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在陵山北阙的司马门内，列置有唐高宗李治永徽年间(650—655)雕刻的十四尊少数民族首领石像。十四尊石像代表十一个民族、十四个国家，真实地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创建唐王朝的功绩，体现了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的开明民族政策和唐朝与邻邦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颂扬了唐太宗李世民开拓中西交往、反对外来侵略、志在统一海内的功绩和为中华民族的团结、融合、发展做出的贡献。
　　一、昭陵概说
　　昭陵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22.5公里处的九嵕山上。九嵕山主峰由九道山梁汇聚而成，高峻突兀，海拨1224.9米[2]。山峰东西两侧，沟壑纵横，层峦起伏，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昭陵以九嵕山主峰为陵，是李世民生前亲自选定的。唐朝建国初期，李世民率军出征，曾多次路过九嵕山；唐的统一大业完成后，他又经常在九嵕山一带畋猎，对这里的山川地貌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喜欢上了九嵕山。贞观初年(635—637)，唐太宗对侍臣说：“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工。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3]贞观十年六月二十一日(636年7月28日)，文德皇后长孙氏崩于长安城立政殿，唐太宗诏令营建昭陵。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649年7月10日)，太宗驾崩，高宗李治遵照太宗遗愿，葬太宗于九嵕山昭陵。
　　二、昭陵十四尊蕃君长石像及其人事迹
　　昭陵陵山北阙列置的十四尊少数民族首领石像，雕刻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据《唐会要》记载：“上(唐高宗)欲阐扬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右(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出(咄)苾；突厥颉(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出土石像座无“李”字)思摩；突厥都(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番(蕃)赞普(府)；新罗乐浪郡王金贞(真)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出土石像座为“勤”字)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麴智盛(勇)；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罗(出土石像座无“罗”字)那顺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4]这组石像出于写实，有名有姓，各有所指。他们的事迹见载于《周书》、《隋书》、两《唐书》等古代有关文献中。
　　1．突厫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
　　突厥原是铁勒的一支，铁勒即战国、秦汉时期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的敕勒(高车)，起源于今叶尼塞河上游，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部落。初属柔然(文献或称蠕蠕、芮芮、茹茹、蝚蠕等)。六世纪时，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金山形似兜鍪(古代战盔)，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5]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所部击败铁勒，收其众五万余人。552年，破柔然，上门遂自号伊利可汗，建政权于今蒙古国中部偏北的鄂尔浑河流域。疆域最广时，东至辽海，西达里海，南到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占据着漠北的广大地域，其汗廷设在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6]。
　　隋开皇三年(583)，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585年，东突厥接受了隋朝统治，部分突厥人南迁到漠南一带。隋末唐初，东突厥又逐渐强大起来，其首领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是继其父启民可汗、其兄始毕可汗、处罗可汗相继去世后，于唐武德三年(620)继位为东突厥可汗的。“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7]，对中原王朝统辖地区发动过多次进攻。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颉利可汗乘新帝初立，唐朝国内局势动荡之机，与突利可汗集兵10余万南侵。八月癸未(二十八日，626年9月23日)，兵临渭水北岸，颉利派其心腹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8]，直接威胁长安朝廷。唐太宗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乙酉(三十日)，在渭河桥上“与颉利刑白马设盟”，[9]以智勇巧退强敌。此后，唐太宗积极备战，侍机以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贞观元年至三年(629—631)，突厥内部矛盾激化，分崩离析，唐朝反击的时机成熟了。十一月，唐太宗派李靖、李勣、柴绍、薛万彻等领兵10万，分道出击。经过马邑(今山西朔县)、云中(今山西大同东)、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等几场战斗，颉利兵马大败，遂“独骑奔于从侄沙钵罗部落”[10]。贞观四年三月庚辰(十五日，630年5月2日)，颉利在沙钵罗营中被唐军活捉送于京师。唐太宗感念自渭水结盟以来颉利没有入侵中原，赦免了颉利的罪过，并授任右卫大将军[11]。贞观八年正月癸未，颉利可汗在长安去世，唐太宗“赠归义王”，并诏其国人按其礼俗将颉利可汗焚尸葬于灞水之东。[12]
　　2．突厥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
