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杨鸿勋同志在《考古》1982年4期上，发表《关于秦代以前墓上建筑的问题》一文，对拙作《先秦墓上建筑和陵寝制度》一文(《文物》1982年1期)有所评论。现在我就他所提的意见，发表看法如下：
　　一 殷墟“排葬坑”是否用于“墓祭”问题
　　鸿勋同志的文章分三段，第一段用考古发掘来证明“殷代已有墓祭”，作为全文立论的依据，第二、三两段就依据这个立论，进一步评论我对先秦墓上建筑的看法。现在我们先看这个立论是否站得住。鸿勋同志说：“现在已知殷人是有墓祭的，这不仅从当时卜辞可以推知，而且为考古发掘所证实”。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谓“殷人有墓祭”，不仅从卜辞无从推知，而且考古发掘也无从证实。
　　卜辞中确实有二千多条述及杀人祭祀的，总计被杀人数有一万几千人之多，但是无从推知用于“墓祭”，殷墟武官村王陵东区确实发现了二百五十个杀人用来祭祀的“排葬坑”，所埋的被杀害人架多到一千四百人以上，但是不能证实是用于“墓祭”的。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发掘报告中所作结论十分明确：“从祭祀坑的分布和排列情况来看，它绝非专属附近某个大墓。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祭祀场所应是殷王室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在祭祀祖先活动时，有时祭一个祖先，有时同祭几个祖先，可祭盘庚以后各代祖先，亦可祭盘庚以前不埋在殷墟的历代先公先王”①。同时杨锡璋、杨宝成同志的论文，在引证卜辞以后，作出了同样的论断，认为这数万平方米的地区是商王室专门用来杀人祭祀祖先的场所②。这个论断是实事求是的，既有卜辞的史料依据，又符合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王宇信同志《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第四章第三节，专门论述了这个“殷虚祭祀场”，也采用了这一正确结论，如今又为大家所公认，我们在讨论古代有否“墓祭”时未曾引用。现在鸿勋同志鉴于“讨论有忽视考古材料的情况”，重新摘要再提，并引用了“这一祭祀场所的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结论。怛是，在引用了这个结论的同时，却得出了相反的主张，认为它介于西北岗1400号墓、武官大墓和传出司母戊大鼎墓之间，“这一位置关系，完全表明了它是墓地祭祀之用的”。
　　我们认为，还是原来的结论正确，“它绝非专属附近某个大墓”，而是集中杀人祭祀的埋葬场所。这片“排葬坑”的范围如此之大，估计有数万平方米，怎么可能专为二三个墓举行祭祀用的呢?如果殷代真是流行杀人“墓祭”的礼俗，整个王陵区，先后发掘的大墓有十多个，为什么别的大墓旁边不见这种“排葬坑”，唯独东区三个大墓之间有这样规模的“排葬坑”呢?而且“排葬坑”的排列很有秩序，大多数南北向，少数东西向，都不是方向专对某个大墓的，怎能证明是用于“墓祭”的呢?依据卜辞看来，杀人祭祀的对象，可以是一个祖先，也可以同时几个祖先，既有迁殷以后的祖先，也有迁殷以前先公先王，因此要用卜辞来证明杀人祭祀用于“墓祭”，也是困难的。
　　鸿勋同志宣称汉人“古不墓祭”之说是错误的，有必要加以纠正。我们进行学术研究，讲究实事求是，有错当然要纠正。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古不墓祭”之说的真正错误，也没有找到古有墓祭之说的确实证据。我们不迷信书本，十分重视考古发掘和实地调查的成果，用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或者纠正文献上的错误，这项殷墟“排葬坑”的考古成绩，是值得珍视的，是研究商代“人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重要资料，但是用它来证明“殷人已有墓祭”，就并不恰当。
　　二 墓上建筑的用途问题
