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过去所知世界上最大的陶塑，首推伊屈斯根(Etruscan)文化的建筑浮雕与陶槨。这些作品完成於纪元前六世纪，相当於我国春秋时期。
　　陶槨长二百公分，高一百四十公分，形态像一张躺椅，椅上斜躺著一对男女，正在饮酒作乐的样子。掀开椅盖，下面放置死者的死骨，死者可能就是斜躺在椅上的男像。伊屈斯要建筑上部有规模宏伟的浮雕，屋顶边缘及屋脊上放置一排比真人略高的陶塑人像。这些雕刻现在在巴黎及罗马的博物馆中都可看到，是非常特殊的艺术作品。
　　纪元前七世纪伊屈斯根民族移居意大利半岛，直到纪元前四世纪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留下许多文字，但可认的字并不多，伊屈斯根人究竟从何处移入意大利，至今尚有各种不同的猜测。
　　埃及、希腊、罗马所留下来的雕塑多半为石雕或铜雕，很少陶塑。自从中国秦俑出现，大大的改变了过去世人的看法，中国秦俑的制作，无论是在规模上或数量上(初步估计纪七千五百个)以及现实作风上均远超越了伊屈斯根陶塑。
　　秦俑的现实作风可与希腊古典主义(纪元前五世纪)写实作风相提并论。古代中西雕塑多半以“风格化”(StyLized)的方式来表现。所谓风格化，就是将装饰性与思想性的东西加於雕塑上。惟秦俑及希腊古典雕刻与其他雕塑迥异，主要在强调视觉上的印象，艺术家将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仔细纪录下来，适量减少装饰性与思想性部分。
　　事实上，我们想像中与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有很大的差距。譬如一支手，我们的思想记忆中有五只手指，然而实际生活中由於手的放置位置不同，有的手指被挡住，通常看到的只有三只或四只手指。对於现实主义艺术家来说，必须忠实於视觉经验，当他看到的是三只手指，他只描实三只。
　　在东北亚地区，韩国最早的新型陶塑(纪元五世纪)及日本的埴轮陶塑(纪元六世纪)不管在年代上或品种上，都无法与秦俑相比。南美的陶塑皆晚於纪元三世纪，造型上仍为一般性风格与典型化的雕塑(Stylized Seulpture)。因此秦俑在世界雕塑史上，由於其现实作风及庞大的数量占有极特殊的地位；在中国雕塑传统上也可说是一种突破。
　　秦俑的产生有其突然性及必然性则牵涉到中国的雕塑传统。什么是中国的雕塑传统?这是一个很值得究讨的问题。
　　历史上对於雕塑之美，往往有许多不同的标准及尺度，大致可分为四种基本衡量方式：(一)比例造型之美，是指一件雕塑轮廓上下的对称，好的比例往往能产生磅礴的气势，这与雕塑本身体积的大小无关，正如中国绘画理论中“咫尺千里”的说法一样。(二)动向之美，是指雕塑的外型姿态与内部动向的配合。雕塑基本上是静止的艺术品，但仍可隐示种种动态。(三)肌体之美，这是西洋古典雕塑家最擅长的表现。雕塑的外表可表现出皮肤下的肌肉、骨胳及血管组织，甚至於衣裳柔软的特质，也能从大理石或泥巴中表现出来。(四)材料之美。一件雕塑可充分利用其材料的特质来表现，壁如大理石的花纹、木材的纹路、陶瓷的颜色等。
　　中国的雕塑以四千多年前河南庙底沟的彩陶为最早。事实上中国陶瓷最高的境界，可以抽象雕塑的标准来评价，目前西洋的抽象雕塑尚无法达到如此高超的境界。庙底沟的彩陶可说是一件举世无双的作品，笔法骄健，点线及月形图案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规律。从这一件器物可以看出中国人在四千年前已知道使用毛笔，蒙恬造笔之说恐怕与事实有出入。中国人对流畅线条的偏爱，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独特丰富的幻想。
　　线条是一种人为思想的产物，是艺术家对於事物的主观的肯定，自然界并无现成的线条。西洋完全依实物雕刻的传统亦曾遭到批评，如一八四六年法国艺评家波特莱尔(Baudelaire)就曾批评这类雕刻平淡乏味，是人类为物所困，奴於外物的表现。中国雕塑家喜欢在作品上加入点线等思想性的装饰，这些装饰必须与器型、轮廓及本身的结构相结合，内外相互辉映。以线条装饰是中国雕塑的一大特色。
