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写在张政烺先生一百周年诞辰之际
　　张政烺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前辈学者。1978年～1981年我在川大历史系读硕士期间，已读过张先生的部分论文，如《“平陵塦*(上日中一下寸)立事岁”陶考证》、《“*”字说》、《<说文>燕召公<史篇>名醜解》、《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甲骨文“肖”与“肖田”》、《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释甲骨文“俄”、“隶”、“蕴”三字》、《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虫书铜壶》、《利簋释文》、《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上夭下虫)神》、《周厉王胡簋释文》、《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等，极为钦佩其学识淹博、视野开阔、凿破混沌、独辟蹊径，以为在当代学者中，是极为罕见的。
　　比如楚器卲王之諻鼎、簋铭文有“諻”字，近人或释为兄，扞格难通。张先生据《方言》六“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广雅·释亲》“媓，母也”，说鼎、簋乃楚昭王为其母伯嬴所作器，已为定论。但文章并未到此为止，复广征文献有关伯嬴记载，力辟《公羊传》、《春秋繁露》、《越绝书》、《吴越春秋》所谓吴师入郢后吴王阖闾或伍子胥“妻昭王母”之谬说，而据《左传》、《淮南子》、《列女传》，谓伯嬴能保全其贞节，令人耳目一新。
　　殷墟甲骨文及殷周金文有“*”字，凡数百见，学者隶定、考释至为纷纭。罗振玉释赫，叶玉森、唐兰释夹，郭沫若释母，于省吾释爽，梁东汉释無，字形皆不尽合。张先生说“*”从大从*(左目右目)，“字像一人挟二物于腋下之形”。“至其所挟之物，形体甚多”，“盖取二物相俪为偶，故不拘泥于形体也”。辞例多作“祖某*妣某”，介于二者之间；又有“伊*”、“黄*”。张先生说“*”当读为仇，解为匹、妃匹。“伊*”指“伊尹”，“黄*”指“黄尹”，殷王室重臣，“盖谓国之重臣与王为匹称也”。其说一出，他说多息声。
　　张先生一生的作品数量并不算多，但多掷地有声，影响深远。他的很多学术见解，看似一时灵感，实际上是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晶。1978年末，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长春召开，会上徐锡台先生介绍了周原出土甲骨刻辞，其中有一种所谓“奇字”，请张先生解释。张先生第二天发表《古代筮法与周文王演周易》的短论，说“奇字”即数字卦，解决了一个数千年来不得其解(此前也有人提到过，但仅只言片语)的难题，博得一片掌声。这个看法，绝非偶然想到。我们知道，此前几年，张先生一直参与整理马王堆帛书《周易》，一直思考与筮法有关的问题，并对汉、唐、宋人的象数之学有深入研究，所以才能在徐锡台发言之后即时提出见解。张先生稍后发表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跋》，则是对此问题的系统阐发。这些文章厚积薄发，肯定将在学术史上留下深刻的个人印记。
　　在学术上，张先生又是一位执著的探索者，对已有的学术观点，包括他自己的个别观点，也不断会所完善与修正。如“尹*”、“黄*”之“*”，张先生早年读为“仇”，后来又读为“舅”。1978年张先生作《释“它”示——论卜辞中没有*(上夭下虫)神》，说：“古代传说，汤取有莘氏之女，伊尹是跟着陪嫁来的奴隶。……伊尹可能是有莘氏之子弟。商和有莘氏当时还处于母系制度的末期，从有莘氏这方面讲，伊尹本有继位的资格，他放弃自己的继承权，和商併为一国，但舅权的尊严还在，故废立太子易如反掌，而天下也不以为僭。自周以来，父系制度加强，……才把伊尹极力贬低，说成是有莘氏的奴隶。”
　　我常对学生说，一篇文章的好坏，主要是看是否有真知灼见。有真知灼见者，即使偶有小错误，仍是好文章；有些文章，东抄西拼，没有个人见解，就是没有错误，也不是好文章。比如张先生《*(左弋右卩)其卣的真伪问题》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二祀*(左弋右卩)其卣、四祀*(左弋右卩)其卣是伪器，理由之一是“*(左弋右卩)其”不是人名，“*(左弋右卩)”是爵称或尊称，“其”是副词。1991年，陕西岐山县樊村出土一斝，铭有“亚*(左弋右卩)其”，证明“*(左弋右卩)其”是人名，张先生早先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但张先生1945年认为二器伪作，此后与张效彬争辩，与郭沫若、徐森玉、李济、高去寻、英国人叶慈、日本人池田末利、松丸道雄讨论，42年后，到了1987年，始作文刊于《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40余年间坚持一个学术观点，苦苫求索，其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张先生是一位传统学者，对师长，谦恭有礼，对晚辈，和蔼可亲。对此，我有深刻的印象。1980年深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成都召开，徐中舒师是召集人。会后，徐师留下了张先生、胡厚宣、李学勤、徐永年四位先生，主持我们的硕士论文答辩。徐师1926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1928年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后在北大历史系兼课，胡厚宣先生听过徐师的课，1934年分到史语所，与徐师有师生之谊。