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豆卢钦望是武则天、唐中宗时期的宰相，死后陪葬乾陵，而豆卢家族则是唐朝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较大社会影响的家族。近年来关于这个家族的研究陆续有一些论文发表，[1]对其家族的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助益，但比较全面地考述这个家族世系的论著尚未见出现。近几十年来，有关豆卢家族中人的墓志已经出土了不少，如果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就为研究这个家族的世系情况提供了可能。此外，豆卢钦望碑也已经出土，其录文早已公开发表，[2]将其与两《唐书》本传及其他史籍对照，对研究豆卢钦望本人及这个家族历史不无补益。
　　一
　　豆卢钦望，《旧唐书》本传记其为“京兆万年人”。这还不是豆卢家族的原籍，当是从其祖上自北魏末年以来迁居关中时算起，后面还要详论，这里就不多说了。《豆卢钦望碑》的发现可以解决以下一些问题：首先，关于其生卒年的问题。《旧唐书》本传记其死于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年八十余”。《新唐书》本传未记其卒年，只说“卒，年八十”。其碑文的记载则要更详尽一些，“时景龙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即长安颁政里之私第，春秋八十有六”。据此推算其生年应为唐高祖武德七年(624)。
　　关于其家族祖籍，《新唐书》卷七四下《宰相世系表下》载：“居昌黎棘城”。[3]而碑文却记载为“昌黎徒河人”。两者差异颇大。棘城，位于今辽宁义县西南；徒河，在今辽宁锦州市。两地相距虽不远，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域，到底哪一个记载更可靠呢?这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考证了。据《唐故贵妃豆卢氏墓志铭》载：
　　贵妃，姓豆卢氏，稽诸本系，受氏于燕，因山为号，以冠易族。故在燕为慕容氏，在魏为豆卢氏。[4]
　　另据《唐豆卢建墓志铭》载：
　　其先与前燕同祖，赫矣帝王之族；至后魏锡姓，蔚为公侯之家。[5]
　　《豆卢钦望碑》有这样的铭文：
　　□龙启域，斗马标名。中山问鼎，上洛彯缨。[6]
　　从前两方墓志的记载来看，豆卢氏与前燕慕容氏同出一祖，入北魏后才改姓豆卢。前燕建国肇始于慕容廆，至其子慕容晃(皝)时，自称燕王，并迁都和龙。上面引文中的“□龙启域”一句，即指此事，故碑文“龙”字前面的残阙处，应补一“和”字。慕容晃死后，其子慕容儁继位，“徙都于蓟。建国十五年，儁僭称皇帝，置百官，号年天玺，国称大燕。十六年，自蓟迁都于邺”。[7]“中山问鼎”一句，即指此事。从这些豆卢家族中人的碑志记载来看，豆卢氏实出于鲜卑慕容部，因此欲考其祖籍在何处，就必须从这里入手。
　　据《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环，昌黎棘城鲜卑人也。……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这便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下》记豆卢家族祖籍昌黎棘城的依据。同书还载：慕容廆之父涉归，涉归死，其弟耐继位，将杀廆，廆潜逃避祸，“后国人杀耐，迎廆立之。……太康十年，廆又迁于徒河之青山”。《北史》卷九三《慕容廆传》亦曰：廆“以辽东僻远，迁于徒河之青山”。这便是《豆卢钦望碑》记其祖籍为徒河的依据之所在。这样看来有关豆卢氏祖籍的这两种记载都不算错，不过由于慕容廆部是迁到徒河后才真正发展起来的，并自称鲜卑大单于，永嘉之乱后，“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8]此后他东败高句丽，南拒石勒，名义上称臣于东晋，以东晋中央政府的名义招降纳叛，扩充地盘，势力发展很快，为后来前燕的正式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这个原因，《北史》本传遂称其为“徒河慕容廆”，此后人们多习惯于称慕容氏为徒河人，如前秦苻坚时，“关中谣曰：‘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后来慕容冲果然乘苻坚淝水兵败，攻入长安，纵兵大掠，正好应了民谣之言，因为“西人呼徒河为白虏”。[9]又，《魏书》卷101《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并说其为慕容廆之庶兄，其父分七百户给吐谷浑，后来迁至西北，发展成为另一独立的部族。前面已经提到，慕容廆之父为涉归，涉归为鲜卑单于时，仍居棘城，可是《魏书》却称其为“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可见以徒河为鲜卑慕容部之籍贯，由来已久。《隋书》卷39《豆卢勣传》亦载：“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云云。从这个角度来看，《豆卢钦望碑》记其为“昌黎徒河人”，则比《新唐书》更为确切，且与南北朝以来史家的习惯称呼完全一致。
