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随葬坑的秘密
　　秦始皇陵随葬坑的秘密，二千二百年来在地里隐藏，如果秘密不被揭开，史料当然是唯一可以作为推想的依据。但推想虽属假设，和真实情况仍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推想一旦被真实的发现所推翻，那将何等扫兴!依目前看来，秦皇陵以及随葬坑，在面积、葬物、安排、组织、布署上，确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墓奢侈豪华的厚葬典例。正是吕氏春秋节丧篇所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鉴、车、马、衣、被、戈、则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可以想见当时墓将成时，所谓“宫观百官，奇器珍怪”，言之不虚了。
　　秦始皇以数年时间，收集当时中原一带最佳的巧匠能手，率同数十万的役夫、刑徒、奴隶，运用他们对建筑、雕塑、彩绘、百工制造上的智慧，以及耐劳的体力完成了如此数量的武士俑、战马、车驷、刀、剑、弓、弩、枪、矢。其耗费的人力钱财在中国只有明朝永乐皇帝(约公元一四二年)修建北平宫殿时，役使十万工匠和百万夫役可与之抗衡。以秦时的人口和生产条件说，自然都要更为艰苦的。秦始皇的残暴不仁，自然受到历史最严厉的批判指责。不过，从他那里留下来的艺术品，在今天看来未尝不是人类文化史上珍贵的遗产。随葬坑的发现最大的意义是赋予史料的实证，兵马俑的安排展示了秦严整威武的兵阵，说明其能战败六国军队的组织情况。因此，艺术研究价值之外，对战国后期的军阵形势、武器配备、服饰发式、兵戈制造、车马形式等等都是值得各方专家一再深究的。
　　秦始皇陵随葬坑秘密的宣露，起自1974年3月，靠近陕西省西安的公社农民於打井的时候，在大约四公尺深的泥中发现了一个陶塑的男人头像。更深的地方他们找到身体和手臂，以及另外的陶俑。这些农民是本世纪考古上最大发现的第一功臣。随葬坑在秦始皇陵东边1.5公里处。陵墓离临潼东5公里，靠近今日西安(西安城东15公里处是骊山)。西安古称长安，中国历史上后西汉、隋、唐以来，曾有21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历时1100多年。秦的故都咸阳在西安市西北(咸阳在西汉时先后改名新城、渭城)。这一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重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曾发掘12座战国末年至秦的墓葬。其中的秦墓出现了1000多支有关秦代的法律、文书，也简要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以来，到秦统一全国的历次战争的竹简，是为秦简的重要发现。此外，书定竹简的毛笔、笔套、砚台、墨等也都在那里被发现)。挖掘工作从1974年以来，进行到目前，已经使三处隐藏在巨大地下室中的陶俑雕塑重见天日。
　　据考古资料的报道(如“文物”的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秦俑坑兵马俑阵内容及兵器试探；法文版的Prehistoire et archeologie中的LeTombeau de QIN SHI—HUANG DI；“CIMAISE"杂志中的Une atm'ee en Terracotta veille sur le repos eternel de lempereur，Unificateut de La Chine；LaChine en Constuction等都有专文)，随葬第一坑的发现，长度有230公尺，宽度有62公尺，覆盖面积12000平方公尺，这坑里封进数量庞大的战土俑和木造的战车。巨型的地下室是由木料和泥土筑成，由众多的木造梁柱支撑天顶，地面铺以带有纹样的地砖。
