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在万众瞩目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全世界788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里共有21项陵墓与墓地被列入，仅占2.66%，分布在不同国家，体现于不同时代。著名陵墓有埃及的金字塔墓区，希腊的马其顿王陵，印度的泰姬·玛哈尔陵，中国秦始皇陵、明清皇家陵寝等。墓地有保加利亚色雷斯古墓，丹麦捷林古冢，匈牙利佩奇(索皮亚诺)早期基督教公墓，突尼斯布匿人墓地等[1]。这些陵墓与墓地都是体现人类伟大创造力的智慧杰作，是各民族文化发展非同寻常的证据，与各国社会流行的生死理念、灵魂观念有直接联系。
　　相比之下，我认为以唐乾陵为代表的唐代帝王陵也具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普遍价值、独特价值和记忆价值。
　　一　唐乾陵具有文明见证突出的普遍价值
　　按照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定义[2]，有文物古迹、建筑群和遗址三种分类标准。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看，文物古迹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部件和结构、铭文、洞穴、居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组合体。建筑群则在建筑形式、统一性及其环境景观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体。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工程或自然与人类的结合工程以及有考古发掘遗址的地区。
　　唐乾陵是7世纪东亚“依山为陵”纪念性建筑工程的杰作，陵墓建立在海拔1047米高的石灰岩质圆锥形山峰上，体现了古人对高山景仰的崇拜，这是埃及金字塔墓区依托沙漠戈壁、印度泰姬玛·玛哈尔陵依托加木那河畔所没有的宏伟高大气势[3]。
　　唐乾陵创建了一个围绕山峰整体安置灵寝的自然效果，奠定了唐代“依山为陵”葬制的基本模式，它包括内外两重城墙、两组双阙楼、两个碑亭、一条神道、成组石雕和石雕群等，整个设计是为了适应230万平方米地带中变化的地形，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
　　唐乾陵神道从外城第一道门上笔直向北延伸到地宫墓门，沿山脊全长约4公里，比古埃及卡纳克著名阿蒙神庙前2公里的圣羊夹道长一倍，深远的透视感加深了祭祀仪典的庄严过程，为以后历代陵墓修建神道所效仿。
　　唐乾陵南北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相结合的布置建筑组群，使整个陵区交替出现三次建筑艺术的高潮，从任何一个景区都能看到主峰顶巅，提升了祭拜者对皇帝敬仰的心理[4]，为后世陵墓设计者所沿袭仿效，证明唐代纪念性建筑规划的理念和实践具有很高的水平。
　　唐乾陵陵园的所有建造工程历时长达57年之久，经过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个时期才全部竣工[5]。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又造屋378间，虽在中唐后遭到破坏，但在千余年历史中有过几次大的维修重建，历史遗痕没有彻底消失。
　　唐乾陵和昭陵一样，受北方突厥民族拜高山、祭祖窟信仰风俗浸染，突厥人认为祖先亡灵理想的住宅是天种(即日神)照耀的高地或高山，所以唐人“依山为陵”“旁凿石窟”修建陵墓，将梁山和九嵕山作为心目中的神圣之山，表现出文化渊源的多样性。
　　唐乾陵建立为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昭示作用，关中18陵中有14座依山为陵，以昭陵为开创，以乾陵为定制，这种以巍峨峭拔山峰为不朽陵寝的做法，是东亚北方陵墓建筑设计的最佳典范，也是已消失的唐代草原文化和农业文明融合的独特见证。
　　唐乾陵覆斗型封土陪葬墓有着壮观的地下建筑，斜坡墓道、过洞、天井、便房(小龛)、甬道和前后室层层相连，室内还有房屋石椁，充分表露了当时贵族生前庭院深深居住生活的片段缩影。特别是前后室为集中式穹顶建筑型制，与波斯火袄庙穹顶极为相似，也与拜占庭所发现的古罗马教堂穹顶基本型制非常吻合，说明了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切实存在。
　　唐乾陵的真实性可靠，原生性完整，不存在遗址移植性和后代的复制品，历史记载、考古勘查和出土文物均能互为印证，陵寝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出土的墓志精湛，书法艺术价值上品；三彩工艺品造型别致，许多独一无二；壁画题材广泛，从建筑阙楼、山川树木到出行仪仗、狩猎娱乐，琳琅满目；天象绘图则反映了当时人的宇宙观；尤其是文臣、武士、宫女、宦官等人物画线条流畅，色彩鲜艳，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堪称绘画艺术佳作。
