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俑兵器时代问题
张占民
秦俑坑数万件青铜兵器究竟是过时的兵器，还是秦国兵器实际装备的反映?目前学术界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1)。笔者以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对秦国铁兵器和秦军装备水平的认识，而且关系到秦文化的研究，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
正确分析秦国铁兵器发展水平是讨论秦俑兵器时代问题的前提。目前一种意见认为：“秦在战国末期冶、铸制造铁兵器的水平决不低于其它各国。”不过以笔者之浅见，秦国铁器冶铸水平与楚、燕、韩等国相比显然是落后的。
从文献材料不难看出秦国的铁兵器是比较落后的。《史记》记载，秦昭王曾为秦国铁兵器落后而发出深切的感叹：“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吾恐楚之图秦也。”(2)《荀子议兵》篇亦曰(楚)宛钷铁釶，惨如蜂虿”(3)，说明楚之铁剑、铁矛曾闻名天下。韩国之剑戟也是久负盛名。“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常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4)其剑可以斩铁幕想必一定有钢剑了。小小的中山国也是“衣铁甲，操铁杖以战。”(5)而赫赫秦国居然没有一种“王牌”铁兵名载史册。如果这些文献记载的各国铁兵器状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不妨再看考古材料。
考古发现秦国的铁兵器往往都是战国末年或秦统一之后。凤翔高庄秦墓出土的五柄长剑，“形制相同，尖锋、两面刃、体很长，扁平茎、无首。标本M21.1，通长105、茎长21、剑身宽3.2厘米，出土时剑身有木鞘朽痕。”(6)值得注意的是五柄长剑大都出在第五期墓葬内，且伴随有半两钱出土。雍城考古队的同志将第五期墓的时代定在“秦代(即统一时期)”(7)无疑是正确。据此，铁剑的年代也只能在秦统一前后。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庄二期、三期、四期墓葬内往往发现的都是青铜兵器，并伴随有其它铜器，铁器甚少，铁兵器一件也没有。而“第二期为战国早期，第三期为战国中期，第四期为战国晚期。”(8)战国早、中、晚期墓葬内不见铁兵器，只有统一前后的墓葬内才出现铁兵器。所以高庄秦墓青铜兵器与铁兵器的先后年代已是十分清楚了。凤翔八旗屯战国早期、中期的秦墓只有青铜兵器，也不见铁兵器，凤翔西村战国墓同样不见铁兵器(9)。还有秦俑坑和秦始皇陵园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秦俑坑数万件兵器中，铁兵器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件。一号坑出土铁矛一件，铁镞一件，铁铤铜镞一件，铁錞一件，铁殳一件，二号坑出土两件铁铤铜镞。这些铁兵器的年代多在战国末期，即秦始皇即位之后到统一之前这一时期内，显然较凤翔高庄铁剑年代略早一点。秦始皇陵园的一些遗址中，也曾发现有残铁剑3件，铁矛一件，铁铤铜镞数件。不过陵园遗址铁兵器年代多在统一前后。还有宜昌前坪发现的铁剑，临潼下刘村发现的铁戟以及其它地方发现的几件铁兵，年代大体都在统一前后。上述铁兵大多数属统一前后，战国末期铁兵数量甚少。然而楚、燕、韩等国铁兵器呈现的面貌则大不相同。目前已知最早的铁兵器发现于楚国，如长沙杨家山65号墓出土的钢剑，长38.4、宽2.6厘米，剑格为钢质。金相检验结果，为含炭量50％左右的中炭钢(10)，属于春秋晚期钢剑。这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钢剑。还有淅川10号墓出土的玉茎铁剑，也属于春秋晚期(11)。而战国时期的铁剑、铁矛、铁戈在楚国各地出土的不下三、四十件(12)。燕国的战国时期钢铁兵器发现也是首屈一指。易县燕下都21号遗址发现战国铁矛、铁鐏。燕下都22号遗址及44号墓出土了数十件战国晚期的钢铁兵器，有钢剑15柄，铁矛19柄，铁戟12柄，铁刀13柄，铁匕首4柄，铁胄1件，还有铁椎及铁铤铜镞和铁镞。其中几件剑、戈、矛、属于块炼渗炭钢，韩国也有不少战国时期铁兵器出土。登封告成镇铸铁遗址还发现铸造铁矛、铁箭杆的铸范。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楚、燕、韩等国的钢铁兵器比秦国铁兵器时代早，种类杂，数量多。而秦国铁兵器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总之，不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材料都充分说明了秦国铁兵器落后于楚、燕、韩等诸侯国。
二
传统的观点多以为战国时期铁兵器已成为军队装备的主体，因而面对秦俑坑数以万计的青铜兵器，有的先生指出：“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的秦国军队，不使用当时先进的铁制武器，却手执已经过时的青铜武器，不论是用‘发展不平衡’，还是别的什么理由，都说不过去的。”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相关的考古材料，就不难看出秦俑坑青铜兵器的装备正是历史的写照。
首先分析一下铁器发达的楚国铁兵器使用程度。虽然楚国战国时期铁兵器发现了数十件，但并不等于铁兵器普遍用于实战。上述楚国杨家山钢剑，淅川玉茎铁剑，不论从形制、长度等方面考察，显然不是实战的兵器，充其量不过是显示身份的礼兵器。即是战国时期，楚国用于实战的铁兵器也是微乎甚微。如长沙二百余座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士兵器182件，铁兵器仅有八件(13)。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518件兵器，甚至一件铁兵器都没有，仅有极少数铜镞的尾部为铁质(14)。其它地区楚墓出土兵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据此可知，战国时期的楚军似乎以青铜兵器为基本装备。铁器发达的楚国尚且如此，铁兵器落后的秦国以青铜兵器装备军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再从秦国兵器铸造史的角度考察。从秦国题铭兵器可知，从始皇三年，直至始皇二十七年，不论是中央政府铸造机构，还是地方政府铸造机构，所铸兵器均为青铜兵器。二十七年以后，中央政府所铸兵器仍然是青铜质地，如三十三年诏事戈就是例证。二世元年，出自栎阳工师的李斯戈亦为青铜质地。十分清楚，自战国晚期至秦代，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署铸造的兵器基本上都是青铜兵器。所以，秦俑坑配备的兵器也只能是青铜兵器而已。