　　第一个挖掘面一千平方公尺就有520个武士俑，高度1.78公尺到1.87公尺，和24匹真马大的马俑，分配系在六辆车上。依这第一次挖掘后，专家估计，在这地下室里共可以有六千件的陶俑。随葬坑的顶端直起三行，有210个武士俑脸朝东，穿着短袍，带有裹脚，头发在后头翻起成髻，发纹清晰可辨(这种细发纹雕刻表现法和西洋雕像的发式表现法完全不同，带有线条刻纹的特征，是透过理智观察得到对自然理解后的再现，而不纯属自然主义式的写实。这种浅雕纹技术和商周青铜的饕餮、夔龙、夔凤之周围的装饰纹样的云纹、雷纹有所接近，是汉族雕刻艺术的特征。只是先秦艺术家把这种饰纹的经验，用於写实性的人物上。至於西汉以后兴起的石刻、画像石的线纹，以及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佛像头部的发纹饰，都可以找到许多等同的技术上的趣味)。这些战士带有真正的武器：弩、弓、箭袋，每一排的前头，有一位穿有甲胄的战士领队，样子像是队长，他们组成军队的前锋。这支前锋部队的后面，向东边的廊道，排成三十八个纵队的武士，他们穿着布衣袍服或甲胄。武器是：剑、短刀、矛、戟，他们轮流驾御由四匹马拉着的车驷，构成部队的主力。坑道的北、南、西边角上，延伸布列一排弓箭手和弓弩手。他们朝向北二南、西作为防卫侧翼和后卫阵式。这样的布阵，使人看到秦军周全的攻击和防卫的阵式。(本文有关随葬坑的记录，取自法文版的“考古和史前”杂志的“秦始皇陵墓”一文的资料，文后再用到时即不再特别标出。)
　　第一随葬大坑北边20公尺处，考古人员发现其他二个较小的坑道。这是面积只有6000平方公尺，编号为“二”的坑道，以及面积500平方公尺，编号为“三”的坑道。
　　第二坑道，形状如西洋拚音字母“L”字形，估计有一千个武士俑和马俑在这坑道里埋葬。他们由四个不同的兵种互相配属联合，这四个兵种是：骑兵、战车、弓箭手和步兵。
　　阵式是：前排为站立的弓弩手，后面是一排跪一膝於地的弓箭手。这样的安排可以保持持续发射的攻击力量，发挥箭矢密集的威力。2200年前这已是非常进步的阵法(就像十八世纪初期火枪用在战场时，先后站立、蹲下的轮替神射手)。弓弩手和弓箭手后面，来自左边的是一队骑兵，右边是一队车驷战车。后卫是步兵和战车，数量很多，三位登车者由一个穿甲衣，执矛、剑、弩机者所防卫，当中有二位武士，由他们的高度和武装的配布样式可以知道是属於武将俑。
　　如果第一坑、第二坑和第三随葬坑相比较，那么第三坑似乎没有完工。这种不同说明了秦始皇死后的暴乱，阻碍了陵墓随葬坑的继续营造。1976年在接近第一坑道的左上，考古人员探出第三个地下坑道。坑道长度17.4公尺，宽度21.4公尺形状如中文的“凹”字状。当中有68个武士俑，高度从1.75公尺到1.90公尺，穿着护身的甲衣，有的甲片多至170片。武士带有枪、箭、青铜制的战斗棍棒，他们护从战车，防止敌人的攻击。比较特殊的，在这里没有上二坑所出现的弩机。
　　中间部分安置一辆由四匹马驾的战车，有四位高度1.90公尺的武士在其上。环着这室的布署情形看，那是由二、三、四或十一个武士所组成的防卫小组。专家推想，这里可能就是指挥所，但所有雕像中没有一件像是最高总指挥，这个空缺使人觉得很奇怪。实际上，这是秦始皇时，主将在作战才由君王任命，而作为象征性的卫戍驻军，离秦始皇的宫居不远，便由秦始皇直接控制；秦始皇对军队和武器的控制一向极严。荆轲刺秦王时，由于秦王的律令，群臣上殿不得携带武器，就是带武器的侍卫也离殿很远，因此当刺客追刺秦王时，秦王来不及召兵，他自己虽带有剑，但在情急之下加以剑长，拔不出来，如果不是御医夏无且的药囊救了他，历史可能大有变动也说不定(史记刺客列传)。
