾陵是法象唐长安城的，它有三重象征性的城垣与三道前门阙，通过对于朱雀门外无字碑与述圣纪碑的象征意义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其法象左祖右社，由此定位，与唐长安城相比，知外垣象征皇城，内垣象征宫城。其他建筑的象征意义也可由此推出。
　　长安城是平面结构，但乾陵却是立体结构，其由外向内，城垣层层升高，形成三重台基。这种结构，也是一种法天结构。其实，都城也本是法天建筑，只不过乾陵表现得更为突出。
　　将天然地形与人工建筑和谐地融合于一体，既不失自然之大形，又使其符合人为要求，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天人合一精神的最高境界。这些，无疑都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学习。
　　乾陵整体结构给我们展现出，层层宫阙帝垣，只不过是一个封建家庭结构层的放大，是深层封建结构的外现和物化。这种层次结构，在《礼记·王制》中即有所反映。如孔子所说，治国如治家，国就是家的放大。这一关系，在乾陵得到最明晰的体现。在此意义上，乾陵可谓是反映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结构的最大和最佳陈列场所。
　　乾陵周围的考古调查，实际上也涉及对陵墓营建的环境及其内容的再认识和理解的问题。由此也进一步彰显出对于帝陵与其周边环境的研究与保护的迫切性。
　　本次调查曾得到甄广全、樊英峰、刘向阳诸先生大力支持帮助，写作中也曾就一些问题相互讨论。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