张先生1936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即到史语所，与徐师是同事，但从年龄、资历上说，又是晚辈。因为这些原因，在徐师进教室时，胡、张二位先生都恭手侍立，齐声问：“先生好!”徐师坐定，他们才落座。答辩结束后，我陪张先生去游武侯祠、人民公园。走得累了，坐在石阶上休息，我请教张先生今后我们应重点读什么书，张先生答：“小学基础书要细读。我年轻时读《广雅》，正文几乎可以背下来。”我深受启迪。归时天色将晚，而张先生坚持要在盐市口下公交，让我和他一同去寻矮子斋饭店。张先生说：“近日《成都晚报》上有文章，称此家名小吃店品种繁多，且服务态度热情。”当时是改革开放之初，还用粮票，小吃店也很少，故报纸上会对某些小店加以宣传。我同张先生步行三里余，才找到这家饭店，然已门可罗雀。一问，才知道只售麻辣牛肉，所谓“名小吃”云云，只在中午卖两个钟头。此时饥肠辘辘，遂匆匆一餐而返。回到宾馆，张先生拿出几天前的《成都晚报》让我看，喟然慨叹：“真没想到，实在对不住老弟了。”其率真、忠厚于此可见。1988年，林小安兄带我去张先生家。一方面是看望先生，另一方面也请先生对拙稿《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给予批评。张先生谈了对几件上郡戈的看法，说“鬼薪”、“城旦”、“隶臣”都是刑徒；又说把秦铜器铭文汇集起来，加以考释，是有意义的工作；末了，先生还为我题写了书名，使我深受感动。
　　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几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萦现在我的脑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的学问道德，我们这一代人恐怕很难企及了，但先生树立的楷模，则是我们终生应该学习的。
　　2011年10月4日
　　张维慎《沙苑子文史论集》序
　　张维慎先生将其著《沙苑子文史论集》打印稿送我审读，并请作序。我与维慎在学术上的主攻方向不尽相同(我侧重于古代文字及先秦历史文化，维慎则侧重于历史地理及汉唐历史文化)，未敢遽应。维慎说：“我们交往较多，您对我的学术文章还是很了解的，必能给予恰当的评议。”信任与友情难却，于是写下了自己认真拜读后的一些想法。
　　《论集》共分五辑，包括了历史地理、古代礼俗、简牍典籍、文物鉴赏、古代史研究，涉及面宽泛。
　　历史地理是维慎的专攻，此辑收文10篇，既有新颖独到的见解，又能将研究课题与历史地貌变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为当代社会发展服务。
　　扶桑国最早见于《梁书·东夷列传》，其位置中外学者久争未决。《“扶桑国在美洲”再考》列举我国学者朱谦之、吕思勉、邓拓、文达公，外国学者克拉普洛特、希勒格歧尼、金勒、弗雷尔等的五种说法，详加辨析。“结合古今文献、考古资料以及人类学、民俗学、航海学、建筑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对《梁书》所载扶桑国的地理方位、动植物、矿产、婚丧之俗、服饰易色、国王和贵族的称呼……”等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申论吕思勉先生之说，力主扶桑国在美洲，是由受殷文化渐染的中国貉族人建立的，是由梁沙门慧深最早发现的。此文是该课题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卓然成一家言，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被《新华文摘》加以摘引，良有以也。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与半坡人居址选择比较研究》列举大量考古资料，指出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居于近地表水源的地方，便于人畜饮水、发展原始农业、渔猎及交通往来，补充、论证其师史念海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当时(新石器时代)人们所选择的居住地址就已显示出他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作者对所有例证都有深入细致的分析，而不是简单罗列。如作者指出，河姆渡人与半坡人都生活在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时间，当时出现过全世界性的气候回暖现象，但各地回暖的程度不同。河姆渡人生活在长江下游的平原或低级阶梯，温润多雨，发展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而半坡人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中级阶梯，属半干旱气候，因而发展以粟为主的半旱作农业，甚有理致。
　　《隋唐墓志所反映的统万城、朔方城、夏州城——兼论统万城周围土地的沙漠化》一文。依据康兰英先生《榆林碑石》中涉及统万城、朔方城、夏州城的47方碑文资料，说三者实为一地之异名。“统万”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元保洛墓志则称“吐万”，“统”、“吐”皆胡语音译；“朔方城”为“朔方郡城”之省；“夏州城”为唐代夏州治所(或称州理，唐人避高宗李治讳，改治为理)。统万城的沙化最晚不迟于夏末北魏初，但其时尚有水利设施黑渠，周围尚有农业，五胡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及其附近的土壤应以沙质土为主，而唐时夏州城周围土地沙漠化的记载不绝于文献，沙漠化的主因是人类不合理的开发。由此作者建言：“当今，要控制和治理统万城周围土地的沙漠化，只有大力植树种草，加大林牧业的比重，把农林牧的结构调整好。”是值得当政者重视的。