　　关于豆卢氏的来源，《北史·豆卢宁传》载：“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后也。高祖胜，以燕，皇始初归魏，授长氏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又云避难改焉，未详孰是。”可见关于豆卢氏的来源有三说，对于这个问题前人论述颇多，观点各异，莫衷一是，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关于这个家族迁居关中的问题，《周书·豆卢宁传》有较详的记载：“宁少骁果，有志气，身长八尺，美容仪，善骑射。永安中，以别将随尔朱天光入关，加授都督。又以破万俟丑奴功，赐爵灵寿县男。……天光败后，侯莫陈悦反，太祖讨悦，宁与李弼串众归太祖。”这就是这个家族迁居关中的经过，从此这个家族便长期定居于长安，这也就是两《唐书·豆卢钦望传》记其籍贯为京兆(雍州)万年的原因。包括豆卢钦望在内的许多豆卢家族中人，多为豆卢永恩的后世子孙，以上也只是论及到豆卢宁入关之事，那么豆卢永恩是否也同时入居关中了呢?仍据上引《周书》记载：“永恩少有识度，为时辈所称。初随宁事候莫陈悦，后与宁俱归太祖，授殄寇将军。以迎魏孝武功，封新兴县伯，邑五百户。”可见豆卢永恩是随其兄豆卢宁一同入关，并一同归顺宇文泰的。此后永恩与其兄在西魏、北周两朝屡立战功，地位尊贵，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由于其兄无子，遂将其子豆勣勋过继给豆卢宁，上引《周书》载：“及生子赞，亲属皆请赞为嗣。宁曰：‘兄弟之子，犹子也，吾何择焉。’遂以勣为世子。世以此称之。”关于豆卢赞的事迹及子孙情况史书缺载，也许因早死无子之故，或者其地位尚不显达，总之原因尚无法判定。
　　二
　　《旧唐书·豆卢钦望传》云：“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陈郡公。祖宽，即隋文帝之甥也。大业末，为梁泉令。及高祖定关中，宽与郡守萧瑀率豪右赴京师，由是累授殿中监，仍诏其子怀让尚万春公主。高祖以宽曾祖苌魏太和中例称单姓，至是改宽为卢氏。贞观中，历迁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封芮国公。永徽元年卒，赠特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定。又复其姓为豆卢氏。父仁业，高宗时为左卫将军。”《新唐书》本传所载基本相同，惟记其祖豆卢宽为隋文帝外孙，略有不同。《豆卢钦望碑》所载其曾祖、祖父、父之世系情况与两《唐书》完全相同，只是碑文所记其父祖所任官爵较详，可补史书记载之阙，即“曾□□，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隋左武候大将军、□□□尉、南陈安公。祖宽，唐礼部尚书、镇军大将军、岐州刺史，赠特进、并州大都督、芮国定公。父仁业，唐右武卫将军，赠太子少保、芮国□公。”另据《唐故贵妃豆卢氏墓志铭》载：豆卢仁业任右武卫大将军，而不是将军，谥号为“敬”，故上引碑文的“芮国□公”的残阙处，可补一“敬”字。
　　关于豆卢钦望的名字，其碑文记载说：“公讳望，字思齐。”按：豆卢钦望兄弟的名字皆以“钦”字相连，如碑文中所记其弟钦文，上引《唐故贵妃豆卢氏墓志铭》所载的豆卢仁业之子钦肃，可知豆卢钦望兄弟皆为“钦”字辈，而碑文却恰恰省去了这一个字，不知何故。也许此处脱漏了一个“钦”字，也未可知。
　　两《唐书》本传均不载豆卢钦望早年的任职经历，其碑在这方面却记载详尽，可补史籍之缺漏。碑文云：“起家以门资，补太子左千牛。宫废，出为遂州司兵参军，入为□中尚食直长。……秩满，随牒授左监门□□□，转卫尉寺丞。稍迁詹事丞，加朝散大夫，拜尚书库部郎中，转主爵郎中。”可见豆卢钦望是以门荫入仕的。所谓“宫废”，并非是说唐朝废去了东宫之制，而是指太子被废，这位太子显然是指李忠。由于他不是皇后武则天之子，所以在显庆元年(656)被废去了太子之位，降为梁王，年方四岁的代王李弘被立为皇太子。由于豆卢钦望是李忠当太子时的东宫武官，所以被贬到遂州任司兵参军，后来才入京逐渐至尚书省郎官。
　　碑文接着记载说：“属三韩负固，五奴反逆。方命渡海□之师，允藉楼舡之势，以公为江南□□□使。突冒接连，艨冲继进。军容之盛，实有助云。”唐朝自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二年(662)，连续发大兵进攻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两国，并灭亡了百济，大败了高丽。为了从海上进兵和运送军需物资，下令在江南等地共三十六州造船。从上引碑文的内容看，当是任命豆卢钦望为江南负责造船的使职官，所谓“艨冲”之语，当指其所造之战舰，“军容之盛，实有助云”，是赞扬豆卢钦望在督造战船方面的功绩。直到龙朔三年时，“上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士卒战溺死者甚众，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窦德玄等分诣十道，问人疾苦”。[10]从豆卢钦望当时所任郎中一职来看，其很可能只是督管了其中一道的造船事务，而不可能统管十道，因为其官阶毕竟不高。关于豆卢钦望参与此事，史籍中未见记载，故这段碑文的记载可补其阙漏。
　　大概是豆卢钦望在此次军事行动中有功，所以得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赏识，遂重新被调到东宫任职。碑文记载说：“孝敬皇帝昔在储贰，妙择宫僚。除太子右卫率府中郎将，转左卫率府中郎将，累拜太子左清道副率。侍卫两宫，勤劳□□”云云。这段碑文不难理解，惟“侍卫两宫”一句颇令人费解。据笔者看来，此处的“两宫”当指太子李弘与李贤两人，李弘死后追尊为皇帝，自然不存在忌讳的问题，而章怀太子李贤先是被废，接着又被逼死，属于凶死，所以碑文不便明言，才使用了这种模糊的语言。从碑文记载看，在这之后豆卢钦望先后因其父母亡故，而两次丁忧。“寻□为右卫亲□□□将，累冀州刺史。”引文中的“亲”字之后可补一“府”字，至于“府”字之后残缺之处，我意为应补“中郎”二字。《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左右卫条载：“亲卫之府一：曰亲府。……每府，中郎将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将一人，正五品上。”为什么残缺处不能是“左郎”或“右郎”二字呢?因为豆卢钦望在东宫任职时，已经官居左清道副率，从四品上，这一期间豆卢钦望不但没有犯错，反而勤勉有加，因此此次任职只能是升迁而不会是贬黜，左右郎将的品阶低于副率，故只能是升任为中郎将了。再说如是贬黜，怎么会从相对比较闲散的东宫系统贬到重要的十二卫系统中来呢?