　　唐乾陵建筑遗址、出土文物这些中华民族瑰宝，完全达到了世界文化遗产三种分类标准的定义，世界各国专家学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赢得了各国首脑赞叹和大量观众的喜爱，可与欧亚已列入世界遗产的同类项目相媲美，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神韵。列世界遗产数量第一的西班牙和第二的意大利却没有陵墓与墓地类项目，这正反映了东西方历史文化遗产的差别。
　　二　唐乾陵具有艺术精湛丰富的独特价值
　　凡提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6]：
　　(Ⅰ)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
　　(Ⅱ)在一定时期内或在世界某一个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Ⅲ)能为一种现存的或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Ⅳ)可作为一种类型建筑物或建筑群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的作品。
　　(Ⅴ)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转的变化之下容易损毁的地点。
　　(Ⅵ)与某些事件或现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着直接和实质的联系。这一条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或此条件下标准与其他标准一起使用时，才能成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一般情况下，此条款不能单独成立。
　　对照入选世界文化遗产6个具体评定标准，我们不难估量出唐乾陵的文化魅力，至少符合其中(Ⅰ)(Ⅱ)(Ⅲ)(Ⅳ)(Ⅵ)条：
　　唐乾陵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与其夫唐高宗的合葬墓。秦汉以后，皇帝、皇后多不合葬，而乾陵夫妻“二圣”合葬墓独树一帜。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女皇武则天一生活动的评价争论激荡了上千年，对中国文化血脉有着深远的影响。
　　唐乾陵是唐代帝王陵墓中惟一发现有双重城垣的墓葬，其内城象征京城长安的皇城，外城相当于官员和士民居住的郭城，反映了当时中国古代都城的整体格局。
　　唐乾陵也是惟一历经千年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其地宫隧道编号刻字砌石已被发现，出土有细腰铁拴板、锡铁锭等，这是一般陵墓所不清楚的有价值线索。
　　乾陵是中国帝王陵墓中第一次出现大量种类繁多石刻的陵园，124件石雕艺术作品表现了不同题材的内容。特别是61尊蕃王石雕像真实记录了7世纪唐帝国与周边民族政权以及与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状况，反映了中外文化互动的高潮，这是其他历代陵墓所少见的稀世物证。
　　唐乾陵蕃王石雕像群艺术作品深受6～7世纪突厥等草原民族丧葬习俗中立“歼敌石”的影响[7]，用被臣服者的灵魂来增加逝去帝王“天可汗”的光荣，这正是乾陵蕃人石像群规规矩矩表示忠诚与臣服的肖像，与神道旁象征传统文臣武将的“翁仲”截然不同的原因。
　　唐乾陵第一次出现具有健陀罗雕刻风格的翼马、鸵鸟、蹲狮等，取代了原有的朱雀、石虎等，运用了线雕、半浮雕和浮雕等生动传神的技法，很有可能深受波斯公元前4世纪苏萨遗址中翼兽形象的影响，不仅是汉魏南北朝以来中国传统石刻艺术与外来雕刻艺术的结合，而且开辟了以后帝王陵墓前也大量置刻翼兽的做法，烘托了陵区建筑的艺术主题。
　　唐乾陵17座陪葬墓数量上虽然没有昭陵194座多，但是迄今为止所有唐陵陪葬墓的规模都没有它们大，等级都没有它们高，懿德太子墓第一次发现唐皇室玉质填金哀册，永泰公主则是发掘最早等级较高的女性墓葬，戴步摇凤冠又袒胸露乳的宫女图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叹为观止。
　　唐墓壁画有一半精品集中在乾陵陪葬墓中，章怀太子墓第一次发现了7世纪《外国蕃使图》(客使图)、《打马毬图》等，如波斯传入的打马毬活动在当时非常流行，但唐以后却在中国失传了。总计约有近千米面积的线刻画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作品，其人物肖像和信仰装饰均为皇家高手匠师写实所作。