　　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阿史那什钵苾是突厥始毕可汗的儿子，颉利可汗的侄儿。武德三年(620)，颉利在位时，封阿史那什钵苾为小可汗，管辖契丹、靺鞨、奚、霫等数十部属地。时突利即暗中与太宗结为兄弟，后因叔侄之间矛盾激化，突利可汗于贞观三年十二月率所部投奔唐朝，太宗令将军周范屯兵太原“以图进取”。贞观四年，唐太宗授突利右卫大将军[13]，封北平郡王、顺州(今河北顺义县)都督，“以其下兵众置顺、祐等州，帅部落还蕃。”并要求他仍回旧地，以大唐法度治理所管辖的地区。贞观五年，突利从任上朝觐时，途中患重病卒于并州(今山西太原)，年仅29岁。唐太宗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命中书侍郎岑文本撰写了碑文，并让其子贺逻鹘继袭了爵位[14]。
　　3．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
　　阿史那思摩和颉利可汗是同一个宗族。隋开皇末年，突厥部族发生内讧，东突厥都兰可汗与西突厥达头可汗结成联盟，联合攻击启民可汗(颉利可汗之父)。开皇十九年(599)，启民可汗被打败后投奔了隋朝，碛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诸部公推阿史那思摩为可汗。后来，隋朝扶植启民可汗回到旧部，阿史那思摩被除去可汗称号。武德初年，思摩数以突厥使者入长安朝贡，唐高祖封其为和顺郡王。及突厥内乱，思摩始终跟随颉利可汗。贞观四年(630)，颉利兵败西逃时，只有思摩一直跟着，因而和颉利同时被唐军俘获。“太宗嘉其忠，除(授)右武候大将军、化州都督”[15]，命其统领颉利可汗旧部屯居于黄河之南，不久改封为怀化郡王。
　　贞观十三年(639)，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在九成宫反叛后，唐太宗册封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赐姓李氏，命他率所部十万众及兵四万北渡黄河，屯居于定襄城一带。至贞观十七年，其部众“皆不惬服”[16]，多有叛逃，李思摩自觉惭愧，遂请求入长安宿卫，被授右武卫将军。贞观十九年，随唐太宗征高丽(今朝鲜北部)，在战斗中被流箭所中，太宗亲自为其吮血。辽东战事结束后不久，李思摩卒于长安，唐太宗诏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并赐陪葬昭陵。为表彰他贞观十四年至十七年间统领颉利旧部的成绩，把他的墓地封土堆成白道山(在定襄城北)的形状，并在化州(今陕西横山县)为他立了一块碑石[17]。
　　4．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
　　阿史那社尔是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11岁时以智勇拜为拓设(突厥官名)，与颉利可汗子欲谷设分别统领铁勒、回纥、仆骨、同罗等诸部。武德九年(626)，原属突厥的薛延陀、回纥等诸部，因统治者频繁的兵役、沉重的课赋而叛突厥，欲谷设和社尔皆被打败。贞观二年，阿史那社尔率余众向西退守至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贞观四年，他乘西突厥奚利邲咄陆可汗兄弟相争之机，引兵向西，占领了西突厥半数土地。不到半年时间，得众10余万，并自称都布可汗。为雪曾被薛延陀打败之恨，盛年的阿史那社尔亲自率领5万骑兵攻击薛延陀部，结果大败。社尔只好率残部1万余人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方向撤退。
　　贞观九年(635)，阿史那社尔率其部归附唐朝，唐太宗“拜左骑(骁)卫大将军”[18]，把其部众安置在灵州(今甘肃灵武)一带。次年，令娶高祖女衡阳长公主为妻，太宗授驸马都尉，“典屯兵于苑内”[19]。贞观十四年，授交河道行军总管，参加了讨平高昌的战役，军还，“仍令检校北门左屯营，封毕国公。”[20]贞观十九年，随太宗征辽东，班师后兼任鸿胪卿。贞观二十一年，社尔被封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出征龟兹(西域古国，今新疆库车一带)。次年，攻克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活捉了龟兹王河黎布失毕。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驾崩，社尔悲痛欲绝，请以身殉葬为先帝守护陵寝，高宗李治未允，迁右卫大将军。永徽六年(655)，阿史那社尔卒，高宗“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并在墓前勒碑，把墓冢堆成葱岭(今新疆西南，疏勒、蒲犁等县西边)形状，以纪念他平定西域的功劳[21]。
　　5．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
　　薛延陀是隋末唐初铁勒诸部族之一，由薛部和延陀部组成，聚居于碛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从事游牧，役属于突厥。东西突厥分裂后，薛延陀受西突厥统治。隋大业元年(605)以后，臣属于东突厥处罗可汗的铁勒各部相继反叛，大家共推契苾部的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大业七年，射匮可汗统一西突厥，薛延陀等部复被役属。贞观二年，西突厥叶护可汗被害，举国大乱，乙失钵之孙夷男率其部族7万余家依附了东突厥颉利可汗。此时的颉利政权已不得民心，境内诸部多叛归薛延陀。夷男乘机进攻颉利。颉利败后，其部众大部分归附了夷男，大家共推夷男为可汗，夷男不敢受。这时，欲图突厥的唐太宗得到夷男打败颉利的消息后，即派使臣乔师望从间道至薛延陀，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古代军队里的大旗)。夷男受命，即遣使朝贡，并把牙帐设在漠北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东支)下。这时，“东至靺鞨、西至叶护(指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今俱伦池一带)”[22]的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等部族皆属于薛延陀。贞观三年，夷男派其弟统特勒入朝，唐太宗赐以宝刀和宝鞭，以示授权。贞观四年，助唐平定东突厥后，夷男又控制了黄河以北“东至室韦(今额尔古拉河一带)，西至金山，南至突厥(漠南)，北邻翰海(今贝加尔湖)”[23]原属于东突厥的广大地域，拥兵20万。为了分化日益强大的薛延陀力量，防止原东突厥连年侵扰边境之事，贞观十二年，唐太宗诏封夷男的两个儿子大度设和突利失为小可汗，各赐鼓纛，以分其势；翌年，立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以统领漠南突厥，为唐朝北边屏障，以防薛延陀。此举引起夷男疑惧，遂于贞观十五年乘唐太宗封泰山之际，命长子大度设率兵20万追击思摩部，太宗诏李勣、薛万彻率步骑数万救之，大败夷男。贞观十六年，夷男派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到长安谢罪求婚。唐太宗答应把新兴公主嫁给夷男。由于夷男没有按时备齐聘礼，于是，唐太宗下诏书，与夷男绝婚，以挫气势。
