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曾称臣于突厥吗
惠焕章，杨婧
关于突厥的源族，民族史专家林干教授在《突厥史》中反复考证，认为“突厥是属于铁勒的族系，是铁勒族的一支。”突厥兴起于六世纪中叶，以狼为图腾，北齐、北周时期渐趋强大，建立了“控弦数十万”的军队。隋初，突厥贵族分裂为东西两部，隋文帝出兵讨伐，迫使东突厥纳贡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战乱，东西突厥趁机振兴，—跃成为雄踞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力量。“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可见，李渊反隋的力量并不十分充足，曾以“财帛金宝入突厥”，作为借兵的交换条件。
由于存在着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故始毕可汗不断欺凌唐朝：“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为此，贞观四年李靖大破颉利后，唐太宗得意忘形地说：“太上皇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但挖掘史实，李渊曾真的向突厥俯首称臣了吗?史学界对此持有不同的两种观点。
史学家们的第一种观点认为：从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晋阳起兵与突蹶议和，到唐武德四年四月双方交恶，前后将近四年时间，李渊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三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别称臣纳贡。新、旧《唐书》、《贞观政要》、《大唐新语》等书，均有李渊曾“称臣于突厥”的记载。由于李渊起兵力量不足，于是用“财帛金宝入突厥”以求借兵，突厥可汗“始毕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李渊借用胡骑2000以作援兵，这是李渊称臣于突厥的主要原因。又载武德二年二月，始毕可汗去世，“高祖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住往吊处罗，赙物三万段。”诏“百官”吊丧的隆重仪式是表示以国君之礼所行的葬礼，而以丝织品三万段慰问继承嗣位的处罗可汗，这无疑是变相的纳贡称臣的体现。武德三年六月，处罗可汗率军助秦王世民攻伐刘武周，“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不能制”，实际上是不敢制，这是高祖称臣于突厥的一个有力的证明，而同年秋，处罗可汗死，高祖仍然“罢朝”致哀，“诏百官就馆吊其使”。颉利可汗继承父兄之业，兵强马壮，屡次侵犯唐朝，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言辞悖傲，求请无厌。可见，颉利可汗一点也不把唐朝放在眼里，所谓的“言辞悖傲”，更多的则是流露出他想君临中原的野心。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也论道：“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以于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
历史学者牛致功先生经考证认为李渊面对突厥强大的势力，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手段，并非真正臣服于突厥。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人进逼太原，李渊加紧守备，命裴寂、刘文静严守诸城门，同时又令将城门大开，自己率少数兵力埋伏北门附近，采取了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空城计。突厥可汗摸不清虚实，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主动撤兵。太原虽然解围了，但怎样才能使突厥不再进攻太原呢?为此，李渊决定要使突厥为其所利用，他立即向突厥可汗写信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总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臣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
在给突厥可汗的信封上，李渊“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请改启为书，认为“突厥不论文字，惟重货财，愿加厚遗。”李渊笑道：“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便于万人之上。’且‘启’之一字，未值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此非卿等所及。”最终，李渊还是用了“启”字。“启”有以下对上的意思，“下之达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状，三曰笺，四曰启，五曰辞，六曰牒。”很显然，“启”在以下对上的文书中并非最高的级别，可见，李渊并没有把突厥可汗视为至尊的地位。
关于此种观点，一位研究唐史很有成就的学者李树桐先生撰有专文，李先生认为：“当唐高祖起义于太原时，雄踞大漠南北的突厥，乘机南侵，抄袭太原。幸高祖早有防备，突厥不得逞而退。高祖起义的目的在于入关代隋，深恐西行之时，突厥再袭其后，遂乘突厥刚退，立即自手疏于突厥始毕可汗书……始毕可汗得书后，认为是大好机会，答复高祖表示愿意拥护他做天子，实际上就是想逼他称臣。始毕可汗复高祖书时，并说如果他答应了，即派达官往取进止，意思所指，就是要送狼头来行册封的礼节，但是高祖力排臣下的意见，决不接受突厥所给天子的名义，也就是决不肯向突厥称臣。经和他的长子建成及大臣等一再商议，决定将废隋炀帝而立代王以及更换旗帜等事通知突厥。接着就于六月十四日建立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而不称天子，也就是以实际行动来答复突厥。”由此可知，李渊给始毕可汗信的内容及格式，都表明李渊没有奉始毕可汗为至尊。对于突厥提出的条件，李渊并没有接受，而是采取巧妙的策略迎和突厥，更没有对始毕可汗惟命是从。
李渊为了不使突厥南进，使用以下对上的词语，大大减少了他的后顾之忧。李渊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对突厥拉拢、利用，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至于李渊曾“称臣于突厥”的史书记载，应慎重分析研究。当时唐王朝初建，反对者还林立全国，李渊只有先稳住突厥，才能有精力大举讨伐反对者。李渊不惜用“金宝财帛”收买突厥，不惜用“隆重仪式”博取突厥的信任，这只是一种“卑辞推奖以骄其志”的破敌手段，用以麻痹突厥。如果因此为据说李渊“称臣于突厥”显然是很不公平的。况且，到了武德四年四月，窦建德被擒，王世充出降等一系列国内政局平稳后，国力也日渐强盛，双方军队在雁门首次发生冲突，“优容”政策也就渐趋消失了，李渊迫不及待地向突厥采取攻势。如果李渊有向突厥臣服的倾向，又何必去破坏所谓的“和平”呢?
由此说来，李渊到底有没有对突厥俯首称臣呢?还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历史学界对此争论不休，却仍然没有得出一个恰似标准的答案来，那么，就让它作为一个难以破译的秘密徘徊于人们的思想中，有待史学界的进一步破解。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