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皇后为何被称为“后宫楷模”
惠焕章，杨婧
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是古代后妃中的佼佼者，她贤德且英明，甚得世人好评，也深得太宗的宠爱。《新唐书·后妃传》记载：“后喜图传，视古善恶以自鉴，矜尚礼法。”仅此三句话，便让一个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形象栩栩如生。
长孙氏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长孙晟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母亲是隋朝扬州刺史高敬德之女，她自幼聪明伶俐，相貌俊美随着年龄的渐长，方圆几十里都知道右骁卫将军的女儿貌美如仙，才思聪颖，所以上门提亲的人一个接一个。可长孙家为了找一个能与长孙氏天生一对、地配一双的如意郎君，真是费了一番脑筋。长孙氏的伯父长孙炽是北周的一位著名学者，他对当时盛传的北周武帝的外甥女窦氏生来奇特、自小见识超常的印象特别深刻。于是长孙一家托人四处打听，听说窦氏的次子李世民文武双全，姿貌非凡，年龄也与长孙氏相若，便请人倒提媒。李渊早就听说长孙晟的女儿非同一般，自然满心欢喜地答应。长孙氏就是这样嫁给了李世民，后来凭借她的贤德和宽宏豁达的处事方式，使李世民在打天下、坐天下的斗争中如虎添翼，这一桩美满的婚姻也成为历史的美谈。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五月，李渊做了大唐王朝皇帝，册封李世民为秦王，长孙氏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秦王妃。平和幸福的王妃生活没过几年，便出现了许多麻烦和苦涩。由于李世民与两兄弟之间明争暗斗，关系日益恶化，无形之中让她成为诸妯娌诽谤的对象。要在夹缝中站住脚十分困难，可长孙氏“内尽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猜。”在妯娌之间，她以贤德感人，凡事忍让几分，从不顶撞，不怕吃亏，尊敬顺从她们，尽量让她们挑不出刺儿，找不到借口，以消除猜忌。对李渊更是竭力尽孝，使他感受到儿女的亲情温暖，李渊从心底喜欢、信任这个贤惠的儿媳，也为李世民争取到一份父子的亲情。
玄武门兵变终于不可调和地要发生了，兄弟之间真刀真枪地干起来时，她一反软弱顺从的性格，勇敢地赶到那战云密布、令人不寒而栗的玄武门内，亲自慰勉将士。她有胆识，临阵不惧，使得“士皆感奋”。玄武门政变以秦王的胜利而告终，李世民以他的胆略、残忍和盖人的才智成了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夫贵妻荣，长孙氏也由秦王妃被封为皇后。
皇后的地位仅仅在天子之下，身份的尊贵可想而知，但长孙氏为人却极为顺和贤惠，从不以皇后身份的尊贵凌驾于他人之上。她对妃嫔，甚至宫女体贴入微，当她们生病时，长孙皇后总是亲自探望，把自己的好药、食物送给她们，使之尽快痊愈。对太宗的孩子，不论是嫡出庶出，长孙皇后都待如己出，爱护有加。所以，“宫中无不爱戴”，整个后宫充满了欢声笑语，让太宗每每下朝回宫，心情都十分舒畅。
长孙皇后对朝廷上的事，从不过问，与太宗私下闲淡时，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可一旦太宗与她提到朝政，她就不肯发言。但遇到太宗做出不明智之事，有损江山社稷时，她总是苦苦规劝，发挥其贤内助作用。太宗上朝时，有魏征这样的忠臣进谏，下朝后，又有长孙皇后好言相劝，才使得他勤政爱民，办事合情合理，深得人民的拥护，以至出现“贞观之治”的繁盛局面。
史书上称赞长孙皇后“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当然，这种高度的褒奖是于史有据的。她力据保护魏征的事例，就是最好的佐证。
据说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满脸怒容地吼道：“到时候，我一定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大吃一惊，却故意笑着问要杀谁。太宗余怒未消，恨恨地说道：“魏征这个老东西，经常在朝堂上不给我面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让我难堪，真是可恨!”长孙皇后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默默退出，回到寝宫，穿上只有在册封、庆典或朝会仪式上穿的朝服，连声向太宗道贺，一时搞得唐太宗如坠云雾。长孙皇后深深一拜，对太宗说：“我听说皇帝圣明了，大臣才敢勇于直谏，魏征之所以直言敢谏，正是皇上贤明的缘故啊!有这样的君与臣，实在国家之幸，百姓之福，我怎能不祝贺呢?”
长孙皇后用她诡辩的语言劝诫唐太宗，使得这几句话相当有策略，即肯定了魏征的刚正，又颂扬了太宗的英明。唐太宗听后茅塞顿开，转怒为喜，对魏征的怨愤都转为内心的敬佩。
长孙皇后还有一个值得人敬仰的地方就是不贪权也不贪财。当她听说太宗要给她的兄长长孙无忌加官时，她深感不安，立刻召见自己的哥哥，叫他要求降职。在长孙无忌的苦苦请求下，唐太宗不得不降了他的职务，长孙皇后这才“喜见颜间”。又对唐太宗列举了许多古代外戚专权的事例，要太宗引以为戒，应抑制外戚，任人唯贤。事实上，唐太宗委长孙无忌以重任并不是任人唯亲，而是长孙无忌在太宗创天下的过程中，出谋划策，功劳居最。但是，从长孙皇后不愿意因为自己是皇后就使亲人手揽大权这一思想来看，的确是值得颂扬的。
在平时生活中，长孙皇后崇尚节俭，吃饭穿衣都很平常，从不铺张浪费。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向皇后奏说，太子的衣、食、住、行方面的器具不够排场，希望能多给太子一些器用之物。长孙皇后严肃批评她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她劝告遂安夫人应多引导太子注意节俭，而不是替他要东西。
令人遗憾的是，长孙皇后一直患有哮喘病，至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旧病复发，全国各地名医都为她诊断过，可病情仍不见好转。太子承乾见母后危在旦夕，于是便奏请太宗大赦天 下，认为做点善事，或许神仙能够保佑母亲早日康复。长孙皇后坚决不答应，她说：“大赦天下有关国家大政，怎能因我一个人，而破坏国家大法呢?皇上若真那么做，我只求速死。”唐太宗无可奈何，只能答应了她，自己却感动地流下热泪。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她预感到死神在向她招手，但觉得还有许多事情放心不下，于是派人请来太宗，在弥留之际为太宗荐忠臣，进良谏，还特别嘱咐太宗对她“俭薄送终”，“愿因山为垅，无地坟，无用棺椁，器以瓦木，约费送终。”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十月，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享年只有36岁，葬于昭陵。
长孙皇后英年而亡，朝野无不悲恸，唐太宗更是“哀不可已已”，含着眼泪为长孙皇后的遗著《女则》撰写了序文，对她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并寄予深深的哀思。甚至派人在禁苑中建起一座高高的台观，只要想念皇后，就登上高台朝西北眺望昭陵。
上元中，依据她一生的品行，加谥号为“文德”。
纵观长孙皇后一生的所作所为，称赞她是“帝王良佐，后宫楷模”一点也不过分，她无愧于唐太宗对她的哀思与怀念，也无愧于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敬仰和颂扬。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