　　可以说，唐乾陵稀世珍品多，文化底蕴厚，建筑、绘画、雕塑皆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艺术风尚与美学特色，表达了当时人们深邃的精神世界，无疑是一曲凝固的眷世音乐。
　　乾陵文物多次跨出国门展览，引起各国人民的赞美，但由于局限于地方区域、一个朝代或丝绸之路的专题。没有提升到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错过了最先申报世界遗产的机遇，起步太晚，使人痛心。
　　三　唐乾陵具有文化品位很高的记忆价值
　　截止到200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788处，数量相当多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宗教建筑群、古遗址与岩画等，古代皇族生活的宫殿也不少，但陵墓与墓地只占2.66%，相对较少。唐乾陵作为人类遗迹和地下宝藏，饱含着前人对后人的奉献和功德，与其他种类文化遗产相比更显得珍贵，特别是作为7～8世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方帝王顶级权势造就的伟大陵墓，唐乾陵历经千余年始终没有被盗掘过，有一些陪葬墓未发掘，一旦文物保护技术达到永久无损高水平时，沉睡地下宝藏未来经考古出土的可能性极大，必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唐乾陵还是文化遗产中具有神秘色彩的陵墓，其一系列谜团至今未被破解。例如我们只知道乾陵营建时监督管理有山陵使韦待价、将作大匠韦泰真[8]，但陵墓的直接建造者是谁，建筑与规划的设计者是谁，有无外国吊唁客使或外来工匠参与建造，无字碑为何没有纪功的文字，61尊蕃王石雕像中已知36条衔名外其余是何人[9]，八面方棱纪念柱究竟是传统华表还是摩尼教胡桃形宝珠柱头，文献记载17座陪葬墓是否与实际相符，这些谜团都有记忆价值，“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目前中国已有30个世界遗产项目，位列世界第三，这对于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较晚的我国来说是个骄人的成绩，但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的地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过去各国对世界遗产申报并不重视，现在激烈竞争以体现自身创造的文化价值，177个缔约国有134个国家有世界遗产，还有43个缔约国没有世界遗产。从2006年起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只受理45个新的世界遗产项目，考虑到更具有广泛代表性、平衡性、可信性问题，采取了限制政策，每个缔约国每年可申报2项，其中1项必须是自然遗产。
　　由于当前世界遗产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即由过去的“点”发展到注重“线”和“面”，由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成片保护和整体保护独特文化资源，所以唐乾陵作为相关唐代帝王陵的龙头要加强合作，注意线性文化遗产区域的整体申报，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进入申遗“预备清单”。
　　现在中国各地申报世界遗产的积极性非常高涨，可以列出近30个项目要进入预备清单，如澳门历史建筑群，安阳殷墟、福建土楼、开平碉楼、北京卢沟桥、山西应县木塔等，还有几十处跃跃欲试等待被接受，但候选者中作为有宏大气魄的陵墓还很少见，唐乾陵完全可以突出特色抓住机遇进行申报。当然。启动工作首先是要依法保护有步骤地达到评定标准，其次对历史遗痕要有计划地重点勘察清楚，再次对唐乾陵周围环境有目标地进行和谐配置，并刻不容缓地划定保护缓冲区。
　　我认为，唐乾陵自1961年首批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在考古发掘、墓葬保护和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若按照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的新理念、新要素来说，乾陵的保护规划与修复设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加强，复原的南乳蜂阙搂不仅没有考虑排水系统，而且造型臃肿笨拙，被群众嘲笑为给奶头山上搞“隆胸”，不说是一大败笔，实在是考虑欠周。朱雀门两阙楼砖石复建后从视觉上竟将无字碑和述圣纪碑压迫得变矮变小，平淡无奇，失去了高大雄伟的效果。陵园区域内还有农民居住，并继续翻修扩大住宅，从朱雀门下望非常醒目刺眼，应立即搬迁。神道旁和朱雀门旁的纪念品、土特产商店和停车场还需要重新规划，保持陵园的肃穆宁静气氛。梁山下还有一些生硬制造的“假古董”与“单调媚俗”的旅游项目，也要尽快清理。翻开现在世界遗产名录可看到，进入文化遗产的项目往往不以年代悠久论英雄，不以大小见短长，不以虚实划界桩，先保护后开发非常明确，这些世界文明的新视点、新理念挑战着我们传统的概念，需要我们站在全人类角度重新认识唐乾陵的保护标准，警惕破坏性维修，谨防走向平庸。