　　根据现有史料，最早提出“古不墓祭”之说的是东汉人蔡邕，他是在建宁五年(公元172年)参加原陵(光武帝陵)的“上陵礼”以后，所发议论中谈到的，见于谢承《后汉书》(《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和《后汉纪》卷二十三。蔡邕说：“闻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礼。”所谓“古不墓祭”，不是别的，就是指西汉以前没有“上陵礼”，没有像宗庙中那样隆重的祭礼。西汉诸帝陵园中虽有寝殿、便殿等建筑，只有“日上四食”，即每天如同侍奉活人一样进献四次饮食，并无祭祀典礼(《汉书·韦玄成传》)。西汉诸帝另有宗庙造在陵园附近，祭祀仍在宗庙中举行。直到东汉明帝在光武帝原陵举行上陵礼，陵园中才开始举行隆重的朝拜献祭典礼。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十四，辑录历代上陵礼的资料，有案语指出：西汉“实祭庙，蛎祭陵也”，“其率百官特祭于陵，实自明帝始也”，这是不错的。自从东汉推行上陵礼，要在陵园中举行隆重的朝拜献祭典礼，寝殿建筑以及陵园整个布局就发生重大变化。西汉和东汉虽然在陵园中都设有寝殿，但是由于礼制变化，用途很不相同，规模布局也不一样。这种用途不同的殿堂，直到唐宋时代的陵园中，还同时并存，唐宋的陵园，既设有献殿(或称上宫)用于上陵朝拜献祭之礼，同时建有寝宫(或称下宫)，宫中设有殿堂用于日常供奉，并不举行隆重祭礼。
　　鸿勋同志说：“殷代也罢，战国也罢，在陵上设置建筑的同时，墓前、墓侧并未发现祭祀活动所需的其它建筑遗存；《兆域图》更证明了仅此而已。则与墓祭有关的建筑设置，显然是墓上的殿堂”。我们认为这一推论，并不确切。墓上有建筑、有殿堂，并一定用于举行祭礼。我们不能看到墓上有建筑就推定它是享堂，关于这点，我们通观陵寝制度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探讨古代礼制，可以用少数民族中处于原始阶段的礼俗来作比较研究。云南省的基诺族人于解放前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发展阶段，他们的墓上建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人死后，……把棺木抬至村社的公墓里挖坑深埋，不留坟冢。……墓表搭一小竹房，内置竹桌，以供祭献食品，死者亲属一般每天要到墓地竹房内献食三次，大多数村寨有献食数月至一、二年的习惯，有些人家还要守墓数月，以示悼念。但一二年后即不再对死者表示敬畏，甚至为了后死者安葬的需要，另一家人不仅可拆除原有的竹房，而且还可将下面埋着死者的棺木尸骨挖出，……”③。
　　基诺族人的墓上建筑的位置，不是和商代和战国时代墓上建筑相同么?都造在下有墓穴的墓表之上。基诺族人所造的墓上建筑，用来每天献食三次，不是和古代陵寝“日上四食”一模一样么?所不同的，基诺族人在墓上建屋每天献食，只有几个月到一、二年的时间，不象陵寝那样成为经常性的。很明显，陵寝制度就是起源于这种原始宗教迷信。因为当时人们相信人死亡后灵魂不灭，要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于是在墓穴之上的墓地上，建起房屋，以便死者灵魂起居生活，每天要要和活人一样按时供给饮食。
　　至于建立宗庙，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用作团结宗族和进行统治的手段，该是奴隶主贵族建立政权以后兴起的。但是在先秦时期，统治的贵族在重视宗庙祭祀的同时，也还保存这种起源于原始宗教信仰的陵寝制度。蔡邕《独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的确，“古不墓祭”，不在陵园中举行祭礼，只设有供死者灵魂起居生活的“寝”或“寝殿”。大规模的在陵园的“墓侧”造寝殿等建筑，确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在秦始皇陵园的内城中心，南距陵墓封土150米处就发现有规模很大的建筑遗址，当即寝殿所在④。秦始皇陵园只在墓侧起建有寝殿，西汉诸陵仍然这样，“园中各有寝、便殿”(《汉书·韦玄成传》)，所以陵园就称为“寝园”，《西汉会要》卷十九有“寝园”一个条目，列举西汉诸帝后的寝园。所以蔡邕说：“汉因而不改”。秦汉陵园明明只有“寝”或“寝殿”，现在鸿勋同志另外作出解释，说是“秦开始才在陵墓原有的‘堂’之外，又添置了‘寝’，这样堂是为前朝，寝是为后寝，先秦陵墓只有堂而没有寝”。这是不符合蔡邕的原意思的。
