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怀太子李贤事略
洪海安
章怀太子李贤(654～684)，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永徽五年出生，文明元年卒于四川巴州，时年31岁。神龙二年以雍王的身份迁回长安陪葬于乾陵，景云二年四月被睿宗李旦追赠为“章怀太子”。史料中关于李贤的记载不多，只有寥寥零星的几笔，虽然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在历史上还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本文试着从李贤生平事迹以及太子之位为何被废黜，对他作个深入研究和有个重新认识与评价。
一、李贤立为太子
永徽四年(653)，时后宫王皇后和萧淑妃间争宠斗争越来越激烈，高宗宠爱萧淑妃，王皇后为了打击对手，便怂恿唐高宗将在感业寺出家的武则天接回后宫中。入宫初，武后“卑辞屈礼以事，未及大幸，拜为昭仪”[1]。并在后宫拉拢势力，“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2]武则天通过这些人掌握了王皇后与萧淑妃的一言一行，“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3]，以致“上不信后、淑妃之语，独信昭仪”[4]。从此，高宗对武则天宠遇日厚。武则天的第二次再入宫，对唐朝的历史以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永徽五年(654)十二月，李贤出生于武则天随同唐高宗拜谒唐太宗昭陵的途中。永徽六年(655)正月，高宗谒完昭陵，返回京城后给他取名为贤，并下诏封刚满月的李贤为潞王。后又转封为沛王和雍王。
上元二年(675)四月，太子弘随父皇、母后游幸东都苑内最西端的合璧宫时，突然病死于绮云殿[5]。长兄太子弘病死，使李贤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其兄太子李弘结婚已有两年，但一直没有孩子。按照大唐的《户婚律》第一五八条“立嫡违法”条记载：“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6]太子是皇帝的继承者，对于国体稳定是十分重要的。既然太子已死，又无子嗣，依《户婚律》的规定，雍王李贤被选，继立为太子是适时的，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后，非自己嫡子都受到排挤，没有好的遭遇。高宗有八子，依次是：李忠、李孝、李上金、李素节、李弘、李贤、李显和李旦，前四人不是武后所生，后四人都是武后所亲生。李贤，高宗第六子，自幼资性聪明，容貌端庄。从小因能理解“贤贤易色”给高宗印象很深，太子弘死后，李贤自然成为高宗准备册立新太子的理想继承者。与他同母的还有周王哲(即后来的中宗李显)和殷王旭轮(即后来的睿宗李旦)，少年时哲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当时武后的最小儿子殷王年龄尚小。与上述诸皇子他们相比，李贤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个人因素如年纪成熟、才智、文学修养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故在太子李弘死后不久，当年六月三日，高宗经过一番思考和权衡下，下诏立22岁的李贤为新太子，并大赦天下。
为了辅佐新立太子贤，唐高宗为他“选高名重德”[7]朝中重臣组成新的宰相领导班，新的领导班有郝处俊、张文瓘、刘仁轨、高智周和张大安等，这些人年高资重，无形中给新太子李贤增加了雄厚的政治实力。李贤初为太子确能留心学业，虚心求教，理政也颇识大体。虽刚立为太子，但处事明审谨慎，言行得体，朝廷群臣无不服其识量，在太子弘病死后，又出现一位这样的储君，群臣十分放心。李贤在政治上初露头角，其表现不比李弘逊色，反而有过人之处，这使高宗十分欣慰。
李贤立为太子之初，常和父皇母后一起参加些政治性的活动。唐朝尊老子为远祖，认道教为本家，将其立隶于宗正寺，尊崇道教为国教。道教在唐朝近三个世纪的统治中，始终与皇室政权紧密结合。永隆元年(680)，二月八日，唐高宗驾幸汝州的温汤，武则天和太子贤皆一同随之前往。十二日，他们至少室山。十三日，幸少姨庙、闲居寺以及嵩山处士田游岩的住宅。十四日，“幸道士宗城潘师正所居，上及天后、太子皆拜之”[8]。高宗一行还幸了嵩阳观及启母庙，并在此立碑。一直到二十日，一行人才随同高宗返还东都。