　　贞观十九年(645)冬，夷男患病身亡，唐太宗为他举行了哀悼仪式。其嫡子肆叶护拔灼杀了哥哥突利失可汗，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他乘太宗征辽东未还，在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即统万城一带)一带大举犯边，拉开了唐与薛延陀长达九个月的较大规模的战争，结果薛延陀灭亡。铁勒各部的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多览葛、思结、契苾、奚结、浑、斛薛、白霫十二姓酋长都向唐朝称臣。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政府在这些地方设置“六都督府七州”，[24]择各部族酋长任府都督、州刺史之职，并在古单于台(今呼和浩特市)设置燕然都护府，统领六府七州。至此，唐帝国的势力扩展到大漠以北，与北方各族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更加活跃。
　　6．吐蕃赞府松赞干布
　　“吐蕃”一词，始见于唐朝汉文典籍[25]，为古代藏族的自称，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的泽当、琼结一带。6世纪至7世纪初，其领袖人物达布聂赛、囊日论赞(或称朗日论赞)已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松赞干布即弃宗弄赞(617—650)，是吐蕃赞普囊日论赞的独生子，是与唐太宗同时期的我国古代历史上另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从小受过严格的教育，“性骁武，多英略”，[26]是一个文武全才的王子。620年，囊日论赞完成了吐蕃各部的统一。629年，囊日论赞中毒身亡，吐蕃王族内部发生叛乱。632年，年方弱冠的松赞干布在其父生前部众的拥护和辅助下，组织军队平息了叛乱，恢复并巩固了吐蕃王朝的统一，接着，又以武力降服诸羌苏毗(今西藏北部及青海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等周边诸部，将都城迁至逻些城(一作逻娑，今西藏拉萨市)，制定了法律，创造了文字，建立了官制和兵制，逐步建成了吐蕃奴隶制政权。不久，又破党项、白兰，击败吐谷浑，取得其旧地，向西征服了大、小勃律(今克什米尔地区)，向南取得了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
　　贞观八年(634)，松赞干布派使者到长安朝贡，请求与大唐缔结友好关系。唐太宗嘉其心诚，遂派使臣前往抚慰。松赞干布听说突厥的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和吐谷浑的慕容诺曷钵都娶了大唐公主为妻，就派使者到长安求婚。唐太宗最初没有答应松赞干布的请求。使者回到逻些后，对松赞干布说：“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有相离间，由是薄礼，遂不许嫁。”[27]松赞干布听后认为吐谷浑王离间他与大唐的关系，遂率兵攻打吐谷浑，尽掠其国人畜。接着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进逼松州(今四川松潘县)，并扬言“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境。”[28]唐太宗为了打击吐蕃的嚣张气焰，以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营大总管，与执失思力、牛进达、刘蘭等率军5万征讨。松赀干布自知不敌，遂“引兵而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29]。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为妻，令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松赞干布亲率部兵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接，在都城逻些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穿着汉族服装，恭恭敬敬地向李道宗行子婿大礼。
　　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丰盛华贵的嫁妆，据《吐蕃王朝世袭明鉴》记载，“唐王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厨，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公主的嫁奁。又给与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高级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症的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论著四种。”除此之外，还有有关历法、种植、医药的书籍和各种谷物、芜菁种子，生产工具，并带去了善纺织、刺绣、营造的能工巧匠。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文化和礼仪服饰使松赞干布十分倾慕，他特地在逻些城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唐式宫殿，同时派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并聘请唐朝文人到吐蕃掌管文书。后来，他又请求唐朝发给蚕种，派会酿酒、琢碾、装礳、造纸、制墨的工匠前往吐蕃传授技术。
　　松赞干布一生没有到过长安，但自从和亲后，随着汉藏两族文化、经济的融合与交流，吐蕃和唐朝的关系日见亲近。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病逝，高宗李治即位，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督，授西海郡王。松赞干布进献金琲(贯珠，珠十贯为一琲)珠宝15种，请放置在太宗灵前，以表哀思。“高宗嘉之，进封为賨王。”[30]永徽元年(650)五月，年仅34岁的松赞干布去世，高宗李治特地在长安为他设置灵堂致哀，并派右武侯将军鲜于臣济持节去逻些城吊祭，参加送葬仪式；又命人“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阙下”，[31]以褒彰他缔结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团结关系的功绩和对汉藏两族经济文化融合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7．新罗乐浪郡王金真德(女)