　　秦和西汉的陵园中，只存在寝和便殿等建筑，用于日常供奉，不用于举行祭礼。但是“寝”并不是仅仅有卧室，也还有日常生活用的殿堂。《三辅黄图》载：“高园(指高祖陵园)于陵上作之，即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陵上的“寝”，确是仿效宫中的“寝”的。所谓“事死如事生”。宫中的“寝”，设有正寝，亦称路寝，是有殿堂的，至少春秋以后就有这样的设置。路寝有“廷”有“堂”，《左传·成公六年》：“献子从公立于寝庭”，杜注：“路寝之庭”。《仪礼·士相见礼》讲“燕见于君”的礼节，说：“君在堂，升见”。寝中设有殿堂，作为处理日常生活和接见宾客之处，是必要的。同时这种正寝也用作斋戒、疗养疾病相寿终之处。《左传·成公十八年》：“公薨于路寝，言顺也”。秦和西汉的陵寝，仿效宫中的寝，无疑是设有正寝的，正寝是有殿堂的。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殿堂只用于供奉日常生活，”日上四食”，并非举行祭礼的地方。扩大寝殿、设置钟*而举行上陵朝拜祭祀之礼，是从东汉明帝开始的。我们认为，秦和西汉的陵寝制度是沿袭战国的，战国和秦汉的“寝”中都设有殿堂，并不是先秦陵墓只有“堂”而无“寝”，也不是秦开始在“堂”外添置了“寝”。《吕氏春秋·安死篇》讲到当时富贵人家墓地，“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阶也，若都邑”。这种“若都邑”的“宫室”，就是用来供死者灵魂生活居住的“寝”，“其设阙庭”而“造宾阶”，说明“寝”中设有接见宾客和处理日常生活的殿堂，秦汉就是沿用战国末年这种礼俗的。
　　三 对三评论的答复
　　最后，就鸿勋同志对拙作提出的三点评论，谈谈我的看法，作为答复。
　　鸿勋同志认为不能确认先秦文献有关“墓祭”的记载和祭祖无关，“《周礼·春官·冢人》：‘凡祭墓为尸’的话，是明指祭墓的”，是“有尸参与祭祀新入土的墓中亡人”。还认为汉儒之说不可尽信，“不在破土之初，而在安葬之后，特别是对坟墓举行祭祀，说是祭后土、地祗，不显得过于牵强吗?”按《冢人》先说：“大丧，既有日，请度甫*(穿)，遂为之尸”；安葬以后，又说：“凡祭墓为尸”。明明破土之初和安葬以后，先后二次“为尸”而祭祀，并非只在安葬以后。而且按照古代礼制，祭祀祖先要以同姓为“尸”，必须是孙一辈的人，代表祖先接受祭享。古人迷信，认为祖先的魂魄可以降附到孙一辈入的身上。怎么可能叫冢人这个官来代表祖先接受祭享呢?贾公彦疏：“因事曰遂，初请量度至葬讫祭墓，故冢人遂为尸也”。是不错的。文献上足以证明这点的，还有不少资料，并非出于汉儒伪讬。
　　鸿勋同志认为中山王陵《兆域图》上所示，是五座享堂而不是五间享堂，“王堂居中，是主位；两后分别两侧，是配从的地位；夫人一类的享堂又次之”，“图中正是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后妃居于配合祭享的地位。当然这是一种以前我们所不了解的，不同于后代帝后陵寝主从关系的处理，然而原则上后代陵寝正是它的一脉相承”，这是说，战国时代有一种以前我们不了解的礼制，这种后妃配合祭享的礼制不同于后代帝、后的主从关系，因而能够同时建造并列的五座享堂而祭祀。这个说法很难成立，试问重视夫权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怎么可能制定这样男女平等而不讲主从关系的礼制呢?这个推想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符合礼制源流，因为说来话长，这里从略了。
　　我曾经指出，享堂不适宜造到坟丘顶上。《礼记·曲礼上》说：“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郑玄注：“为其不敬”。“如果坟丘顶上建有享堂的话，送丧葬的亲属就该登上坟丘参与祭祀，怎能看作不敬而加以禁止呢”?这是说，按照古礼，送丧葬的亲属为了尊敬墓主而不能登上坟丘，并不是主管的家属、建筑者、侍奉者，都不许登上坟丘或坟丘上的建筑。因此鸿勋同志所提出一系列的质问，甚至说：“那么陵墓上的殿堂建成之后一直空着不用吗”?看来是误会我的原意。
　　总之，我们欢迎提出不同的意见，彼此开展讨论，这样将有助于推动这方面研究的发展。本文如有不当之处，仍请同志们指教。
　　注解：
　　①安阳亦工亦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②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1期。
　　③易谋远《基诺族人的农村公社及其历史略探》，《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④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遗迹》，《文物》1979年12期。
　　(原载《考古》1983年7期)
　　

秦俑学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