　　再者，秦末统一六国前与六国争战，在重要的地区发兵时都有严格的限制，除非有特别要紧急要事，一般情形，用兵五十以上，是不能随便出兵的，驻地的军事长官一定要得君王的命令才可以调动部队。1973年在西安郊区出土的秦国杜虎符中即有明显的规定：“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难毋会符，行医。”(取自文物秦国杜虎符)。这里明白规定，凡要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曾合，才能行军令。但如果防军遇到烽火紧急之时，就可以不必会君王的右符(按“虎符”是战国时期调兵用的信物，左右各半会合时成一立体的虎形。有关“虎符”的研究有侯锦郎刊於故宫季刊第十卷第一期的“新郪虎符的再现及其在先秦军事、雕塑及书法研究上的重要性”，论述甚详，读者可自行参阅)。秦统一后争战停止，军事上的行动表面上与未统一前不同，但由秦始皇的徙豪富与毁兵器的措施看来，军队指挥极是更加密地控制在他的手里。因此，第三坑道的缺少总指挥来领导，是可以明白这些严整的部队是继续由皇帝来统帅的。
　　秦始皇驾崩后四年(公元前二〇七年)，崤山函谷关以东豪杰并起，皇陵为项羽军所蹂躏焚毁。当时所遭受的洗劫燃烧必定相当炽烈，除了摧毁地面许多精美的建筑雕刻外，其坍塌冲撞必然波及於皇陵左侧随葬坑内外刚完成不久的陶俑，目前发现许多破损的塑像，想和那时的兵燹之灾有点关系吧!现在只有一片片去整修粘接，全部完成预计要两代即二十年的时间(目前完全被修复的武士俑五百多件，马俑二十件)。
　　武士俑的造像每件不同，没有二件容貌上是相似的。据报道有些还留有制作匠人留下的名字(如果是这样，那是中国古艺术品中，最早能找到制作者名字的；名字的留下也可能表示当时制作的匠人所负责的雕像部分)。这些雕像应是以秦始皇生前的卫队成员为对象而塑造的，才能如此活生生百又面目不同。就展出於巴黎的五件武士俑看：有眉定扣锁，双唇紧闭的弓箭手；有颔下两侧分长着胡须，表情略带喜悦的步卒；有眉毛弯曲，目光炯炯的带马骑士；有神态安定自信的驷车马前的武官；有宽额隆鼻，阔嘴厚唇，端壮肃穆，体形魁悟的武将。再证诸各种已发布的图片资料上看，每个武将士的长短、宽窄、方圆的脸型，发帽的编戴，甲衣服式，体态动作，初看是风格相近，细看时却各个不同，有个别的性格特征。整体上显出了秦武士英勇威武的神态。这也是秦俑雕像很有别於中国雕塑史上，其他时代过度偏重以理念来造型的人物形象。这样精锐的武士，再加上秦的法制，在战国后期自然能所向无敌。荀子的“议兵”中借他人的对话谈到：“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左革右由)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样装备精良、负重行捷的魏国部队，看起来是很强的，自然可以把只讲究技击之术，而存在许多缺点的齐国战士击垮。但由於魏国本身制度也有缺点，仍无法抵挡法制严厉、着重功赏的秦国精锐了。秦统一中原后，始皇心目中更想依赖严苛的刑罚和他的精干将师士卒来稳固他得有的天下，自以为关中的坚固，千里的金城，从此可以“良将劲弓，守要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了，并想以此成就他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的想法(贾谊过秦论)。这批随葬坑武士俑，呈现了秦国部队严整纪律下的集体军容。