　　新罗与百济、高丽同位于今朝鲜半岛，新罗居东南部，西接百济，北邻高丽。开皇十四年(593)，隋文帝授新罗王金真平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唐武德四年(621)，新罗王派使者来到长安，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武德七年，高祖派使者出使新罗，册拜金真平为柱国、封乐浪郡王、新罗王。贞观五年(631)，金真平去世，立其女儿金善德为王。贞观九年，唐太宗派使者册拜金善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贞观十七年，高丽、百济为扩大各自的势力，不顾唐朝政府的一再告诫，悍然出兵，“累相攻袭”[32]，新罗遣使求救，太宗将兵亲伐高丽。贞观二十一年，金善德去世，其妹金真德继承王位，唐又加授柱国、乐浪郡王。次年，金真德派其子金文王和国相金春秋客使长安，太宗“以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33]。永徽元年(650)，金真德作五言诗《太平颂》，织在丝绵上送给高宗，诗曰：“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偕日月，抚运迈陶唐。幡旗即赫赫，钲鼓何鍠鍠。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遐迩兢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34]永徽三年，新罗王金真德去世，高宗李治在长安专门设灵致祭。
　　唐朝初年与新罗国的友好往来关系，为后来双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罗的工艺技术、药材等大量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
　　8．吐谷浑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吐谷浑原是鲜卑族的一支，以游牧生活为主，聚居在今辽宁省锦县一带。西晋末年，其首领吐谷浑率领族人越过陇山以西地区，迁居今青海一带，到了吐谷浑的孙子叶延时，开始以吐谷浑为姓氏。
　　隋炀帝时，吐谷浑王伏允曾数次扰边，炀帝亲总六军讨伐，伏允兵马数败后遁匿。其仙头王率十余万口降隋，隋炀帝以其子顺为王，拜金紫光禄大夫，质宿长安。炀帝南巡时，顺随之南下，始居江都。唐朝建国后，顺从江都归于长安。当时，李轨占据凉州(今甘肃天祝以西、永昌以东地区)。李渊便以联合打击李轨为条件，送顺回国。李世民继位后，吐谷浑曾几次与唐朝作对，战败后，伏允自杀，其嫡子顺继位为吐谷浑可汗，与唐朝“称臣内附”[35]。因顺“久质于隋，国人不附”[36]，不久，被臣下杀害，其子诺曷钵继位。因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夺利异常激烈，国内非常混乱。唐太宗派兵援助诺曷钵稳定了局面，并册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赐以鼓纛。不久，诺曷钵入朝请婚。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把弘化公主嫁给了诺曷钵。次年，吐谷浑丞相宣王图谋叛乱，欲劫持诺曷钵投奔吐蕃。诺曷钵得知后，携公主逃到鄯州(今青海乐都)，鄯州刺史杜凤举与威信王联合出兵，打败了宣王，护送诺曷钵和公主回国。唐太宗派民(户)部尚书唐俭持节慰问。此后，吐谷浑与唐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太宗崩，刻石图诺曷钵之形，列于昭陵之下。”[37]高宗李治继位后，拜诺曷钵为驸马都尉。其后，吐谷浑与吐蕃发生战争，几尽吞并，诺曷钵偕公主率众逃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唐派苏定方为安置大使，把吐谷浑部属安置在灵州(今甘肃中卫县)一带，并设置安乐州，封诺曷钵为刺史，管理该地区。武则天垂拱四年(688)，诺曷钵卒于安乐州。
　　9．龟兹王诃黎布失毕
　　龟兹为西域古国之一，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唐高祖李渊称帝后，龟兹王苏伐勃駃派使者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苏伐勃駃卒后，其子苏伐叠继位，双方一直友好往来。贞观四年以后，随着西突厥势力的壮大，龟兹就近称臣于西突厥。
　　贞观十八年(645)，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军讨伐焉耆时，龟兹竟出兵援助焉耆，自此，唐朝与龟兹的关系开始恶化。苏伐叠死后，其弟诃黎布失毕继承王位，“渐失蕃臣礼”，[38]与唐朝的关系更加恶化。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调集铁勒十三部兵十余万人讨伐龟兹，活捉了诃黎布失毕，并随军解至长安，唐太宗封其为左武翊卫中郎将。唐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于(昭陵)玄阙之前。”[39]永徽元年(650)，高宗册封诃黎布失毕为右骁卫大将军，送他回国，仍做龟兹国王。
　　10．于阗王伏阇信
　　于阗(今新疆和田县一带)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同属西域古国。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先臣服于西突厥。贞观六年，于阗国王尉迟屈密眼见唐朝日益强大，遂派使者向唐太宗进献玉带等物什，请求通好。贞观十三年，于阗王伏阇信为表明两国关系亲密无间，将其子送至长安，宿卫京城。贞观二十年，唐将阿史那社尔奉命率大军讨伐龟兹时，伏阇信深恐祸及自己，即派儿子带着万余匹骆驼去慰问唐朝军队。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唐军从龟兹班师时，行军长史薛万备建议阿史那社尔，借讨平龟兹之机羁取于阗国王。阿史那社尔即派薛万备率50余名骑兵去于阗国劝降。薛万备把唐王朝的强盛夸耀了一番，劝伏阇信到长安朝见天子。当伏阇信随大军来到长安时，已是贞观二十三年七月了，唐太宗已驾崩。高宗李治念其忠诚，遂拜伏阇信为右骁卫大将军，并赐金带、锦袍、布帛和宅邸。伏阇信在长安住了几个月后，又回到于阗国。临走时，为表示他对唐王朝的忠诚和友好，请求留其子弟宿卫皇宫。“太宗葬昭陵，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下。”[40]
　　11．焉耆王龙突骑支
　　焉耆古国(今新疆焉耆一带)，东接高昌，西接龟兹，南邻尉犁，北邻乌孙，常役属于西突厥。隋朝末年，由于高昌、焉耆、龟兹三国相互争夺地盘，致使“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41]贞观六年，焉耆王龙突骑支来到长安，请求唐太宗疏通碛中通往长安的道路。龙突骑支的行动，惹恼了高昌王麴文泰，他即刻派兵袭击焉耆，占领了焉耆的大片土地，掠夺了大批人口和财物。唐太宗曾几次派使者调解焉耆与高昌的关系，但毫无结果。
　　贞观十四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聘娶了焉耆王的女儿，焉耆遂倒向突蹶，加入了反唐势力。贞观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征得唐太宗的同意后，出兵焉耆。焉耆王自恃都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郭孝恪率军昼夜兼行，趁天黑渡水攻城，拂晓时分，唐军冲进焉耆都城，俘虏了龙突骑支。郭孝恪留下龙突骑支的弟弟粟婆难处理焉耆国内事务，把龙突骑支夫妇送至长安。唐太宗亲下诏书，赦免了龙突骑支，并让他留居长安。