　　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的黑陶鹰形尊是中国雕塑的另一种类型。这件四千年前的陶塑，主要强调三度空间的造型及体积感。鹰的两腿被夸大，好像人类蹒跚行走的样子。这种鸟类人性化的处理，在商代往后有进一步的发展。
　　事实上线饰雕塑与立体雕塑之间有许多矛盾。线条饰纹强调的是器物平滑的表面，立体雕塑强调的是三度空间肌体凹凸的塑造，两者的特质很难同时兼顾到。
　　中国艺术的特质是在两个极端间，谋求过度的调和；中国雕塑的传统是在立体与平面相互矛盾中，谋求统一。齐白石所谓“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亦可通用於雕塑。上面所述是仰韶时代的两种独特类型，而中国最精美的雕塑往往是介於这两种类型之间的混合体，既非现实，亦非抽象。
　　商代晚期，安阳妇好墓(纪元前十一世纪)的雕塑，可说是仰韶陶塑两种类型的延续，譬如庙底沟的线饰雕塑是插尾玉人与玉牛的前身。玉牛腿上的线纹能表现出牛腿内部骨骼的构造，牛腹盘转的肌肉亦以巧妙的线条来表现。因此可以说中国雕塑中的线纹并非全属装饰性，如玉牛身上的线纹，就有一种透视骨头结构的作用。
　　目前由於妇好墓玉雕的出土，我们才知道早於三千一百多年前，中国已有立体人体雕塑。这种无饰纹的石雕，主要在强调肌体三度空间的立体感，与旧金山布朗德举(Btundage)收藏的铜犀牛(山东寿张出土小臣余尊)属於同一类的无饰纹立体雕塑，是黑陶鹰尊传统的延伸。
　　殷商妇好墓中有一些不太成功的玉雕，想来可能是由於立体与平面无法兼顾的原因。上面所提到“后辛”的石牛与插尾玉人，雕刻家在结构上中强调方块平面，在造型上特别安排一些平面，以便于在上面刻线纹。这种处理方法如果碰到蛋型的圆体，线纹不但无法刻得流畅，而且会破坏造型上三度空间的立体感。
　　因此在商代安阳晚期的青铜器(纪元前十一、十二世纪)上中国雕塑家发明一种介於立体与平面间的浮雕方式来处理蛋形的表现。商朝晚期精彩的青铜器，大力的发展浮雕的特长，使浮雕成立体造型与平面线刻之间一种适当的协调。倘若妇好墓的铜*(左号右鸟)尊与黑陶鹰相比较，铜*(左号右鸟)的造型续承了过去的传统，同时由於浮雕的介入，因而能融合过去的两种类型。
　　西周的青铜器在器形及花纹上有许多创新，然而大体来说还是相当保守，艺术上并没有很大的突破。青铜器真正有了大转变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西方学者常认为中国两个青铜极盛时期——商朝安阳时期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受到西北方外来的影响。他们甚至描绘出一条中西文化交流的青铜路线，那就是从中国黄河的河套地区，经西伯利亚南边远至爱尔兰。西方青铜发明于位居东西交通命脉的土耳其，(约早中国三百年)后来往西传至欧洲大陆。西方的动物形态如何影响安阳的铜器?在纪元前七世纪时如何南下?尚无法考定。然而有些安阳的刃首刀柄确实与北欧青铜器风格非常相似。有一条线索可以采信的，就是新疆西北方苏联米纽辛斯克(Mi nussinsk)的考古发掘(纪元前六世纪)。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长沙的楚帛，可以证明他们曾经与春秋战国的楚国有通商贸易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雕塑，一般说来可分为南北两个体系。北方以河南洛阳金村，由西侯马及河北昌县出土的青铜杂技像为代表。这些青铜杂技像中有的在耍熊、有的在弄雀、有的在比赛角力；他们基本上属於立体雕刻的传统，再配合美妙的动作姿态。美国佛利尔(Freer)博物馆的耍熊技师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角力竞技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都有精巧的造型，都具有北方人像造型浑圆厚重的统一风格。