　　随葬坑武士俑都有恰到好处的比例。从各个角度看来，都很合写实的形象原则，每一视觉面都出现立体雕塑的空间美。对於凸起的肌肉，手的处理，以及细部的眉毛、头发、眼睛(汉族的单眼皮)、嘴、鼻的轮廓，甚至甲衣布袍的质感也都很纤细精巧，表现雕塑者观察物象的敏感和准确。这使我想到，近半世纪来，由於西方艺术的冲击，使大家似乎只习惯於希腊、罗马以后或诸如。米开蓝基罗、罗丹、布尔代勒、马约……等人的雕刻美，而对於以汉族形象为中心的美似乎丧尽了自信心。这批武士俑正把汉族形象的美，作了一次大面积的展示，使我们得到一次反省学习的机会。稍事注意中西人物雕像者，可以察觉到，这两者之间的审美角度是不同的。比如，西方雕刻中，男性往往以狼腰，方胸的三角形为美；而中国的力士像是以培养丹田之气后，导致凸腹的熊腰、圆胸为力的表现。穿甲衣的秦雕看起来窄身圆腰。而西洋罗马时代的披盔甲铁衣的战士雕刻，则把胸腹的肌肉砌得明显，剑拔弓张的体势，武勇的战士气质外放外扬。这两者之间表现战士威武之气实际相同，美的著眼点不同而已。如果可以简单地归纳：中国男性力士人物美在腹；西方男性武士美在胸。两者之美原无高低上下之分，只要各民族艺术家能刻画其能，传达其美，那么这种美就能普遍地获得各民族的人所了解共赏。试看秦陶俑雕塑在巴黎展出时，受到异族的赞赏就可明白。因此，一个民族的形象，如果在艺术中被另外一个民族的形象所取代，那实在是一个民族自信心沦落的最大败征，说来是最令人悲哀的事!
　　秦陶俑人物的形象，按考古学者的看法，这些武士的脸部特征是属於渭河流域一带汉族的特征，这类特征诸如：方脸、宽额、厚唇。有些塑像的人物相貌则接近西北边塞的少数民族，这是战国时边塞的少数民族加入各国军旅共同从事中原霸业的争战之中。
　　随葬坑武士俑和战马俑是在当地塑造，用的是黄河流域一带的泥土，由安置在当地的许多炉窑烧成，火度从八百度到一千度。一般重量是：马匹200公斤，武士150公斤。所有雕塑完成之初施有彩绘，但由於地里的天然湿气侵蚀，仅残留一点各种颜色的色斑痕迹，这些是：红、粉红、紫、蓝、绿、黄、橘黄、黑、赭、灰白等色。不过颜色褪除，应该更见质朴之美，就像陶女坐俑，丝毫不损她的神情样态。从残除的颜色记录，可以想见陶俑初成之时，应是华美真实的。
　　马俑高1.40公尺左右(展出者标高为1.32和1.33公尺，是马背离地面高度)，长约二公尺。昂首抬头，竖起的双耳朝前，掀鼻张口，警觉的神态象是随时听取主人的信号而有所行动。马鬃修得齐整而短，马尾编结以免防碍奔驰。马头骨肉亭匀，体形结实，四肢强壮有力，看来行动敏捷迅速，持久能耐。这些马产自何地?可能来自关中西塞之地(今陕甘间)，这里在周秦时就有许多畜马。李斯“谏逐客书”：“今陛下致昆山之玉，……乘纤离之马，……秦不生一焉。”纤离，马名，亦作纤骊，是骏马名。辞海；“孅*为北狄国名，出良马，名纤离，”贾谊“过秦论”说到秦始皇时，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万里长城，也把匈奴向北驱逐了七百多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当时北边必存有大量的畜马。这些可能来自西塞、北狄的骏马。它们雄纠气昂的体势和气概，使人想到杜甫的房兵曹胡马诗中：“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驱，直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战国时代养马，主要在曳车，而车的功用，主要在作战。当时估计兵力财力，多以十乘、百乘、千乘、万乘为比较标准。养马的事务，由军队中专人负责。随葬坑的马有二类：一是拉车驷的战马，一是乘骑的战马。前者无马鞍，后者上鞍，但有坐鞍，而无马蹬(一种骑马时在两旁的踏脚器)。马蹬的使用应是在汉以后才有的(马蹬之有无关系於骑兵征战的便捷。