　　唐朝廷出兵焉耆，间接地打击了西突厥的反唐势力，成为唐太宗统一西域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焉耆国民请求放归龙突骑支，高宗答应了这一请求，遂封龙突骑支为左卫大将军，并送他回国。“及太宗葬昭陵，乃刻石像龙突骑支之形，列于玄阙之下。”[42]
　　12．高昌王麴智勇[43]
　　高昌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东南的哈喇和卓(Karakhoja)，为古代东西交通的要冲。汉代，其地为车师前国之地，称为高昌壁。西晋时称为高昌郡。五胡乱华时，此地先后为前凉(张氏)、后凉(吕氏)、北凉(沮渠)所据。北魏和平元年(460)，柔然蠕蠕灭北凉，立阚伯周为王。此后即称为高昌国。不久，柔然败于准噶尔盆地的土耳其裔民族之手，此地由敦煌人张孟明及汉人马儒等相继为王。其后代之而起的是麴氏一族。
　　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卒，其子麴文泰继位。武德七年，麴文泰向唐高祖献“拂菻狗”一对。贞观四年，麴文泰亲至长安，觐见唐太宗。临回国时，唐太宗“赐遗甚厚”[44]，并应其妻宇文氏(即隋炀帝所赐华容公主)的请求，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此时，唐朝与高昌的友好关系达到顶峰。后来，随着西突厥势力的扩张，加之麴文泰贞观四年来长安时，亲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45]，遂产生了轻视唐朝的心理，后来，竟发展到同西突厥结成反唐同盟，对西戎诸国来朝贡者横加阻拦，甚至扣留，严重地阻塞了中西交通。
　　唐太宗早就有统一西域诸国的打算，因而十分关注那里的局势。他清醒地认识到，统一西域的关键是分裂西突厥的势力。此时，地处“丝绸之路”中道的高昌王麴文泰，倒向西突厥，助桀为虐，成为统一西域大业中的首要障碍。太宗曾数次派使者向麴文泰陈述利害关系，指出“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礼”[46]、“事人阙礼，离间邻好”，以“冀其悔过”[47]，与唐朝重修旧好。麴文泰不但不听劝阻，竟变本加厉，挑拨薛延陀与唐朝的关系。唐太宗看到麴文泰死心塌地地跟唐朝作对，遂决定出兵平定高昌。
　　在出兵高昌问题上，一向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不顾朝臣的反对，毫不动摇自己的主张和统一西域的决心。当时，麴文泰的倒行逆施已引起高昌人民的不满，民间童谣曰：“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首)自消灭。”[48]反映出人心的背向，预示着高昌统治者末日的临近。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颁发《讨高昌王麴文泰诏》，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萨孤吴仁为副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49]，调集突厥和契苾部数万步、骑兵讨伐高昌。麴文泰认为唐朝离高昌有七千里路程，其沙漠涸地约二千多里。诺大的沙漠，无水无草，冬寒凛冽，夏热流火，大批的军队是没法通过的。因此，他并不把唐朝的这次出兵放在心上。当侯君集率领的大军忽然出现在碛口时，麴文泰惊恐万状。原来跟麴文泰有盟约的西突厥欲谷设先向西退了一千多里。麴文泰惶骇无策，发病而死。
　　侯君集率领大军向西逼近，很快攻下田地城(今鄯善附近)，并包围了高昌都城。麴文泰死后，其子麴智勇继位，他立即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先王的过错，请求敕免其罪。侯君集答复他说：“如果你想追悔祸乱，就该把自己绑着到军营来请罪。”麴智勇犹豫不决，侯君集遂命军队用冲车攻城，用抛石车向城内抛石头。麴智勇无法抵挡，只好出城投降，“麴氏有国，至智盛(勇)凡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灭”[50]，其地被并入唐朝疆域，改称西州，后来又将安西都护府置于此地。贞观十四年十二月，高昌王麴智勇被侯君集送到长安，唐太宗赦免了麴文泰父子的死罪，并拜麴智勇为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勇)之形，列于昭陵玄阙之下。”[51]
　　13．林邑王范头黎
　　林邑国，治今越南中部广治、承天、广南三省一带。武德六年(623)，林邑王范梵志遣使者到长安，与唐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武德八年(625)，林邑王以其地方物贡奉朝廷，唐高祖李渊专门设“九部乐”宴请使者，并赐给林邑王锦缎、彩绢等物品。李世民继位后，范梵志派使者将一头经过驯养的犀牛作为贡品进献给唐太宗。贞观四年，范头黎继位林邑国王，他向唐太宗进献的一颗火珠大似鸡蛋，晶莹透亮如水晶石，据说正午的时候，对着太阳能把艾条点燃。后来，范头黎还向唐太宗进献了几只五色鹦鹉和白鹦鹉，白鹦鹉“精识辩慧，善于应答。太宗悯之，并付其使，令放还林薮。”[52]“自此朝贡不绝”[53]，唐朝与林邑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太宗崩，(高宗)诏於陵所刊石图头黎之形，列于玄阙之前。”[54]
　　14．婆罗门帝那伏帝国王阿那顺
　　婆罗门即古印度国。汉代称“身毒国”、“摩伽陀”或“婆罗门”。唐代时称“天竺”，地居葱岭以南，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唐高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卷二)中改译为印度。古代印度把国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四个种姓等级，婆罗门是最高的一等，掌管神权，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者。
　　武德年间，天竺国乱，中天竺曷利沙帝国戎日王尸逻逸多勒兵鏖战，统一了印度北部。贞观初年，唐僧玄奘至其国，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尸逻逸多大喜，遂派使者到唐都长安通好。唐太宗亦命云骑尉梁怀敬、卫尉丞李义表等人出使印度。印度的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特产传入中国。中国的《道德经》、老子像等也传入印度。贞观二十二年(648)，右卫率长史王玄策再次奉命出使印度等国的途中，戒日王尸逻逸多去世，国中大乱，大臣阿那顺自立为王，建立婆罗门帝那伏帝国，并出兵袭击唐朝的使者，沿途各国的贡物被抢掠一空，王玄策及诸国遣使三十余人悉为所擒，只有王玄策一个人趁黑夜逃脱。王玄策逃到吐蕃西境，召集吐蕃和泥婆罗(今泥泊尔，当时臣于吐蕃)精锐军队八千余人，大举南下，攻克了帝那伏帝国所居茶馎和罗城，活捉了阿那顺。贞观二十二年五月，阿那顺随王玄策来到长安，唐太宗以王玄策为朝散大夫。[55]“太宗之葬昭陵也，刻石像阿罗那顺之形，列于玄阙之下。”[56]
　　三、昭陵十四尊蕃君长石像所反映的唐太宗时期的民族政策
　　昭陵北阙司马门内列置的十四尊蕃君长石像[57]是唐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命人雕琢而成的，他们之中有擒伏的、归顺的，也有通好的，真实地反映了贞观时期唐王朝与周边国家、民族的友好关系和唐太宗时期的民族政策。主要表现在：