　　除了杂技俑外，还有执灯俑。这种跪俑可说是秦俑的前身。1974年，秦陵地区所发现的跽坐俑与河南三门峡出土的执灯漆绘人像，完全属於同一类的造型。这些执灯俑的姿势很多：有的双手执灯杆、有的双手捧灯柱、有的单腿跪、有的双腿跪、有的站立。
　　战国时代的动物造型也是依过去的线饰雕塑及立体雕塑两种类型发展。在线饰雕塑方面，战国时代有一种细线刻花，由於线刻的极浅，不会影响到作品的凹凸雕刻性。譬如布鲁塞尔斯多雷克特(Stoclect)收藏的怪龙及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的青铜犀牛，都属於这一类的线饰雕塑。另外像河北平山中山王国(纪元前四世纪)的双翼神兽与虎食鹿屏风台基是采用鎏金嵌银的方式来装饰表面，由於表面平滑，器物本身仍能保持高度雕塑的立体感。
　　战国的立体雕塑，以美国堪萨斯博物馆收藏的两匹铜马最为精彩，它们精神充沛，可谓神形兼具，深得“马性”的伟大传神作品。这两匹铜马及兴平铜犀可说是秦马的前驱。
　　战国时代南方雕塑体系以楚国为代表，楚文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风貌。长沙信阳出土的木俑及漆绘显然是在大力发展线饰雕塑的传统——主要强调平面造型色彩的鲜艳及线条的流畅。这种特质在楚帛及马王堆的文物上可以看到。近代南美委内瑞拉女雕刻家马利索儿(Marisol)的木人，可能受到中国秦俑的影响。
　　关於秦始皇的事迹，《史记》与《水经注》上都有记载；然而秦代的文物直到1932年才被发现。1932年至1970年间，秦陵附近发掘五具跪俑。这类陶制跪俑高约六十五公分，比战国时代任何北方墓俑都来得巨大。
　　秦陵位於西安东郊四十公里外的骊山临潼。根据实际勘察，陵墓的形制分为内外二城，南部为陵墓中心，内城包括东、西、北城门，外城呈长方形，有东门。目前所发现的三座兵马俑坑都在神道北方、秦陵东侧约一公里半处。根据历史记载，秦始皇十三岁登位，此时秦陵的工程可能已经开始，秦始皇死时工程并没有停止，秦陵的建造前后花了三十八年。目前已确知西安近郊秦始皇、武则天及唐高宗三座大墓正确位置，但尚未正式挖掘。
　　关於秦陵，1974年3月最早发现的一号坑规模最大，面积约一万三千平方公尺，估计有六千个陶俑。坑分十一道濠沟，前排有战车，后排为武装士兵。根据研究。这些兵马坑原在地平线之上，秦王去世时车马坑曾被抢劫焚烧。坑上建有木架，现在还留有火烧的痕迹。陶俑手持真的武器，可惜一部分已被人盗走，现在留传下来的军器数量并不多。一号墓的木架顶上铺有席子，俑的脚下铺有地砖。
　　1976年发现二号车马坑(位於一号坑北方二十公尺)，面积约六千平方公尺，估计有一千多个陶俑，可能是前哨部队。二号坑中的陶俑较为精美复杂，尤其是跪蹲弩弓俑的手势及神态已达到高度的艺术造诣。除了陶俑外，还发现战车及马匹。
　　三号车马坑位于二号坑的西面，坑室成军帐型。这个坑只有一小队兵士，入口处有一位军官站在战车上，车上有顶盖。很必然的，三号坑是整个军队的指挥中心。
　　车马坑内所有军队皆面向东方，背向秦陵，显示出他们是秦陵神道的守卫。现在由於土地下坠，三个坑都在地面下五至七公尺。
　　秦俑主要分为七种基本造型：军官、执武器士兵、不执武器士兵、站立弩弓手、跪蹲弩弓手、马车夫及骑兵。军官的体型比较高大，梳有特别的发冠与发式，服装上有流苏装饰，以显示阶级。骑兵戴压发小帽，著铁盔背心以便利行动。另有三种不同的便帽可以包住士兵的发髻，当时男士的发髻有很多花式。由於秦俑的雕塑非常写实，能提供许多关于秦代军队组织及配备的详细资料。
　　最难得的是七千个秦俑，每个俑皆经过人工仔细修饰，表现出不同的风貌。仔细研究服饰的细部，如盔甲上的铁板乳丁、皮带扣子、飘带、鞋底麻线的针脚等，无一处不是经过细腻的陶塑的处理。最后的修饰工夫，都是在入窑中烘烧之前完成的。制陶家在陶俑表面加上一层细土，然后利用一把锐利的竹刀精雕细琢。