　　据碑文记载，豆卢钦望在冀州刺史任上，政绩颇佳，遂得以袭爵芮国公，后又转任怀州刺史，在这里他同样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政绩，所谓“风化浃于邻境，河润及于京师”。于是又被“征为尚书兵部□□。……时高宗厌俗上仙，太后临朝称制。□国以之作难，三叔于是流言。淮海荆河，称兵啸聚。太后以汉数四七，时遘屯蒙。□中□二，事□□□，乃以公检校同州刺史。凶党克平，追复本职”。“高宗厌俗上仙”，是指唐高宗病逝，时在弘道元年(683)，也就是说，豆卢钦望在这一年被调入京任职于兵部，不久高宗就病逝了。“三叔于是流言，淮海荆河，称兵啸聚”等话，是指唐中宗即皇帝位不久，即被武则天罢废，睿宗继立，但政事皆决于武则天，因此徐敬业起兵于扬州。此事平定后不久，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先后起兵，又被成功镇压，时在垂拱四年(688)。武则天巩固了统治地位后，才将豆卢钦望从同州又调回洛阳重任旧职。不久，又升豆卢钦望为太仆卿。由于武则天长期居留洛阳，西京长安需要重臣留守，于是豆卢钦望又被任命为左千牛将军、西京留守。正当豆卢钦望春风得意之时，“公弟钦文以飞言得罪，窜于炎方，公坐出为婺州刺史”。豆卢钦文到底说什么话而被贬黜，碑文中没有明言，从当时的政治局势看，很可能与议论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有关。但是从豆卢钦望在此之前受到重用，并一再得到升迁的情况看，说明武则天对他还是信任有加的，果然“未几，除越州都督……入计拜太府卿，转鸿胪卿”。关于豆卢钦望任鸿胪卿之事，《旧唐书》本传有明确的记载，所谓“则天时累迁司宾卿”。司宾卿即鸿胪卿的改名。”[11]
　　碑文曰：“久之，迁中书令。”却没有记载何时升任此职。另据《旧唐书》本传载：“长寿二年，代宗秦客为内史。”内史即中书令的改名，在当时为宰相之职。接着碑文又说：“时中书令李昭德与公作对，昭德以罪下狱，公坐联事削级，左迁赵州刺史。”但是《旧唐书》本传的记载却与此不同，说“时李昭德亦为内史，执权用事，钦望与同时宰相韦巨源、陆元方、苏味道、杜景俭等并委曲从之。证圣元年，昭德坐事左迁涪陵尉，则天以钦望不能执正，又为司刑少卿皇甫文备奏钦望附会昭德，罔上附下，乃左迁钦望为赵州刺史”。其他几位宰相亦同时被贬黜。可见碑文所说的豆卢钦望与李昭德作对之事，纯属无稽之谈，不过是为墓主讳的手法而已。另据记载，此事发生在证圣元年(695)一月。[12]据《旧唐书》本传载：“其年，钦望入为司礼卿，迁秋官尚书，封芮国公。”《新唐书》本传却说：“入为司府卿，迁秋官尚书。”前面已经论到豆卢钦望早在任冀州刺史时，已经袭爵芮国公，故《旧唐书》本传所载有误。至于旧书记其从司礼卿任上迁秋官尚书与新书所记其从司府卿任上升任秋官尚书的矛盾，其实两书均存在讹误，《全唐文》卷242收有两篇制书，即《授豆卢钦望秋官尚书制》与《授豆卢钦望太府卿制》，其中后一篇制书云：“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礼卿、上柱国芮国公豆卢钦望，体业贞简，干能详备，历官中外，具闻政绩。象河惟月，太府国泉。繁要所钟，委任斯在，宜加荣擢，允兹公议。可太府卿，勋封如故。”可知豆卢钦望是先任的司礼卿，后任的太府卿(即司府卿)。再从前一篇制书来看，其是从太府卿的任上迁为秋官尚书的。新书之误在于不记其任司礼卿之事，旧书之误在于漏记了其任太府卿之事。还有一事需要说明，从上引旧书本传来看，豆卢钦望被贬赵州不满一年，便在证圣元年内又重新入朝任职，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另据碑文记载：“满岁，检校太常卿，制西京留守。公频总留事，委遇特深。……乃命公持节河北，宣明国典。……公以悬车之年，表请骸骨，不许，拜太府卿。帝以公久在枢衡，任遇斯重，春秋高矣，不宜复婆娑九列，乃迁刑部尚书。”这一段话除了省去了其任司礼卿之事外，将豆卢钦望罢相以来的历任情况基本上说得很清楚了，可见其在赵州任上整整一年，然后才调到长安任留守，后又出使河北，最后才得以回朝任官。旧书本传还存在一个较大的讹误，其记豆卢钦望在任秋官(刑部)尚书后，“出为河北道宣劳使”。而上引碑文却记其在西京留守任上出使的河北，然后才回到朝中任官，碑文所记为是。
　　《旧唐书》本传曰：“俄而庐陵王复为皇太子，以钦望为皇太子宫尹。圣历二年(699)，拜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寻授太子宾客，停知政事。”另据记载：圣历元年二月，“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豆卢钦望罢为太子宾客。”[13]可见豆卢钦望自太子宫尹拜相要早于圣历二年。据《资治通鉴》载：神功元年(697)八月，“以太子宫尹豆卢钦望为文昌右相、(同)凤阁鸾台三品。”[14]可见豆卢钦望先于神功元年八月拜相，圣历元年二月被罢为太子宾客，次年八月，他又与王及善一同再一次拜相。[15]然后又在久视元年(700)二月，被再度罢相，重任太子宾客。[16]故《旧唐书》本传的记载缺漏颇多。
　　此后的经历，其碑文记载较详，曰：“皇上践祉，以公宫端旧臣，加位特进，临轩策拜尚书左仆射、平章军国重事。……安国相王，帝之介弟，特电优异，制公兼长史。则天大圣皇后欑塗方启，仙座京邑。敕公摄太尉，都领山陵诸使事。……事毕，赐物千段，策拜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沉痼弥留，晦明逾积。时景龙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即长安颁政里之私第，春秋八十有六。”不过对这段记述还是要稍作详释的，另据《资治通鉴》载：中宗恢复帝位后，于神龙元年(705)五月，以“豆卢钦望为右仆射”。[17]而碑文却记载为“左仆射”，略有不同。关于豆卢钦望的此次任职，涉及到唐朝职官制度的变化问题，故后世评论颇多。如《唐会要》卷57《左右仆射》曰：“尚书左右仆射，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并是正宰相。