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发现的一座东汉晚期墓葬，里面除后人为人所知的奔马踏飞燕的铜奔马外，尚有铜骑马俑数件，当中骑马者也不见马蹬，但在唐三彩中马蹬的例子并不难找到。关於马蹬的来源考，只有待专家去研究)。车战，在春秋时代是一种战阵上的重要战术。古兵车制，车上三个人，御者在牛间，站在左面的用弓箭，右面的用矛为兵器。左传曹刿论战：“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可以知道，车战在当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条件。战国后期，屈原的九歌：“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可以想见车战时两敌相迎，戌车相间，左右弓矛击刺的激烈场面。不过车战在春秋时因国情的不同，有时也不被重视，如晋国的“毁车崇卒”。战国后期，各国战争中，战车的地位仍甚重要，甲士穿的是宽袍大袖，再披上铁甲，笨重而不利於山地作战。当时的赵氏灵王鉴於接壤边界的民族，衣服简便，有利射骑，提出“胡服骑射”的改革，而得於国势渐强。骑兵的地位日渐重要。当时军队的数量逐渐增加，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游六国之辞，于燕说是“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于赵说是“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于韩说是“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于魏说是“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于楚说是“带甲数十万”当然纵横家的游士之口，自然会夸大兵力，但减其半，数量仍然可观，和武士伐殷时，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已不可同日而语，战争的变化很大。至於六国的敌对，秦的兵力以范雎逃魏入秦时(约公元二六六年)对秦昭襄王建议的远交近攻战略说：“大王之国，……。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治诸侯，譬若驰韩盧而搏蹇兔也”。到秦王政时，要调动六十万大军已不是困难的事情。秦大将王翦准备攻楚向秦王要求六十万大军，曾分析要如此数量大军的原因。王翦认为：从前是用马车作战，双方整齐地交锋，交战之后，谁的车阵打乱，整顿不起，谁就失败，在一天到几天内可以决定胜负。现在是骑兵的野战法，逢人便杀，遇地就攻，斩首动辄几万，围城动不动几年，百姓要征用随时都可以成兵，因此六十万大军也就没有什么。这一战，经过二年，楚终为秦所灭。秦皇陵随葬坑武士、战马俑和兵器数量虽然不小，但和秦国军队实数相比就不算多了。不过最珍贵的是，人们可以完整地见到秦军布阵的面目，呈现秦的精锐士卒(按战国后期，各国都已普遍施行征兵制，如魏之武卒，齐之技击，秦的部队等都是经过挑选的常备兵。这时步兵渐成为军队主力，骑兵次之，车兵居最末。大规模的野战、进攻、防御、奇袭、伏击等变化灵活，斗勇兼斗智。有名的杰出兵家和将领相继地出现)。