　　秦俑本身皆应用灰泥或浅黄色陶泥制成。陶体的构造自腰部以下是用结实的陶土制成，上半身包括手臂与头颅都是空心。根据猜测，整个制作过程该是雕塑家先把下半身结实的部分固定在基座上，再装另外模子压制的手臂、头颅、上身等插在身架上，最后加上一层细土作整体性的整理修饰。秦俑的高度约一七〇—一九六公分之间，必须靠三个人扶持才能移动。
　　有些秦俑的表面有彩绘的残迹，据估计约有十二至十三种不同的颜色。有人甚至把秦俑绘成上彩后的复原图样，以彩图或模型来显示。我们无法肯定所有的秦俑都是上彩，发髻部分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是经过贴陶饼的方式来处理。
　　秦马分两种典型：战车之马与骑兵之马，两种马很容易分辨。骑兵之马有马鞍与马具，战车之马没有。陶马的脚都是实心，身体及头部皆为空心。马的身体并不是用模型压制而成，而是用陶棒盘旋成型后，再加以拍打成型。最后附上耳朵及马鬃，放入窑中烘烧之后，再加装尾巴。陶马身上皆有圆形洞口，这些洞口可能是窑中烘烧时作为排气口。在搬运这些庞大笨重的陶马时，这些洞口也可作为攀手指的洞穴，以便转动秦马的方向。
　　这些陶马是中国土产蒙古种的矮脚马，同唐代西方输入的汗血马有很大的区别。战车之马与骑兵之马有一种稳重自恃的姿势，尾巴为了怕拌到后面的战车而扎个尾结。骑兵之马的神态较为机警，反应上仿佛比较灵敏。它们的嘴里有青铜含口环，与当时实际应用的马具完全一样。马鞍用皮带扎於马肚上，没有马蹬(秦时可能尚来应用马蹬)。秦代雕塑家对於马的神态、体型及装备，不但观察人微，且能深切体会。
　　秦俑的姿势多半是直立，两手下垂。少数秦俑的手执住兵器或拉著马缰。他们脸部的造型或有胡、或无胡，方圆长短，面目各别。在姿势及神态上，二号坑中的弩弓手较有变化。尤其是跪蹲弓手，一手执弓，一手扶住把手，一副机警待命而发的神态，颇能传达军人刚毅昂扬的气魄。另外还有一种侧身站立的秦俑，他们左腿朝外，右腿向前跨开，一手执弓，一手下垂，头略倾向右肩，瞪目斜视，作威胁挑战之态。上面两种弩弓手的姿势较为突出，不同於一般秦俑。
　　车马坑中的兵器，如九十二公寸的长剑、弓的弩机、箭头等青铜制品，少数仍遗留下来。这些器物的表面镀上一层金，发出淡紫色的光泽。弓及战车皆是木制或漆制，现已腐烂。据猜测，当时的胄甲是用绳索或皮条将铁甲穿梭而成，甲上打有铁钉。秦兵的靴子有的宽头扁平，有的翘头，利用两条带子扎住脚踝与脚面。秦朝行使军令时使的令箭是一种青铜制造的嵌金虎符，符作伏虎状，由双模铸成，中空，据说中间可藏印鉴。秦代青铜器最具特色的是蒜头壶，这类铜器的造型不管在秦之前或秦以后都不曾见过。
　　关於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物证，至今仍无具体的发现。在秦陵西北的郑庄，曾发现一些铁鎚、半完工的石雕、脚链手铐等，可能是当时造陵的工场。秦陵西南二十五公尺处，曾发现百人坑，挖出许多人骨。在这个地区附近，还有其它墓坑被发现。他们是建陵工人?或是儒生?现已无法考证。
　　秦朝是法家的天下，先有商鞅，后有李斯。秦朝留给后代的遗物，除了这支雄伟的陶做军队外，还有度量衡的标准量器，秦朝可以说是中国最讲究精密科技的一个朝代。当我们看到弩弓手鞋底上的线脚、胄甲上准确安置的乳丁、陶俑井然有序的排列等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法治与科学的精神，并不须要全部从外国输入。
　　澳洲南威尔斯博物院院长卡篷(Edmund Capon)访华期间曾说：“有一次我在印度国会中听议员们辩论，突然间我领悟到秦始皇统一文字语言，对中国人有莫大的贡献；因为印度南部人必须使用英文才能与北部人交谈，英文成为印度人不可缺少的鸦片。虽然没有一个印度人喜欢这种帝国主义的遗产——英文，然而这是印度国会中唯一可沟通思想的工具。”
　　卡篷这段话可使每个中国人深思秦始皇虽然没有得到不死之术，然而秦俑在中国美术史上却留下了不朽的光辉。
　　(原载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83年第6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