初，豆卢钦望自开府仪同三司拜左仆射，既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至景云二年十月，韦安石除左仆射、东都留守，不带同一品(原文如此)。自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18]另据《资治通鉴》载：神龙元年六月癸亥，“命右仆射豆卢钦望，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19]可知上引《会要》所云：“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之语，是可靠的。《资治通鉴》卷209中宗景龙三年十一月条载：“甲戌，开府仪同三司、平章军国重事豆卢钦望薨。”胡三省注曰：“平章军国重事，盖自豆卢钦望始。”胡三省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据《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载：“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起于此。”所谓平章政事，就是共议军国重事的意思。据其碑文载：豆卢钦望在此之前，曾“长想归休，遂称疾笃”，而中宗将其视为“国之元老，时莫与贰”。上引《资治通鉴》也说：“有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可共平章。”可见唐中宗因其是所谓“宫端旧臣”，出于豆卢钦望年老多病的实际状况，才允许他在军国有大事的情况，可赴中书门下与其他宰相共同议决。[20]这一点与唐太宗当初任用李靖的情况完全相似，可知中宗不过是效仿太宗时旧制而已，如何能认为这一制度自豆卢钦望始呢?如果说“平章军国重事”这一名号始于豆卢钦望，则是可以的，但要说这一制度自豆卢钦望始，则万万不可。
　　需要指出的是，碑文所载的豆卢钦望在武则天死后，所任的“都领山陵诸使事”，是总管武则天葬事的重要职事，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大概由于其长期在武则天朝充任重要官职，且数度出任宰相，加之又总领武则天葬事，所以其死后才得以陪葬乾陵。
　　关于对豆卢钦望一生的评价，旧史多有论及，如《旧唐书》卷90史臣曰：“豆卢钦望、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无小善，登于大用，可谓具臣。”统观豆卢钦望一生，的确在关乎国计民生，军事大事方面无甚建树，其之所以能够数度拜相，与其采取的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密切相关。据载：“豆卢钦望，中宗即位，为尚书左仆射、知军国重事。钦望作相两朝，前后十余年，时张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专权骄纵，图为逆乱，钦望独谨其身，不能有所规正，以获讥于代。”[21]此外，豆卢钦望还善于猜测皇帝之心理，投其所好，以保其禄位。如在武则天统治时期，“豆卢钦望请京官九品已上输两月俸以赡军，转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遗王求礼谓钦望曰：‘明公禄厚，输之无伤；卑官贫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夺之乎?’钦望正色拒之。”[22]虽然此事最后由于反对者甚多而作罢，但豆卢钦望为政之不识大体于此可见一斑。另据记载：武则天死后，“帝(中宗)自居谅闇，令所司惟进仓米薄粥。豆卢钦望以帝素有气疾，请少加一姜桂。上表曰：‘……谨述先圣制礼，大行遗制，伏乞少进美膳，加以姜桂，即望圣体稍和，旧患渐损。’制不许。”[23]这些记载均说明豆卢钦望在讨好皇帝，保全爵禄方面，确有独到之处。但是，豆卢钦望在处理家族内部关系方面，却有值得称道之处，史载：“豆卢钦望作相两朝，不能有所规正，然于诸弟侄，当代称友爱。”[24]总之，豆卢钦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主要政治生涯正好处在高宗后期、武则天、唐中宗统治时期，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环境险恶，豆卢钦望虽然几起几落，但其家族及本人总算平安无恙，与他所实行的这一套处世方式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必过分责备古人。
　　三
　　豆卢家族在隋唐五代时期，可谓长期贵盛不衰，除了豆卢钦望数度拜相外，这个家族还有数人在不同时期也都充任过宰相。如豆卢瑑，据《旧唐书》本传载：“祖愿，父籍，皆以进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进士科。咸通末，累迁兵部员外郎，转户部郎中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正拜中书舍人。乾符中，累迁户部侍郎、学士承旨。六年，与史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及巢贼犯京师，从僖宗出开远门，为盗所制，乃匿于张直方之家，遇害。”可知豆卢瑑在唐僖宗时曾一度拜过相，黄巢义军攻陷长安后，被处死。故《新唐书》卷74《宰相世系表四下》所云：“豆卢氏宰相一人，钦望”的记载并不准确。关于其拜相时间，上引《旧唐书》本传与同书卷19《僖宗纪》均其乾符六年(879)拜相，然《资治通鉴》则记为乾符五年五月，[25]《新唐书》卷9《僖宗纪》所记与《通鉴》同。但《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却说：“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臣豆卢瑑、崔沆制，殿庭氛雾四塞；及百官班贺于政事堂，雨雹如凫卵，大风雷雨拔木。”与同书卷9《僖宗纪》所载相互矛盾，却与《旧唐书》所载完全相同，《册府元龟》卷74《帝王部·命相四》亦记为乾符六年，据此看来上引《通鉴》与《新唐书》均有讹误。