还可以从当时实际战争中分析秦军的兵器装备问题。广州罗岗发现的十四年属邦戈(15)，长沙左家塘发现的四年吕不韦戈，湖南岳阳曾发现二十年寺工矛(16)，江西遂川发现现廿二年临汾守戈(17)，这些兵器都是青铜质地，而且一般认为这些兵器属于伐南越的秦人遗物。再如内蒙发现的属邦戟，辽宁发现的李斯戟(18)，当是秦人北守长城期间遗留下来的兵器。可见秦统一之后所进行南伐南越，北守匈奴的一系列战争中仍然使用的是青铜兵器。而且这批兵器的铸造年代与秦俑坑兵器年代基本吻合。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直接反映了秦军以青铜兵器为装备的历史事实。
三
秦代铁兵器之所以不发达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分不开的，兵器发展进程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般说来每当战争频繁时期也是兵器大发展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促进了兵器的发展。譬如春秋战国时期，既是一个动乱的阶段，也是各种冷兵器大发展时期。而秦统一之后，相对地说来战争不是那么频繁，所以对兵器的需要也就不显得那样迫切了。“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铂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19)与此同时也取消了地方兵器铸造机构，原有的中央兵器铸造机构也有所减少。这些措施都充分反映了秦统治集团对兵器铸造的认识有所改变，手工业生产由先前以兵器铸造为主体而转变为生产宫廷奢侈器、陵园陪葬品、宫廷建筑品、生产工具为主要对象，兵器降为次等对象。因此，尽管战国末期已出现了不少钢铁兵器，但在秦代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铁兵器不可能取得较大的发展。
秦代铁兵器之所以不发达，也与当时的冶炼技术有关。钢铁兵器的生产涉及到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从生铁的冶炼到钢剑的加工，都要求一定的设备和技术水平。人们知道，铁的冶炼比铜冶炼要难得多。纯铜的熔点只要1083℃即可，而铁的熔点至少要1300℃以上。这就需要一定水平的炼铁炉及鼓风设备。由于当时解决不了炉内的耐火材料问题，炉的寿命往往是极短的。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铁器的批量生产。只有到了汉代才发现有炼铁炉，为铁器的大量冶铸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再说钢铁兵器的加工工艺比铸造一件铁工具复杂的多。往往先要作出大形，经过反复锻打淬火才能铸造一件铁兵器，汉简中每每提到“三十炼剑”“五十炼剑”意思是经过三十次五十次淬火处理工序，山东出土的东汉题铭钢刀，其铭曰：“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炼大刀”也是这个意思。可见一把钢剑的制作绝非一日之功，不象制作铁工具和铜兵器那样可以批量生产。所以“三十炼钢剑”，“五十炼钢剑”往往出现于东汉时期。总之，由于冶炼技术、设备等问题，钢铁兵器由出现到批量生产务必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所以虽然战国晚期已出现了少量的钢铁兵器，但并不等于当时的军队已经装备钢铁兵器了，既是汉初铁兵器也是非常稀少、非常珍贵的。这里因为“钢铁冶炼工艺由块炼铁锻打渗碳成钢发展到初期阶段的百炼钢，再发展到以炒钢料锻打的百炼钢，直到出现杂炼生鍒的灌钢工艺，是从战国到西汉初，再经东汉及至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逐步完成的，”(20)所以钢铁兵器代替青铜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抵战国秦都是以铜兵器为主，铁兵器为辅，西汉还是铁兵与铜兵并用时期，但渐以铁兵为主，铜兵为辅，东汉以后铁兵器才完全取代青铜兵器。”(21)
注解：
(1)一种意见认为秦俑坑青铜兵器正反映了秦军的装备实际。见秦鸣：《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文博》1985年第l期。张占民、何欣云：《秦俑坑年代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第l期。一种意见认为秦俑坑兵器是过时的兵器，见林剑鸣：《秦俑之谜》《文博》1985年第1期。
(2)《史记·范雎列传》。
(3)《荀子·议兵》。
(4)《史记·苏秦列传》。
(5)《吕氏春秋·贵卒》。
(6)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l期。
(7)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l期。
(8)雍城考古队，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l期。
(9)李自智、尚志儒：《陕西凤翔西村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10)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11)河南省丹江库区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10期。
(12)黄展岳：《试论楚国铁器》《湖南考古辑刊》。
(13)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6年1期。
(14)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水山楚墓》。
(1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罗岗秦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8期。
(16)岳阳市文物管理所：《岳阳市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湖南考古辑刊》2。
(17)江西省博物馆，遂川县文化馆；《记江西遂川出土的几件秦代铜兵器》《考古》1978年1期。
(18)许玉林、王连秦：《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戢》《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
(19)《史记·秦始皇本纪》。
(20)杨泓：《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文物》1985年8期。
(21)何清谷；《战国铁兵器管窥》(《史学月刊》1985年4期)。
(原载《文博》1987年1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