　　1．恩威并施、平等待之是唐太宗时期实行的民族政策之一。
　　作为圣明之君的文武皇帝唐太宗，贞观时，对周边少数民族及其属国恩威并施、平等待之，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局面。“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58]他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包含华夏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这种思想和做法在当时是非常有智慧的表现。贞观三年(629)派李靖等出击突厥，次年俘获颉利可汗，西北诸少数民族首领纷纷率众归附，李世民平等待之。对征服和归顺的诸少数民族部落和首领，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们承认是唐的属国，就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不改变其原有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对其首领不但封为唐朝的将军，而且委以管理原有属地的重任；对其属地专门设立都护府、州等机构管辖，这种对突厥归降部众的安置办法，实际上是唐太宗“羁縻”“自治”政策的开始。贞观四年四月，西域铁勒、回纥等族人民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各族人民共同的皇帝，说明唐太宗深得各族人民的拥护，在各民族中拥有极高的威望。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大漠以北各部族的酋长请求在漠北专门开辟一条疏通南北交通的大道，叫“参天可汗道”，在这条道上沿途设置了68个驿站，各驿站配备马匹，供给食宿。因此，昭陵十四尊少数民族酋长石雕像再现了贞观年间西域诸王向唐太宗朝圣的情形，是唐太宗时期周边民族团结友好，亲密往来的缩影。
　　2．以人为本、信用无疑是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首领及其蕃将的主要政策。
　　贞观元年，唐太宗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59]并对来归的少数民族待如一家，信用不疑，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戴，被尊为“华夷父母”，使多民族国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60]唐太宗由历史而集于现实，认识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61]这样一个普遍性道理，并由此而得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62]的真理。因此，自评定突厥后，唐太宗于西北诸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縻州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63]，这类州府的设置最盛时达到856个[64]。这就是说，幅员辽阔的大唐帝国，在贞观年间的封疆大吏多半由蕃将们担任，如此信任实属罕见。贞观六年，唐太宗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5]这是唐太宗政治思想的精华，也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在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66]的落后民族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唐太宗对邻国外邦爱之如一的思想观念，在古代帝王中可算是独树一帜，正是在唐太宗的这种开明思想的支配下，贞观十年出现了“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庆，九夷重译，相望于道”[67]的贞观盛世景象，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太宗在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曾与蕃将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贞观四年以后，几乎每次战争都有蕃将、蕃兵参战，“擢酋豪为将军、郎将者五百余人，奉朝请者且百员，”[68]数目之巨，颇为惊人。唐太宗大发感慨：“天禀仁孝，讵限华夷哉!”[69]又尝云：“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70]，“君无猜贰，夷狄可以效忠。”[71]把许多少数民族首领留在京师任职，对他们深信不疑，这些都说明唐太宗对少数民族是十分宠遇的。
　　3．“和亲”通婚和设立“互市”是唐太宗缓和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又一政策。
　　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向唐宗室求婚。次年二月，唐太宗派左骁卫将军、淮阳王李道明护送弘化公主远嫁吐谷浑郡王诺曷钵。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7—650)遣其国相禄东赞入唐，请求通婚。太宗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文成公主带去的大批书籍、生产工具、农作物种子、手工艺品、药物和工匠、艺人等，为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成公主入藏成为汉藏民族交往的一段佳话。另外，在归附属地设立“互市(或称贡市)”，允许随使者同来的人出售牛羊马匹等物品，与内地商人自由买卖，以后逐渐发展成边境各民族间的贸易和对外国的通商。这个政策吸引着不同民族、邦(属)国的使者、商贾、僧侣、留学生等接踵来到唐土，他们把异域文明带到中原唐国的同时，也使蓬勃向上的贞观文明随之远播域外。