　　至五代后唐时期，这个家族中又有一个人充任过宰相，这就是豆卢瑑之弟豆卢瓒的儿子豆卢革。[26]关于豆卢革，新旧《五代史》皆有传，所谓“豆卢革，祖籍，同州刺史。父瓒，舒州刺史。革少值乱离，避地鄜、延，转入中山，王处直礼之，辟于幕下，有奏记之誉。……天祐末，庄宗将即位，讲求辅相，卢质以名家子举之，征拜行台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27]可见豆卢革之所以能在后唐庄宗时拜相，完全是凭借其家族门第高贵，但其学识及政治见解却很平平，史载：“革虽唐名族，而素不学问，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为尚书郎萧希甫驳正，革颇患之。”[28]其在后唐庄宗位居首相，[29]但却依附于枢密使郭崇韬，军国大事不敢自专，“崇韬权兼内外，谋猷规益，竭忠无隐，颇亦荐引人物，豆卢革受成而已，无所裁正。”[30]此外，豆卢革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史载：“革自为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炼气以求长生，尝呕血数日，几死。二人各以其子为拾遗，父子同省，人以为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说子为弘文馆学士，说以革子为集贤院学士。”[31]文中所说的“二人”，指豆卢革与另一宰相韦说。后唐明宗即皇帝位时，正值动乱之后，朝廷乏财，“百官俸钱皆折估，而革父子独受实钱；百官自五月给，而革父子自正月给；由是众论沸腾”。文中所谓“自五月给”，是百官的俸禄皆从天成元年(926)五月发给，而豆卢革父子却从这年正月发给，且全给现钱，并不折估，故舆论沸腾。加之，豆卢革看不起唐明宗武人出身，目不识丁，奏事于明宗前，“或时礼貌不尽恭”。[32]这样就为其被贬杀埋下了隐患，[33]不久后唐明宗借朝士奏弹豆卢革之机，下诏贬其为辰州刺史，随后又贬为费州司户，接着流放于陵州，天成二年，下诏赐死。关于豆卢革的家世、历官及所撰文章的存留等情况，已有人撰文研究，可以参阅，就不再多说了。[34]
　　由于豆卢家族自北朝以来社会地位颇高，属于所谓“虏姓”士族之一，因此多与皇室互通婚姻，而这种婚姻状态的存在，又进一步提高了其家族的地位与影响。现根据史籍及碑志的相关记载，将这个家族与隋唐两朝皇室的通婚情况考述如下：
　　据《隋书》卷68《豆卢宁传附豆卢通传》载：“开皇初，进爵南陈郡公，尚隋文帝妹昌乐长公主。”豆卢通为豆卢永恩之子，豆卢宽之父。另据《新唐书·豆卢钦望传》载：“祖宽，隋文帝外孙，为梁泉令。”豆卢宽既然为隋文帝外孙，则其母应为隋文帝之女，而不是其妹，由此可知，《新唐书》的这条记载是极不可靠的。
　　据《册府元龟》卷303《外戚部·褒宠》载：“豆卢勣为夏州总管，文帝以其家贵盛，勋效克彰，后为汉王谅纳其女为妃，恩遇弥厚。”汉王杨谅为隋文帝幼子，甚为其父所宠爱。
　　据《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载：“长沙公主，始封万春，下嫁豆卢宽子怀让。”长沙公主为唐高祖第六女，通常多称万春公主，如《唐会要》卷48《寺》载：“西明寺：延康坊，本隋越国公杨素宅。武德初，万春公主居住。”此万春公主即豆卢怀让妻。《旧唐书》卷90《豆卢钦望传》亦载：“祖宽，即隋文帝之甥也，大业末，为梁泉令。及高祖定关中，宽与郡守萧瑀率豪右赴京师，由是累授殿中监，仍诏其子怀让尚万春公主。”
　　《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载：“卫国公主，始封建平。下嫁豆卢建，又嫁杨说。薨贞元时。”《唐会要》卷6《公主》亦载：“建平，降豆卢建。后降杨说，封卫国。”卫国公主为唐玄宗第十三女。据《唐豆卢建墓志》载，其为豆卢怀让之曾孙，豆卢光祚之子，死于天宝三载(744年)三月，终年39岁。[35]故卫国公主改嫁杨说，最早应在其死后三年。
　　《唐会要》卷6《公主》：“长乐，降豆卢谌(湛)，改封宿国。”《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宿国公主，始封长乐。下嫁豆卢湛(谌)。”宿国公主为唐肃宗长女。
　　豆卢家族不仅有多人尚公主，而且也有女为皇帝妃嫔的，唐睿宗的贵妃豆卢氏便是其中的一人。1992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清理其墓葬时，出土了豆卢氏的墓志铭一方，为我们了解其家族及本人婚姻、生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据志文载：豆卢氏为豆卢仁业之孙女，豆卢钦肃之女，而豆卢钦望为其伯父。关于豆卢氏的生平，志文也有较详记载：其15岁入宫，为李旦孺人，李旦即皇帝后，被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志文还说：“先是，母后虐国，诸吕擅衡，嗷嗷谗口，肤谮日炽。妃顺下翊上，言逊身全，重安刘氏，实有力也。”所谓“母后”，当指武则天，所谓“诸吕”，当指武氏家族中人。“重安刘氏，实有力也”一句，指豆卢氏在保护、养育李唐子弟方面的诸多贡献。从志文的内容看，豆卢氏无子，但她却对唐玄宗李隆基与惠庄太子有养育之恩，所谓“敕令妃养惠庄太子为己子，惠庄孺稚始孩，覃讦在抱，幼抚长训，不忝前人”。惠庄太子李撝，为睿宗第二子，原名李成美。其母柳氏，掖庭宫人，可能由于其地位低下，才令豆卢氏抚养。李撝历任司农少卿、殿中监、右卫大将军、右金吾卫大将军、州刺史等职，初封恒王，改封衡阳郡王，睿宗即皇帝后，又封为申王。死于开元十二年(724)，册赠惠庄太子。豆卢氏对唐玄宗的抚养，是因为玄宗亲母早亡，志文说：“今上(玄宗)昔在幼年，太后弃代，妃在椒掖，时遇龙潜，累载左右，一心保辅”云云。正因为如此，所以玄宗即皇帝位后，对豆卢氏关怀备至，“增汤沭之邑，金帛盈服玩之用”。其病重弥留之际，“御医、中使相望不绝”。豆卢氏死于开元二十八年(740)，终年79岁。据志文又载，豆卢氏在中宗神龙初(705)，其伯父豆卢钦望，“因妃久处禁闱，特乞出内”。正因为如此，豆卢氏病逝时是在长安亲仁里家中，而不是在宫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豆卢氏出宫时，豆卢钦望时兼任安国相王(睿宗)府长史，很可能他利用这种关系请求放豆卢氏出宫，至于原因史书中未见记载，不得而知，很可能与其年老色衰，且无生子，不受宠爱有关。[36]