李贤太子监国期间，政务上兢兢业业，颇有一些政绩；听政阅览奏章之余，文化上也取得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太子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曾撰写《春宫要录》十卷[9]，还曾著《列藩正论》三十卷[10]和《修身要录》十卷[11]，惜这些书早已佚失，不知其具体内容，对于章怀太子李贤活动和思想的研究是一遗憾。
李贤在文化上最大贡献就是给《后汉书》作注。唐代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唐初统治者重视修史工作和以史为鉴的治国思想使史学得到很大的发展，后被列为二十四史者，有三分之一成书于唐初。唐初，宫廷文化学术活动与储位也有着尤为密切的关系。太子诸王常常以组建王府文学馆的名义召集宾客，壮大自己的力量。文学馆活动成为太子可利用的政治工具，政治色彩较为浓厚。李贤被立为太子后，周围的属僚多为学识渊博学者，这为他在文化上做出贡献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时汉学在隋唐成为显学，涌现了一批专治《汉书》的学者。受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李贤对汉学的兴趣非常浓。乾封年间李贤为沛王时，都水监主簿大儒刘讷言就曾给他详细讲授《汉书》。李贤给《后汉书》作注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完成的。
上元二年(675)，刚立为太子不久，李贤就召集当时学者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注《后汉书》，故李贤注《后汉书》成书时间也较快。仪凤元年(676)十二月三日，该项工作便告成功，李贤将此书献上，唐高宗十分高兴并手赐褒奖，敕文说：
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所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厚所怀。[12]
唐高宗对太子李贤大加称赞，并赏赐锦帛三万段以示嘉奖。同时还号召其他皇子要向李贤学习，以国家社稷为重。这件事使李贤名声大振。李贤刚继立为新太子，期望通过此举引起唐高宗对他的重视，也给自己增加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借机招揽大批贤人，发展个人势力，扩大自己社会影响和威望。
李贤注《后汉书》虽然存在一定的政治目的，但他注的内容赅博，补充了大量的史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后汉书》成书后，先后有不少人为其作注，但影响最大的是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之注，它为《后汉书》的流传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注之一，这使他彰标于史册。
二、太子李贤被废的经过
李贤原本不是太子，是因其兄皇太子弘突然于上元二年(675)病死，偶然的机会被册立为太子，从而命运发生了改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太子生涯很快结束，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下面从三个方面分析李贤太子之位为何被废黜。
1.母子二人的权力之争
武则天自被封为皇后之后，她一直受到高宗宠爱，随着唐高宗病情的加重，武则天成为高宗处理政务的重要助手，其个人权势不断膨胀发展。显庆五年，“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13]。麟德元年(664)，上官仪与高宗谋议废除皇后武则天，这次事件失败后，武则天在中央地位彻底巩固了。“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14]，“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15]。武则天因为长期参政，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其个人的政治野心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也不断变大。