　　由于唐太宗实施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一时间西域各少数民族及属国的进献使者，相望于道。西北大漠盛产良马，贡品中也以良马居最。在昭陵陪葬的韦贵妃墓中，出土了一幅《献马图》，图中绘有两名使者和一匹白马，使者鬈发阔口，深目高鼻，身材伟岸，体格健壮；白马身躯威健雄壮，筋骨不俗，是典型的西域良种胡马形象。早在汉代，中原的统治者就对胡马推崇备至，汉武帝曾为得到西域大宛良马而不惜损失几万兵力。作为马上之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对胡马更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所乘的特勤骠就是突厥的一位特勤进献的。《献马图》描绘了两名使者制服烈马的瞬间情形，烈马被制服，余怒未息，抬起的蹄子还未最终放下，嘴巴还未合拢；两名使者，其一紧按马头，其一牢抓缰绳，皆目视前方，一副制服烈马后逞强夸勇的神态跃然壁上。整个画面充满了力感和动感，成为贞观时期国力强盛，社会和谐，四海宁一，西域各少数民族及属国的进献使者，相望于道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另外，在昭陵目前已发掘清理的40余座陪葬墓的出土文物中，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陶俑亦随处可见，如郑仁泰墓出土的头戴尖形毡帽、深目高鼻、留有大络腮胡的阿拉伯人；段简璧墓出土的穿条纹波斯裤的波斯人；张士贵墓出土的戴软折沿帽、尖鼻细目、留八字胡、穿翻领束袖长衫的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等等。尤其是在太宗“特所钟爱”的长乐公主李丽质墓内出土的一幅《群侍图》壁画中，绘有一位皮肤黝黑、卷发、带大耳环的来自非洲的女性“昆仑奴”形象。贞观期间，在唐朝廷为官的少数民族官员和将领也享受了陪葬昭陵的殊荣，如鲜卑族的长孙无忌、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于阗族的尉迟敬德等等。
　　总之，昭陵列置的十四尊蕃君长石像、陪葬昭陵的少数民族官员将领的史实和陪葬墓出土的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偶俑，反映了初唐民族融和、团结的蓬勃景象，再现了大唐中外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画面，成为唐太宗时期对外开放、四海臣服统一局面的历史见证。
　　注释：
　　[1]《资治通鉴新注》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6556页。
　　[2]一说海拔1188米。此据昭陵博物馆与陕西煤航遥感中心最新测绘资料。
　　[3]关于这条史料的时间，《唐会要·陵议》(卷二十)记为贞观十八年。查《旧唐书·太宗本纪》、《全唐文》、《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等文献均载：贞观十年十一月唐太宗首葬文德皇后于九嵕山后，于次年二月颁《九嵕山卜陵诏》，其内容与《唐会要·陵议》所载内容相同。综合文献资料，笔者认为该条史料的时间应在唐高祖李渊葬献陵之后至唐太宗文德皇后去世殡昭陵石室之前，即贞观九年十月至贞观十年十二月之间。详见拙文《唐太宗选择昭陵陵址时间及长孙皇后殡地小考》，载《唐史论丛》第十辑，杜文玉主编，三秦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284—294页。
　　[4]《唐会要·陵议》卷二十，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395—396页。
　　[5]《周书·突厥传》卷50，中华书局1971年11月版，第907—912页；《隋书·突厥传》卷84亦曰：“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第1863页。
　　[6]《隋书·突厥传》卷84，中华书局1973年8月版，第1863—1879页。
　　[7]《旧唐书·突厥传》卷194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155页。
　　[8]《旧唐书·太宗本纪上》卷2，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30页；《旧唐书·突厥上》卷194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157页。
　　[9]《旧唐书·太宗本纪上》卷2，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30页。
　　[10]《旧唐书·突厥上》卷194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159页。
　　[11]出土石像座和《长安志图》卷中“昭陵图说”均作“左卫大将军”，山川风情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85页。
　　[12]《旧唐书·突厥上》卷194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160页；《新唐书·突厥上》卷215上，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6036页。
　　[13]《长安志图》卷中“昭陵图说”作左卫大将军，山川风情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85页。
　　[14]《旧唐书·突厥上》卷194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155，5160—5161页。
　　[15][16][17]《旧唐书·突厥上》卷194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161—5165页；《新唐书·突厥上》卷215上，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6039—6040页。
　　[18][19][20][21]《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卷109，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3288—3290页；《新唐书·诸夷蕃将·阿史那社尔传》卷110，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4114—4116页；
　　[22][23]《旧唐书·北狄·铁勒》卷199下，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44页。
　　[24]《旧唐书·北狄·铁勒》卷199下：“(贞观)二十一年，契苾、回纥等十余部落以薛延陀亡散殆尽，乃相继归国。太宗各因其地土，择其部落，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翰海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多览葛为燕然都督府，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为龟林都督府，思结部为庐山都督府，浑部为皋兰州，斛薛部为高阙州，奚结部为鸡鹿州，阿跌部为鸡田州，契苾部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部为真颜州，凡一十三州。”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48—5349页。
　　[25](唐)玄奘撰，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卷四“娑罗吸摩补罗国”条记其国“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中华书局影印本1981年2月，第99页。这可能是“吐蕃”一词的最早记载。“‘吐蕃’一词在历史上曾经包含有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三个不同概念，在唐代主要指的是藏族在青藏高原上所建立的王朝称谓。”参见常风玄《吐蕃名义小议》，中国藏学网。