　　其实早在北朝时豆卢家族就与当时的皇室存在互通婚姻的关系，如北周时，豆卢勣之妹经周明帝批准，被齐王宇文宪纳为妃，“恩礼逾厚”。[37]豆卢家族正是由于与皇室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其家族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直到五代时期仍然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仔细考察便会发现，豆卢家族其实自唐后期以来，其家族中人入仕的途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再也未与皇室发生过婚姻关系。就前者的变化而言，就是由门荫入仕而一变为以科举入仕。如豆卢瑑，其祖父豆卢愿、父豆卢籍，“皆以进士擢第”。豆卢瑑本人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登进士科，其弟豆卢瓒、豆卢璨，“皆进士登第，累历清要”。[38]由此可见豆卢家族从早期的军戎起家，到而后的门资入仕，再到豆卢愿时，由于科举早就大行其道，士人以“登科”为荣，故豆卢家族亦走上科举之路。至于其家族中是否有人仍以门荫入仕者，可以说已经非常稀见了，后唐豆卢革，虽以名家子应召，官至宰辅，但是其却是通过入幕而进入仕途的。因此纵观豆卢家族，在整个中古时代最繁荣的时期的经历及其发展变化，使我们能够从中总结出这个时代家族史发展的一些脉络。
　　四
　　关于豆卢家族的世系情况，《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典籍皆有较详的记载，但是由于尚存在一些讹误和脱漏，故学界对此多有研究补正，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赵超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以下简称《集校》一书，[39]此书参考了历代典籍及劳格、沈炳震、罗振玉、岑仲勉、周绍良等诸家的研究成果，再辅之以出土的唐人墓志，比较详尽地考证了豆卢家族的世系情况，但是由于撰者所依据的墓志仅限于周绍良氏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一书中所收的资料，对于此书之外以及近年来新出的碑志资料极少采用，故有必要再作补充研究。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下》(以下简称新表)[40]载：“豆卢氏本姓慕容氏。燕王庾弟西平王运生尚书令、临泽敬侯制，制生右卫将军、北地愍王精，降后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赐以为氏。”而《集校》对此说提出了质疑。考《北史·豆卢宁传》，谓“其先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后也。……赐姓豆卢氏。或云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有云避难改焉。未详孰是。”因避难之说只存在于此书之中，故不采纳，而归义之说，《集校》中明确指出《后燕录·慕容宝传》：“精为慕容麟所杀，未尝降魏。”但《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四月条胡三省注云：“燕慕容精归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子孙以为氏。”且《豆卢逊墓志铭》也谓“辞燕入魏，既得姓”。[41]最后有关赐姓一说，《唐豆卢建墓志》中有“至后魏赐姓，蔚为公侯之家”之语。[42]然而《豆卢永恩碑文》却说：“尚书府君，改姓豆卢。”[43]这三说各有不同，究竟孰是孰非，真的很难遽下判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个家族出自鲜卑慕容氏，且进入北魏后才有豆卢之姓的获得，来自于豆卢丑与豆卢胜二人，这是史书和墓志均提到的，应该没有疑问。
　　据《新表》载：豆卢丑之孙为豆卢苌，其子豆卢永恩，永恩之子为卢豆通，通子为豆卢宽。《北史·豆卢宁传》：“高祖胜，以燕，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父苌，魏柔玄镇将，有威重，见称于时。武成中，以宁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涪郡公。”同书还载：“初宁未有子，养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赞，亲属皆请赞为嗣”云云。据此则豆卢苌为豆卢丑之曾孙，豆卢永恩则为豆卢宁之弟，此外豆卢宁还有一亲生子豆卢赞。然《集校》引罗振玉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补正》(简称《补正》)云：“案《元和姓纂》：丑曾孙苌。与《表》作丑孙苌差一代。然亦谓苌出于丑，非胜出也。至《北史·宁传》作宁弟永恩，非苌弟也。沈校非是。又证之《豆卢宽碑》言：曾祖苌，魏少保，柱国、□□□公。祖永恩，魏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侍中、□州刺史，周鄯、利、沙、文四州刺史。父通，周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袭沃野县公。(《豆卢逊墓志》：曾祖通，洪州总管、沃野公，谥曰安。)所叙世次与《表》正合。但失书三人官爵，当据《碑》补之。”据此则《新表》在以上数人的世系上并不存在讹误，但其漏记了豆卢宁及其子孙，应该补充进去。豆卢宁之养子豆卢勣共有三子，据《资治通鉴》卷180隋文帝仁寿四年八月条载：“(杨)谅之初起兵也，妃兄豆卢毓为府主簿，苦谏，不从，私谓其弟懿曰：……。毓，勣之子也。毓兄显州刺史贤言于帝曰：……，”云云。则豆卢勣三子分别是贤、毓、懿。毓、懿二人死于杨谅之乱，豆卢贤的生平情况不详。关于其后世情况，据《册府元龟》卷130《帝王部·延赏一》载：唐高宗永徽三年(652)颁诏曰：“隋仪同三司豆卢毓，……其子孙令所司量材叙用”云云。可知豆卢毓有子孙，但子孙为谁?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关于豆卢宽的子孙，《新表》云：宽子豆卢承业、豆卢怀让。《集校》引《补正》云：又，“《豆卢宽碑》：长子□州刺史、上柱国、芮国公仁业，次子右卫将军、上柱国、蠡吾县开国公承基等。《表》作承业，乃后来避玄宗讳追改。”据此可知豆卢宽之子为豆卢仁业、豆卢承基、豆卢怀让三人。