武则天的权力不断地扩大，还在于她善于用人。唐代科举制度打破了“九品中正制”的门第限制，使大批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进入官场，他们代表了新兴的普通地主政治要求，他们的上升形成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自武则天参政后，在高宗的信任下，她广树私恩，在官僚队伍中趁机网罗人才，暗中培植自己的亲信，这期间使武则天的政治实力顺利地迅速增长。武则天在唐高宗在世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具备相当实力的亲信官僚。这为她以后掌权称制，武周代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贤被册立太子之后，母子二人面临着权力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导致母子关系开始紧张并逐渐恶化。太子弘突然病死，虽留下种种猜测，但让武则天除去了一大政治威胁与心病。李贤未被册立为太子之前，和他的母后关系并无冲突。虽然武则天一向对子教育苛严，但根据李贤从小一直受到很多封赏材料来看，母子二人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自李贤立为太子后，母子二人关系便开始发生变化。太子贤既然监国，年轻气盛，当然不可能充当傀儡，任人摆布。且在监国期间，处理明审，得到众多朝臣的称赞。李贤立为太子后，地位和声望不断提高，对权力要求日益上升，再加上德高名望之人和重臣的辅佐，太子李贤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废武势力。李贤越是积极参预国政，就越容易加深同武则天的矛盾。以前高宗因身体不好，武则天帮助处理朝政，可以被朝臣接受。但现在既然有储君，武后理当让太子来处理朝政，退居幕后，这对不遗余力追逐权力的母后武则天来说是不可容忍的，故太子李贤在权力的斗争中已经成为焦点人物。
权势的争夺使武则天和李贤的母子关系日益紧张，斗争也日显表面化。太子贤在参政过程中逐渐对母后的威严不是很服从了，潜在的威胁，引起一向权威的武则天不满，她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为了加紧训诫控制，她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和《孝子传》给李贤读，还“数作书诮让之”[16]。太子李贤与母后武则天的矛盾，绝非是简单的母子关系失和。
2.谣言突起
在母子关系不和的情况下，谣言突起。永隆元年(680)，宫中开始流传一些真假难辨的谣言，时盛传太子贤不是天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天后姐姐韩国夫人所生，李贤听后自疑惧[17]。这种谣言在李贤立为太子五年后，恰巧在母子关系颇为紧张时出现，不得不让人怀疑这谣言的真实性。因为，武则天做事心狠手辣，将高宗其他皇子非自己所生的，一个个都被严加防范，贬黜京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不可能惟独留下自己情敌姐姐的儿子李贤在宫中威胁自己政治命运，不仅抚养他，还对他宠爱有加!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李贤的亲生母亲是武则天。《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记载李贤生于永徽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去昭陵的途中。高宗宠爱韩国夫人确有其事，但谣传李贤是韩国夫人所生，却并无任何真凭实据。其二，太子弘病死后，当时武则天还有两个亲生儿子李显和李旦，若李贤不是武则天亲生，很难想象武则天在太子弘病死后，会舍弃自己两个亲生儿子，而把自己情敌的儿子扶上太子宝座。何况李贤自幼聪敏俊秀，立他为太子，以后自己和孩子的前途难以预测。太子之位的重要性，武则天比任何人都清楚。立李贤为太子只有一种可能，李贤就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立李贤为新太子，自己地位可以毫无受损。