　　随葬坑陶俑塑像，依其甲衣服饰，和头饰发型的不同，可以作为判断军队等级和战斗单位。步兵俑身穿交襟及膝的长襦式的布衣，环腰为带，发向后头顶推成直起的高髻。自膝下裹绑腿，著方形翘头鞋子，模样朴素。这种衣饰和甲骨文所出现的交领衣饰的形象接近，基本上仍旧延袭古代上衣下裳式。上衣是交领右衽式，一种起自胸前向后颈肩处绕回到右胸腋，呈阿拉伯数字的形状“9”字的穿法，衣襟之上出现同方向围绕的项巾。古代汉族习惯以右衽为服式，而以左衽为丧服。又胡服则为左衽。论语实问篇：“徵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称管仲攘夷的功劳。这类长襦衣的下端，出现一截样子像用布所围的下裳(古代下裳是用一块宽约70到80厘米的布幅从腰中围绕一周保护下体)，样子和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的铜人服饰有近似之处，但陶俑兵卒则更真实。(长襦衣自膝以上，比贵族用长袍短四分之一，比短襦衣长了一半。这种衣服穿在身上可以保暖，又不碍劳动，是古代一般劳动者的服式。这种轻便的服式利於劳动，自然也可以用来征战，只要另加裹腿即可用於行伍)。
　　一般战士在长襦式的衣服外，罩上长方形鳞片组成的甲衣。甲衣护胸背及两肩臂，颈上都露出一段交襟式的围巾层褶。腰下膝上露出短裙式的下裳，膝下小腿上则是套裤状物。这个部分和裹腿混合，就很像现在部队在野战时的长裤上加上绑腿，是一种十分合於行军连动的服装。有的武士出现粗肥的绑腿，穿着方头起翘的鞋子，有的则方中带圆，这些都为研究古代汉族服式的学者提供实物。
　　战国末期，赵曾是秦的最强劲敌之一。前文已提及，赵的强盛起自於赵武灵王的改变胡服，命士卒悉习骑射，因此才大拓疆士。秦，赵最大的一次争战是为开始於公元前262年的“长平之战”，这是战国最大的一次战争。这一战决定了赵的衰败，也给后来秦王政统一中原制造了有利的条件。大战开始，赵的名将廉颇采取坚守，以逸待劳，消耗秦的力量。两军相持三年，秦军寸进不得。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将老将廉颇换下，用毫无经验的赵括指挥。赵一来便大举主攻，而秦大将白起则用迂回战术，正面佯败，另派二支军队从两翼包抄赵军，断其后路。赵军被秦困达四十六天，最后赵军四十六万人被白起全部坑死。赵军过去的强大，部分原因是服式和战斗方式的改革，可惜战术连用不当而全军覆没。秦骑兵是否也像赵那样吸收胡骑的特点!从随葬坑的秦骑装扮看来，服式也是十分便捷的，没有博衣褒带，不通用於武的现象。秦骑头戴圆形无边便帽，帽两侧有带系於下颔。上身前胸著甲衣片，两肩背则没有。自腰下膝上为袍衣所围，内着套裤，足着方头鞋，看来是十分理想的骑士战斗制服。
　　武士的头发有向右作推起的高髻，有的推起在头顶中间，样子像冠，并扎结有发辫裹在后头，做工非常细致美观，有的用软帽罩在发髻之上。武士的头上，看不到“头盔”之类的东西。过去中研院在安阳侯家左殷陵发掘时，曾得铜盔数十具。近年辽宁宁城也有铜盔出土，到周代末期未见再有出土的铜盔。这可能和武士头戴铜盔，人或不能持久地运动有关吧!
　　随葬坑的军官造像和一般武士由其头饰可能以分辨。武士头上除了发髻、软帽、便帽外，不见特别的装饰。军官分为：下级军官(Offieier subalteme)和高级军官的武将(Oficier superieur)。展出的军官俑，高度185公分，穿有鳞片状护胸甲衣，绑腿及踝的鞋子。头顶上一片上宽下窄呈倒着的梯形“口”式样的头饰，它被放在头正中，再用带子压下向后头倾斜，带子系扣在下颔，并有两大条坠结出现在颈胸前。曾见发表的同极军官俑的图片资料中，有一件脸部表情说话的神态，他的左手也和说话时伸张加强语势的动作相配合。右手似乎握有筒形的资料，好像演说者在讲话，十分真实生动。