　　唐乾陵如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将会提供人们认识6～9世纪时世界上最强盛帝国的新视点，将能得到国际社团的帮助而承担起共同保护的责任，建立起高效的遗产监测与信息化动态管理系统，并能借助无损伤地球物理综合探测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玄宫和未发掘陪葬墓的勘测，利用数字化三维虚拟现实技术向全世界远程传播和展示。
　　世界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唐乾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既要抓住机遇加快步伐，又要积极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进行科学保护，让这座中国古代盛世建造的帝王陵墓真正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成为中华文明的最好见证和不朽丰碑，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留下的难以磨灭的记忆。
　　注释：
　　[1]晁华山：《世界遗产》第247～2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该书世界遗产统计数据截止到2003年7月，不包括2004年7月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的马里阿斯基亚王陵和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地，作为明清皇宫、皇家陵寝拓展项目则有沈阳故宫，盛京三陵(清水陵、清福陵、清昭陵)。
　　据统计，列入世界遗产的陵墓有：埃及孟菲斯与吉萨至达舒尔的金字塔墓区，希腊费尔吉纳考古遗址(马其顿王陵)、印度德里胡玛云皇帝陵、泰姬·玛哈尔陵，中国秦始皇陵、明清皇家陵寝、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地，哈萨克斯坦考迦阿赫迈德雅萨维陵墓，马达加斯加安玻希曼加皇城与皇陵，马里廷布克图清真寺及陵墓和公墓、阿斯基亚王陵，乌干达卡苏比的布干达王陵。墓地有：保加利亚卡赞勒克的色雷斯古墓、斯维什塔里的色雷斯古墓，丹麦捷林古冢、石碑群和教堂，瑞典斯科格吉斯克加登墓地，匈牙利佩奇(索皮亚诺)早期基督教公墓，埃及底比斯古城及王家墓地，伊拉克哈特拉城址与墓葬区、韩国高敞，和顺及江华史前石板墓遗址区，突尼斯布匿人旧城及其墓地。
　　[2]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页26。
　　[3]姚晓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中国文史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页56、360。
　　[4]葛承雍：《唐都建筑风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页196。
　　[5]一般传统看法认为乾陵营建时间从李治埋葬到武则天合葬长达28年。本文同意刘向阳的看法，因为武则天与李治合葬后，朝廷经常派人祭祀朝拜守陵，并不断修建陵园，直到开元年间才减少。见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页80。
　　[6]晁华山：《世界遗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0。
　　[7]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欧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2002。
　　[8]有人认为将作大匠韦泰真是乾陵建筑设计者，伹实际上韦泰真担任将作大匠只是工程监督管理者，自己不会承担设计事宜。见《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224。
　　[9]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2)，文物出版社，1980。
　　(作者单位：中国文物研究所)
　　

乾陵文化研究（一）/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