从上述理由推断，在这种状况下产生李贤不是武后所生的谣言难以让人信服，李贤的亲生母亲是武则天无疑的。太子身份被人怀疑和非议，这个罪名很大，没有人敢轻易说。这个谣言是有人故意制造的，这幕后主使者很大可能就是李贤的母亲武则天。因为，李贤立为太子之后，声望和影响日益上升，处理政事为时论所称赞，逐渐也不太顺从母后武则天；此时高宗身体越来越坏，太子李贤很快就会登基皇位。武则天自当皇后便开始涉政，已近二十年，皇权特有的魔力使她不愿归政于李贤，退居幕后。以李贤的态度，即位之后是不可能让母后继续涉政的。武则天在权势欲望的主导下，不会容忍自己儿子李贤向权力的顶峰靠拢。惟一的办法只有废掉即将登基的太子贤，另立年少的幼子为太子，自己继续参政，掌握政治大局。
武则天不是一般人，所以，不能以寻常人的思维来衡量她做事的方式。史称武则天“有权数，诡变不穷”。[18]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会不择一切手段，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中也指出：“后之猜忌，亲子孙不免。”[19]
仪凤四年(679)，明祟俨被杀事件使母子之间的矛盾更加表面化、白热化。崇俨父任安喜令，年幼的他随同前往。其父手下有一小吏有善役召鬼神之术，崇俨竟学会其术。高宗闻其名后，召见交谈甚悦，不久便擢授冀王府文学。仪凤二年，累迁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崇俨每谒见高宗和武后，“辄假以神道，颇陈时政得失”。高宗“深加允纳”，对他很是赏识。崇俨还以符劾之术深为则天宠信，时太子李贤与母后武则天关系紧张时，他揣摩武后心理，密称太子贤的弟弟英王哲长相和性格颇似太宗，相王旦貌相贵重，“私奏章怀太子不堪承继大位”[20]，挑拨加深了武则天对太子贤的不满情绪。如果武则天没有废太子之意，一个仰人鼻息的术士决不敢如此大胆地在太子的母后面前搬弄是非，非议储君的，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没有人敢轻易去做的。由上可判断，李贤已经失去了武则天的信任，太子地位已经动摇了。
调露元年(679)，二圣与太子贤俱在东都洛阳，五月三日夜晚，明崇俨在路上被人暗杀。该桩命案发生后，二圣闻讯都很震怒，令大理寺及金吾卫协力严加惩办刺客和主谋者，七日，并令太子贤监国。一年多过去了，这件案子一直没有线索，搁置久了，社会上又开始流传是太子贤密知崇俨的私奏，派人暗杀的，更使太子李贤陷入被动处境。“及崇俨死，贼不得，天后疑太子所为”[21]，太子李贤在这些谣言下，深为自己前途担忧，“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22]。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历代都充斥着骨肉之间的相互残杀。以李贤的心计和能力而言，决不能与其母后权谋智略相比拟。李贤年轻好胜，处处显露自己治国的才华和理想，这就加速了他悲剧性的命运。李贤自从为太子以来一直用心监国，虚心从谏，努力维护和树立太子的美好形象。但在权威强大的母后面前，流言四起时，李贤开始有些惶惶不安。面临着母后武则天的威严和压力，母子关系的破裂造成李贤心理上很大压抑。在这阶段他曾作《宝庆乐》在太清观演奏，当时以通晓音律而闻名京师的李嗣真路过，观看后对道士刘概、辅俨说：“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二人对曰：“此太子所作《宝庆乐》也。”李嗣真听后说：“宫不召商，君臣乖也；角也徵戾，父子疑也。死声且多哀，若国家无事，太子任其穷。”[23]音乐是人内心的心声，李贤所作的《宝庆乐》却名实不副，间接反映了李贤当时的惶恐不安的心理。在政治斗争中，打击对手用流言从心理上打击、击垮往往更具有效果。
3．李贤个人品行问题
李贤虽用心监国，学习政务。但毕竟年青，从小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自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仪凤年间多有灾难，仪凤二年(677)四月，河南、河北发生旱情。仪凤四年(679)二月，东都发生饥荒[24]，但太子贤稍嗜声色兴土功，不体恤民情，仍在“北门之内，造作不常，玩好所营，或有烦费。倡优杂伎，不息于前，鼓吹繁声，亟闻于外”，太子司议郎韦承庆上书太子，曰：“自顷年以来，频有水旱，菽粟不能丰稔，黎庶自致煎穷。今夏亢阳，米价腾踊，贫窭之室无以自资，朝夕遑遑，唯忧饥馑。天下之脉，实可哀矜，稼穑艰难，所宜详悉。”认为太子玩好所营容易造成“既喧听览，且黩宫闱，兼之仆隶小人，缘此得亲左右，亦既奉承颜色，能不恃托恩光。作威作福，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傥使微累德音，于后悔之何及”[25]。上疏极陈其端，谏曰“屏退声色以抑其情”[26]，太子贤颇嘉纳，“善之，赐物甚厚”[27]。年轻的李贤刚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有很多不足之处。