　　至於武将俑，身高达190公分，穿着胸前饰有结坠的鳞状形甲衣，甲衣下端呈尖叶形，长及膝上，护着下腹。甲衣内的袍服较长厚，腿上有厚实的上宽下窄圆瓶状的裤管，脚上穿着方头鞋。他的头上饰巾由中间向左右两边，形成蝶翅状的双高冠。系头饰的带子在下颔处分坠在颈胸前。微胖的体型，丰满的容貌，胡须的样式，显出将领是个富有战斗经验的中年以上的人物。有趣的是，他的左手几乎被宽长厚褶的袖子所掩盖，仅仅露出一个指头，面和另外一双露出全掌的手造成变化的对照。同型式将俑，尚有服饰、年纪相仿，而容貌动作互异的。这些武将可能都是秦时随王征战，统一帝国的骁将的真实造型。当然艺术工作者在他们身上也赋予较多的理想化，以表露他们智勇双全的特征。
　　这些武士俑除了以头饰、服装分辨官兵外，由他们执拿的器械和装备的附属物也可以分辨不同的兵种：弓弩手、弓箭手、骑兵、御车夫、车战士、步兵等。每件雕像为了重心的稳定，都连结在一片方形的陶座上。
　　武器的铸造在战国是一项极重要的工艺技术，关於国家的强弱。荀子在论强国时，提到青铜铸造的程序，这是所谓的“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历，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历之，则剥盤盂、刎牛马，忽焉耳。”秦的武器铸造自然比战国初期进步。据挖掘所得，所有战士执着的真实武器就有许多种。另外再发现的有一万件以上之多，这些是：箭头、矛、枪、剑、短刀、弩机(这时已发展出发射的铜弩机，弩机强韧有力，瞄准度已极精确，是攻战中的一种极有力的武器)、弓等。矛和箭在二千二百年前掩埋中没有什么锈迹，剑仍很亮保有它原来的锐利刀锋。化学检验指出其成分：长矛是以铜、锡和其他十三种物质的合金如镍、镁、钴等。它们的表面镀有能抗腐蚀的铬底。至於箭含有7.7％的铅，这是现在已经知道的，在箭头上加有致人以死的毒物的最早例证。从这些武器的铸造成分显示，冶金术到秦始皇时代已达相当高的水平。随葬坑中考古人员也发现许多铁造的农具，以及用金、玉、骨、或丝织物造的用器。
　　后 记
　　以上仅就秦始皇随葬坑的文物，粗浅地提供给读者认识参考。若要更深入地探讨，自待各方史家的提供。本文只是笔者一时兴起把顺手翻到的资料拉杂地记写下来，绝非严格的论文写作，尚请读者包涵。最后愿就一则几乎被我们今人忘掉，有关战国时期雕刻艺术记事方面的文字作结语。按韩非子“喻老”(此段文字辞海置於列子“说符”之上，列子一书学者早已怀疑其真实性)：“宋人有为其君以象(即象牙，也有以“玉”替代“象”的)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心，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於宋邦。”这寓言式的故事，可以邦助理解古代艺人如何不急不躁，耐心静气，穷数年功夫，成就一件乱真生动的小作品。看来虽属雕虫小技，正反映艺术家求真逼似的能力，“莫辨楮叶”因此成为模仿逼真的比喻。它和古希腊书画家宙希斯的“葡萄”，阿贝斯的“马头”等的逼真程度是不相上下的(传言里，葡萄之真实使鸟来啄，使马也超前嘶叫)。举这个例子只是表示“写实”一事在战国后期并不是一件使人陌生的事(另韩非子“外储说”所记：“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的说法，也都是对现实物的观察、描写有了经验的反映，也是艺术模仿真实的问题，技术上的一种看法)，正可以用来作为秦始皇随葬坑写实性陶俑成就表现的小注脚。我们不要忘记，秦陶俑雕塑艺术成品不仅和真人、真马一般大(其实比真人略为大些，这样的呈现法也正符合当代西方某些写实艺术家的想法，可以使对象在视觉上的比例更为正确，例如法国写实画家Hucleux就以此法画来绘画人像)，而且还加有模仿实物外表的彩绘，其原有逼似真实物的神态可想而知。在中国雕塑艺术上，它实在是珍贵特殊的典例。
　　(原载台湾《雄狮美术》1981年第11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