　　还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据《□□□□州大都督参军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载：其夫人为“仆射豆卢钦望之妹，□县令怀素之女。”[44]豆卢钦望为豆卢仁业之子，史有明文，而不可能是怀素之子，故此处所谓的“豆卢钦望之妹”，当是其同宗之妹，而不是亲妹。那么这里所提到的这个名叫豆卢怀素的人是否是豆卢宽之子呢?应该不是，因为《豆卢宽碑》将其诸子一一提及，却根本就没有怀素之名。从上引墓志的内容来看，这个豆卢怀素的辈分与豆卢仁业等同，却又不是豆卢宽之子，当是豆卢宽兄弟之子，只是其父名暂时尚无法考知。
　　关于豆卢仁业的子孙情况，《新表》在承业之下列有其三子，即钦望、钦爽、钦肃，而《旧唐书·豆卢钦望传》云：“父仁业，高宗时为左卫将军。”可知承业乃仁业之误。前面已经提到的《豆卢钦望碑》中有这样的字句：“公弟钦文以飞言得罪，窜于炎方，公坐出为婺州刺史”云云，掘此可知豆卢仁业还有一子为豆卢钦文。至于钦爽，《元和姓纂》作钦奭，当以《新表》为是。钦肃，为唐睿宗的贵妃豆卢氏之父，《唐故贵妃豆卢氏志铭》载：“洎唐之崇，降生定公，定公即妃之烈曾也，皇礼部尚书、光禄大夫，赠特进、并州大都督，讳宽。敬公，大父也，皇右武卫大将军、赠太子少保、讳仁业。汾州王，考也，皇并州晋阳县令，赠汾州刺史，讳钦肃。”[45]这条记载可补《新表》关于钦肃官职之阙漏。豆卢钦望之子，据《新表》载为豆卢灵昭，任宣州刺史。而《集校》另补了豆卢衍一人，且为钦望长子，说明豆卢衍应为灵昭之兄，但袭爵者却为灵昭，故推测豆卢衍或已早亡。豆卢灵昭之子据《新表》载，即豆卢器，任桑泉令。豆卢器生豆卢鹗，鹗生豆卢署，任河南少尹。署生二子，长曰豆卢耆，修武主簿；次曰豆卢求，虔州参军。豆卢钦爽之子不详，其有三孙，即豆卢参，任右卫将军；豆卢回，京兆少尹；豆卢友，万年令。《新表》还载豆卢钦爽有一四世孙豆卢籍，任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旧五代史·豆卢革传》载：“祖籍，同州刺史。父瓒，舒州刺史”。《旧唐书·豆卢瑑传》载：“祖愿，父籍，皆以进士擢第。……弟瓒、璨，皆进士登第，累历清要。瓒子革，中兴位亦至宰辅。”这里所谓的中兴，便是指五代后唐的建立。关于豆卢革之子，据上引《旧五代史》载，其有一子名豆卢升。
　　关于豆卢怀让子孙的情况，《新表》载其子为豆卢贞松，任宗正卿，封中山公。贞松之子豆卢光祚，光祚之子为豆卢建。然据《集校》引《豆卢逊墓志》云：“逊字贞顺。曾祖通，祖宽。父怀让，驸马都尉、卫尉少卿。君则卫尉之第三子也。”据此可知《新表》漏记了豆卢逊(贞顺)。既然知道豆卢逊为怀让的第三子，其中豆卢贞松已见《新表》，另一子则不可考也。《豆卢建墓志》载：“曾祖皇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府卿、驸马都尉、上柱国、芮国公怀让，曾祖母皇长沙公主；祖皇金紫光禄大夫、宗正卿、上柱国、邠国公贞松，祖母皇邠国夫人窦氏；父皇正议大夫、丹延坊三州刺史、上柱国、开国公光祚，母皇万泉县主薛氏；外祖皇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附马都尉、上柱国绍，外祖母皇镇国太平公主。”[46]由此可见，《新表》所载豆卢怀让至豆卢建世系完全正确，只是他们所任的官爵多有缺漏，而这篇墓志所载正好可补这方面的不足。关于豆卢建的官爵，《新表》阙载，其墓志却有详细的记载，云：“遂下诏拜驸马都尉，尚建平公主，加银青光禄大夫、授太仆卿，袭中山公。”从墓志记载看，豆卢建无子。其实豆卢光祚之子并不仅限于豆卢建一人，另据《唐故张府君墓志故夫人豆卢氏墓志铭》：“夫人曾祖光祚，皇丹、延二州刺史，祖雄，皇司农卿，赠左散骑常侍。”其父“御史中丞、忻王傅、豆卢公讳靖”。[47]证明光祚另有一子曰豆卢雄，雄子为豆卢靖。
　　据《新表》豆卢通还有一孙豆卢方则，其父之名史籍缺载，暂时空缺。《新表》还记载说：方则之子为玄俨、玄俨之子为至静。《集校》引《元和姓纂四校记》云：《姓纂》作“通孙方则生楷，楷生元俨，元俨生志静”。又据《□唐故岐王府祭酒崔公豆卢夫人墓志铭并序》载：“故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卫尉、鸿胪三卿，郢城郡开国公楷，夫人大王父也。祖玄俨，集、□二郡太守，上柱国。父志静，大中大夫、坊、延二郡太守，袭郢城公。”[48]可见《姓纂》所载更加准确，《新表》脱漏了豆卢楷一代，且至静应为志静。
　　至于豆卢丑之弟豆卢胜的世系情况，《新表》有较详记述，《集校》引《元和姓纂四校记》已经进行了校证，但其所校仅引据了《元和姓纂》一书，与《新表》迥异，且无其他史料作为佐证，可信程度如何，无法核实，故一仍《新表》之旧，不加改动。
　　注释：
　　[1]孙迟：《唐豆卢仁业碑》，《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罗宁丽：《唐豆卢建墓志考》，《碑林集刊》第4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刘国宾：《豆卢革生平蠡测》，《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冉万里、倪丽烨：《唐故贵妃豆卢氏志铭考释》，《文博》2003年第2期。
　　[2]见《全唐文补遗》第7辑，页30～32，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下引录其碑文，均见于此，不再另注出处。
　　[3]《新唐书》卷74，中华书局，1975年，页3179。