太子作为未来的储君，其个人行为表率、品德就不再是个人小事，稍有错误常常被作为一件“失德”大事来考虑和衡量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太子李贤好声色行为，最终导致其太子之位被废除。
此时，流言四起，且与母后武则天的关系僵化，心理上压抑，致使李贤行为上变得不检点，好声色，并“与户奴赵道生等狎呢”，且“多赐之金帛”[28]。自古君王好声色，何况李贤正当年轻，更难以抗拒声色的诱惑。此事被人告到高宗那里，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的高宗对太子贤期望很大，知道此事后很震怒。前太子承乾就是因“好声色，慢游无度”[29]等不良行为而失宠于唐太宗。唐高宗立即命令中书侍郎、检校太子左庶子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等共同审理此事。薛元超、裴炎等率人搜查太子东宫，意外之余，竟从东宫的马坊里搜出皂甲数百领，使事态性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另外，在审户奴赵道生时，他供认太子贤指使他杀死崇俨，这种指控极有可能是赵道生在刑讯中受到逼供的结果[30]。早对太子不满的武后抓住这两件事，力谏让高宗废掉太子贤。
为了国家统治的安全和巩固，唐朝对武器装备有严格的禁令管制。盔甲属于禁止兵器之一。平时无战事，连国家军队府兵都不能拥有盔甲，盔甲之类一般都是储放在库府中，有专门机构严格管理。只有在征行时，国家才会统一发放配给，平常百姓如果私自拥有盔甲一领，便触犯了国家颁布的律法，要受到严惩的。《唐律疏议·擅兴律》第二十条中私有禁兵器条规定：“诸私有禁兵器者，徒刑一年半；若私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领及弩五张，即处以绞刑。”东宫是未来储君居住的地方，所以，东宫也有着严密的护卫。唐制：东宫可以拥有兵力十率府，仿国家军事十六卫建制。这次在太子贤东宫搜出数百领的皂甲，且是在马坊中查出，确实让人吃惊。东宫中拥有一定量的皂甲实属正常情况，但兵器有专门的机构管理，绝不是放在马坊储藏的。马坊属于东宫中一个牧养和管理马匹的机构。而李贤将这些兵器私藏在此处，肯定有他的目的。自他立为太子，和母后关系十分紧张，从小目睹宫中许多政治斗争，现在更深有体会自己身处险境，自被敕命召回洛阳东宫，在武则天严密监控下，一直就处在紧张不安中，这些偷偷秘藏在东宫马坊中数百件甲胄和刀枪，大概是李贤为防不测之用。而根据大唐法律，从东宫马坊搜出这些皂甲成为了太子贤准备谋反的罪证。不久，太子贤便被废为庶人。
高宗素爱太子贤，前太子弘病死后，新太子贤更被高宗器重。案发后，高宗为了未来的皇位继承想宽宥太子，李贤私藏了甲胄谋反罪名可不可以开脱，关键取决于武则天的态度。李贤是武则天的儿子，且又是太子，只要武则天不想废除他，作为母亲，一定是力保自己的儿子，为其开脱罪名的。绝不会力谏高宗废掉自己亲生儿子的太子之位，何况高宗也不太愿意废除太子李贤!事件发生后，武后抓住这个极有利机会，执意要高宗严办李贤，她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31]最后，在永隆元年(680)八月甲子(22日)，高宗诏敕全国，废李贤为庶人，并遣右监门中郎将令狐智通等人将李贤从东都洛阳押回京师长安，幽禁在宫中别所，时年李贤27岁。
太子李贤被废的结局是必然的。从上述分析来看，武则天狠心废掉他已是思虑很久了，并非是此次获得“反具”后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这些都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从上元二年(675)六月三日立为太子，到永隆元年(680)八月二十二日，李贤结束了五年的短暂太子生涯，最终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三、太子李贤被废后
李贤被废后，流放远距京师的四川巴州，最后凄凉地自杀于流放之地。直到中宗复位以后，才将其灵柩迁回长安，陪葬于乾陵，恢复名誉，给了较高的待遇。