　　[26][27][28][29][30][31]《旧唐书·吐蕃上》卷196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221—5222页。
　　[32]《旧唐书·东夷·新罗》卷199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35页。
　　[33]《旧唐书·东夷·新罗》卷199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35页；《资治通鉴》卷199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条。
　　[34]《旧唐书·东夷·新罗》卷199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36页。
　　[35]《旧唐书·西戎·吐谷浑》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299页。
　　[36][37]《旧唐书·西戎·吐谷浑》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00页。
　　[38][39]《旧唐书·西戎·龟兹国》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03—5304页。
　　[40]《旧唐书·西戎·于阗国》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05页。
　　[41][42]《旧唐书·西戎·焉耆国》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01—5302页。
　　[43]《资治通鉴》、《唐会要》、两《唐书》均记为麴智盛，昭陵出土石像座题名为“智勇”，今从之。
　　[44][45][46][47][48][51]《旧唐书·西戎·高昌》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294—5296页。
　　[49]《唐会要》卷95记牛进达为副总管，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1701页。
　　[50]《旧唐书·西戎·高昌》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296页。《唐会要》卷95记为“一百四十四年”，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1704页。
　　[52][53][54]《旧唐书·南蛮·林邑》卷197，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270页。
　　[55]《新唐书·西域上·天竺》卷221上，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6238页；《资治通鉴新注》卷199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五月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6566—6567页。
　　[56]《旧唐书·西戎·天竺》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08页。
　　[57]关于昭陵十四尊蕃君长石像的形象，清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略》(卷五，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第1609册)记述：“凡十四人，拱立于享殿之前。皆深目大鼻，弓刀杂佩。壮哉，诚异观也。……诸石像高九尺，逾常形，座高三尺许。或兜鍪戎服，或冠裳绂冕，极为伟观。”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些石像的毁坏当在唐朝末年至五代时期，后世关于这些石像的文献记载大多以讹传讹。1965年秋天，由陕西省文管会和礼泉县文教局组成的昭陵碑石调查组，在昭陵北阙遗址内发现了阿史那社尔、吐蕃赞府、龙突骑支、麴智勇四个石像座。1982年，昭陵博物馆在清理昭陵北阙遗址时，又发现了于阗王伏阇信、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和婆罗门帝国王阿那顺三个石像座，同时还发现了一尊石像的上半身和几个石像的头部残块。这些石像座的正面都刻有初唐书法家殷仲容的隶书题名，由于埋在地下年深日久，因而刻字如新。从这些仅有的发现中可以看出，昭陵十四国酋长石刻像是按照他们各自的状貌特征刻制的，即“肖其形”，石像的发型、服饰各有所指。2002年7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时，先后出土石人头残块及躯体残块20件，有些已与1982年出土的残块对接成功。石像座上的题名内容为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所在地或国名、称号、在唐朝任职的官职以及姓名。据文献记载，十四人中，松赞干布、金真德、范头黎、夷男一生中没有到过长安。但干布外，其他人还在长安，他们几位的石雕像应该真如其人无疑。
　　[58]《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
　　[59]《旧唐书·音乐志》卷2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1045页。
　　[60]《贞观政要》卷8《务农第三十》。
　　[61]《资治通鉴》卷192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条。
　　[62]《贞观政要》卷1《君道第一》。
　　[63]《新唐书·地理七下》卷43下，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1119页。
　　[64]《新唐书·地理七下》卷43下，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1120页。
　　[65]《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二》。
　　[66]《晋书·江统传》卷56，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1531—1532页。
　　[67]《贞观政要》卷6《诚信第十七》。
　　[68][69]《新唐书·突厥传上》卷215上，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6036—6038页。
　　[70]《资治通鉴》卷197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条。
　　[71]《册府元龟》卷46《帝王部·智识》。
　　(刘向阳，陕西乾陵博物馆 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