　　[4]《唐故贵妃豆卢氏志铭考释》《文博》2003年第2期，页57。
　　[5]《唐豆卢建墓志考》《碑林集刊》第4辑，104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
　　[6]《大唐豆卢府君(望)之碑》《全唐文补遗》第7辑，页32，三秦出版社,2000年。
　　[7]以上均见《北史》卷93《慕容廆传》，页3067，中华书局，1974年。
　　[8]《晋书》卷108《慕容廆载记》，页2806，中华书局，1974年。
　　[9]《北史》卷93《慕容廆传》，页3069。
　　[10]《资治通鉴》卷20l高宗龙朔三年八月，页6336，中华书局，1956年。
　　[11]《新唐书》卷48《百官志三》(1258页)：鸿胪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宾寺”。中华书局，1975年。
　　[12]《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页124，中华书局，1975年。
　　[13]《资治通鉴》卷206，中华书局，1956年，页6526。
　　[14]《资治通鉴》卷206，中华书局，1956年，页6522。
　　[15]《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页128。
　　[16]《资治通鉴》卷206，中华书局，1956年，页6545。
　　[17]《资治通鉴》卷208，中华书局，1956年，页6593。
　　[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1161。又《资治通鉴》卷213玄宗开元十七年五月条胡三省注，《大唐新语》卷10等，均有与之大体相同的评述。
　　[19]《资治通鉴》卷208，页6594。
　　[20]关于李靖所任这个职事的意义，张国刚早有论述，见其著《唐代官制》，页4，三秦出版社，1987年。
　　[21]《册府元龟》卷335《宰辅部·自全》，页3956，中华书局，1960年。
　　[22]《资治通鉴》卷205则天皇后延载元年八月，中华书局，1960年，页6495。
　　[23]《册府元龟》卷27《帝王部·孝德》，中华书局，1960年，页298。
　　[24]《册府元龟》卷852《总录部·友悌二》，中华书局，1960年，页10130。
　　[25]《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乾符五年五月，中华书局，1956年，8206页。
　　[26]《旧唐书》卷177《豆卢瑑》载：“弟瓒、璨，皆进士登第，累历清要。瓒子革，中兴位亦至宰辅”，页4619。
　　[27]《旧五代史》卷67《豆卢革传》，页883，中华书局，1976年。
　　[28]《新五代史》卷28《豆卢革传》，页301，中华书局，1974年。
　　[29]《资治通鉴》卷273唐庄宗同光二年正月条载：“孔谦复言于郭崇韬曰：‘首座相公万相事繁，居第且远，租庸簿书多留滞，宜更图之。”胡三省注：“豆卢革时为首相，故称之为首座相公”，页8911。
　　[30]《资治通鉴》卷272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页8902。
　　[31]《新五代史》卷28《豆卢革传》，页302。
　　[32]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273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七月，页8990～8991。
　　[33]《资治通鉴》卷275胡注曰：“唐明宗起于行伍而为天子，常疑宰相轻己。豆卢革、韦说之死，犹曰自取”云云，页9006。
　　[34]刘国宾：《豆卢革生平蠡测》，《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页18～15。
　　[35]《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1册，页125，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36]以上所引志文，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37]《隋书》卷39《豆卢勣传》，页1155，中华书局，1973年。
　　[38]《旧唐书》卷177《豆卢瑑传》，页4619。
　　[39]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页752～760，中华书局，1998年版。凡引此书之文，出处均见于此，不再另注。
　　[40]《新唐书》卷74下，页3179，中华书局，1975年。以下凡引此书史料，出处均见于此，不再另注。  
　　[41]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页298～29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2]同[5]。
　　[43]庾信撰，倪璠注释：《庾子山集注》卷14《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太子少保豆卢公神道碑》，页923，中华书局，1980年。
　　[4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页58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5]同[4]
　　[46]同[5]。
　　[47]《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页904～90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8]《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页59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