永隆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翌日，即八月二十三日，李贤弟弟二十五岁的左卫大将军、雍州牧英王哲(即李显)被立为皇太子。
太子李贤一案事发后，使一大批人遭到牵连。首先是太子的东宫属僚。左庶子张大安，在为相三年多的时间，一直兢兢业业地辅佐太子李贤，也是李贤最得力的官僚亲信。因李贤案受牵连，张大安以阿附太子罪名，被左迁为普州刺史。
太子洗马刘讷言，曾参加太子贤注《后汉书》活动，在这次搜查东宫时，发现他撰写十五卷的《俳谐集》献给太子贤，高宗得知十分恼火，认为太子洗马刘讷言没有尽心辅佐太子，却献以歪诗谐语投其所好，刘讷言被定罪为以谣言邪说毒害太子，高宗立即下诏将他流放到荒蛮之地振州(今海南岛)。
太子典膳丞高岐，是右卫将军高真行之子。也是受到太子的牵连。高宗将他交给其父亲真行惩戒，真行和他的哥哥履行害怕牵连到自己，当高岐刚一进家时，真行以佩刀刺杀之，并将其断首弃于道上，高宗闻知此事，十分鄙视其行为，遂将真行贬为睦州刺史[32]。唐临之子唐之奇，调露中为给事中，后来曾为李贤的属僚，也因李贤案而被徙边[33]。
李唐王室也有因此受到牵连者。太子贤被废，不到两个月，即十月，苏州刺史曹王明(太宗末子)和沂州刺史蒋王炜(太宗孙嗣)因李贤同党之名连坐，李明降封为零陵王郡王，软禁于黔州，后被都督谢祐奉旨逼胁自杀；李炜除官软禁于道州(今湖南道县)，垂拱中也被武则天所杀。东阳公主也因坐太子李贤，被夺邑封[34]。一时间，因太子李贤事件造成了紧张的政治气氛。直到高宗宣布不追究太子其余宫僚时，由废太子贤而引起的动荡至此才渐趋平息。
开耀元年(681)十一月八日，也就是他被废为庶人一年后，高宗下诏将他流放到距离京师两千多里的四川巴州幽禁。时李贤已有三个孩子，光顺、守义和守礼。他们随同已黜废的父亲李贤一起被远谪。临行前，李贤的弟弟新太子李哲看到他们携带的行李简陋，情景凄凉。于心不忍，便上表恳求道：“庶人不道，徙窜巴州。臣以兄弟之情，有怀伤悯。昨者临发之日，辄遣使看，见其缘身衣服，微多故弊；男女下从，亦稍单薄。……特乞流次圣恩。霈然垂许。其庶人男女下从等，每年所司，春冬两季，听给时服。”[35]从李哲上表字里行间中看出，他十分同情哥哥的悲惨遭遇。
李贤自被流放到四川巴州，一直过着简陋的生活，为避免母亲武则天的猜测深居简出。李贤虽废为庶人，但因其才高行薄，又曾是太子，即便远离都城，仍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深知弊利的武后，对此当然不会置若罔闻，她担心李贤在巴州结党营私，起兵争夺皇位，为防不测，在文明元年(684)二月，武则天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检校李贤的宅第，以备外虞[36]。这些措施明显是加强对李贤的监管和控制。被远谪的李贤看见母后如此举措，内心中希望完全泯灭了，心灰意冷，最终选择自杀，以悲惨的结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文明元年二月廿七日死于巴州公馆，死时年仅31岁。李贤的自杀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也是对母亲无情的抗议。在李贤死后半年，徐敬业扬州起兵，为了扩大影响，拉拢人心，还找了一个假李贤来冒充[37]。从这件事足以说明李贤被废后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武则天事先逼杀太子贤，残忍之中表现出了她的政治预见力，斩断了可能被反对者利用的一面政治大旗。
武则天对李贤的孩子毫不留情。长子光顺天授年间被诛杀；次子守义在垂拱四年最先病死；三子守礼在武则天称帝后被幽闭于洛阳宫中十余年，直至圣历年间才被放出来。玄宗登基后，诸王因他能预知天气阴晴以为他通晓奇术。玄宗问之，他解释道：“臣无术也。则天时以章怀迁谪，臣幽闭宫中十余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既沉闷，欲晴即轻健，臣以此知之，非有术也。”说着“涕泗沾襟，玄宗亦悯然”[38]。可见，武则天一直没有宽宥过李贤。
李贤在巴州的突然死亡，在朝中造成很大影响。武则天为了安抚人心，归罪于丘神勣违背圣命，左迁他为叠州刺史。垂拱元年(685)四月廿二日，武则天在显福门为李贤举行哀悼仪式，派司膳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李贤为雍王[39]。
李贤死后，遗体埋葬在巴州城南化山麓。唐中宗李显复位后，神龙二年(706)，追赠李贤为司徒公，令其子守礼前往巴中，将李贤的灵柩迎回长安，仍以皇族墓陵制度入葬，安葬时以雍王的身份陪葬乾陵。中宗命令自京师给鼓吹仪仗送至墓所，李贤在死后22年终于再次回到长安。中宗崩逝后，睿宗践祚，又进一步为其兄李贤恢复名誉。景云二年(711)，睿宗追赠李贤为皇太子，谥曰“章怀太子”[40]。至此时，李贤“章怀太子”之称号由此出现。还将其妃房氏尸骨迁之乾陵与之合葬。并令邠王守礼老师卢粲为李贤撰写墓志铭文，岐王李范书写。
章怀太子李贤后来还被列入七子庙，并享有专门的祭祀。太子之庙，唐代以前本无此例，在唐代始创此制。诸太子追赠皇太子都由官府为其立庙，并有庙号，设置官署。《唐会要》卷19《诸太子庙》中记载：“今章怀太子等，乃以陵庙。分署官寮，八处修营。四时祭享，物须官给，人必公差。合乐登歌，咸同列帝。夫金奏所以颂功德，登歌所以扬辉光。以感神祇，以和邦国。”章怀太子的庙在长安街西长安坊。章怀太子庙号原名“陟冈”，神龙二年(706)所立，庙堂门额是当时安国相王(即后来的睿宗)所题写[41]。天宝六载(747)，玄宗又将李贤的庙移入永崇坊，合为七子庙。章怀太子庙还配有《享章怀太子庙乐章》。死后多年的李贤终于得到很高的待遇。
四、简短的结语
因命运意外的安排，使章怀太子李贤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在他为太子期间，处理政务明审，为时论所称赞。母子亲情在权力欲望的倾吞下荡然无存，太子李贤面对着权势强大，冷酷无情的母后武则天，美好的太子政治生涯犹如昙花一现。太子李贤被废黜后，最终不得已凄凉地自杀于四川巴州流放地。章怀太子李贤因太子之位时间短暂，受制于母后，政绩没能取得很大的成果，但文化上却做出辉煌的成就。为太子期间，组织一批学者为《后汉书》作注，虽人生短暂，却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注释：
[1][2][3][4]《资治通鉴》卷199。
[5]《旧唐书》卷86《高宗中宗诸子·孝敬皇帝弘传》。
[6]《唐律疏议》卷12。
[7]《唐会要》卷67《东宫官》。
[8]《通鉴》卷202。
[9]参见《钦定四库全书考证》卷46《经义考上·史部》。
[10]《旧唐书》卷46《志》第26。
[11]《旧唐书》卷47《志》第27。
[12][17][38][40]《旧唐书》卷86《章怀太子贤传》。
[13]《通鉴》卷200。
[14]《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
[15]《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
[16][28][31]《通鉴》卷202。
[18]《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
[19]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页152。
[20]《旧唐书》卷191《方伎·明崇俨传》。
[21]《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
[22]《旧唐书》卷116《承天皇帝倓传》。
[23]《新唐书》卷91《李嗣真传》。
[24]《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
[25][27]《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子承庆传》。
[26]《唐会要》卷67《左春坊·司议郎》。
[29]《旧唐书》卷76《恒山王承乾传》。
[30]杜文玉：《关于薛元超几个问题的考证》，《渭南师专学报》(社科版)，1996年(1)。
[32]《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附子真行传》。
[33]《旧唐书》卷85《唐临传》。
[34]《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
[35]《全唐文》卷218《代皇帝太子请给庶人衣服表》卷218，中华书局，1982，页2203。
[36][39]《通鉴》卷203。
[37]《旧唐书》卷59《李勣传》附《敬业传》。
[41]《唐会要》卷19《诸太子庙》中记载：神龙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李贤子嗣雍王守礼奏曰：“敕赐臣父庙号陟冈，乞隶太常寺，仍请安国相王书额。”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