　　中国是礼仪之邦，儒家学说、礼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维慎长期致力于礼俗研究，《论集》中有6篇文章讨论礼俗，意义重大。
　　《“面缚”考辨》原名《面缚：中国古代投降仪式解读》刊于《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收入《论集》时又有增补。2005年，维慎申报研究馆员时，此文曾送我审阅。当时我认为“熔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礼俗于一炉，对面缚的含义、使用场合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此文论点鲜明、论据充足，小题目而能作出好文章，值得称赞”。其他几篇亦如此。
　　《试论唐代女子拜礼的拜仪及其适用场合》、《两件唐代跪拜俑拜仪考》仔细分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两件唐代女跪拜俑、山西省博物馆藏跪拜男吏俑、山西长治市出土跪拜俑、河北献县出土唐跪拜俑的异同，指出：“女子行拜礼，从跪到不跪，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在此变化中，坐具变化起着重要作用。”作者赞同朱熹《朱子语类·礼》、赵翼《陔余丛考·妇人拜》的说法，认为唐女跪拜俑所行者为原始肃拜，“是古人席地而坐时所行肃拜礼在唐代的反映。只不过这种肃拜礼在唐代并不是常见的，它只适用于‘妇初见舅姑’、‘宫人于君后’等少数特殊场合，而在大多数场合则是应用如赵翼所说的‘稍作鞠躬虚坐之状’的肃拜礼”。作者引王建《宫词》、杜甫《新婚别》、白行简《李娃传》、《旧唐书·礼仪》、张说《虬髯客传》、文瑩《玉壶清话》、脱脱《宋史》等，引证丰富，视野开阔，结论可信。
　　《论集》中有几篇考释碑文、墓志的文章，颇见功力。《唐<于知微妻卢氏墓志>考释》据《北史》、《隋书·于义传》、新旧《唐书》于休烈、于益传及《金石萃编》收录的《于志宁碑》、《于知微碑》、《于大猷碑》、《于栗*(左石右单)碑》、《于默成碑》，考证于知微的仕宦生涯、志主卢舍卫的先世、郡望、婚姻、子女，为“金石补史”增添了新的例证。唐碑喜用典，作者多考其出处，使文义豁然贯通。志文：“余大父太师燕定公，道高稷禼，绩茂萧曹。”考释谓“大父”指于知微祖父于志宁，志宁唐初为太子少师、太师，封燕国公，卒谥定；“稷”为周始祖后稷，“禼”为商始祖契，“萧曹”为汉初丞相萧何、曹参。说于志宁道德高于稷、契，功劳大过萧何、曹参，虽不无夸大，但大体近是。这样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志文的理解。
　　唐《万年宫碑》载于清王昶《金石萃编》，碑阴列有“见从文武三品以上”“自书官名”，是考证唐代职官、封爵、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唐<万年宫碑>阴三品以上从官题名考》据新旧《唐书》、《全唐文补编》、《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的大量资料，比勘碑文，抉其幽微，正其讹舛，是“史学二重证”的发扬光大。碑阴有“左领军将军□仁□”，后三字学者或疑为“薛仁贵”。维慎考辨说：薛仁贵于永徽五年确实到过万年宫，并救过高宗的命，但“□仁□”首字经辨认是“金”字，则只可能是唐时新罗国遣唐质子“金仁问”；抑或是皆曾作过“左领军”的“刘(繁体刘从金)仁轨、刘仁愿。”维慎引拜根兴先生说，定为“金仁问”，因为金氏“二十余岁即官三品‘左领军卫将军’”。多年悬案，遂得定谳。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几篇，或分析汉代社会生活中的笞、罚，或论述金世宗对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惩罚，或评议秦末名士范增劝项梁立楚后之功，或探索茶的养生功能、白居易晚年嗜茶之表现，多有感而发，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略论金世宗对于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惩罚》末尾说：“金世宗对于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与惩罚，对于当今我国政府的反腐倡廉，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封建皇帝金世宗尚能执法必严，‘大义灭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岂能落于其后乎!”如果有纪检人事部门负责人读此文，不知作何感想?
　　总体上看，《论集》涉及面广、论述深入、逻辑性强，且不乏真知灼见，是近年文史研究苑囿中的一枝新葩。
　　当然，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的话，《论集》个别地方似还可以稍加改进。比如扶桑国所在，维慎下大力气作了讨论，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但这毕竟是世界性难题、学术公案，要使之成为定论或为多数人所认可，还应再多举些例证。《论<淮南子>的用人思想》引《淮南子》“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说：“《淮南子》的这一思想，蕴含着朴素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所谓“人民创造历史”，是现当代的马列、毛泽东理论，安到刘安头上，似乎抬高了古人。其实，刘安所谓“众人”未必能与“人民”画等号；再说，历史是否全是“人民”创造的，本身也仍不是不可讨论。有些碑石典故没有指明出处，固属审慎，但有的还是可以指明的。《于志微妻卢氏墓志》云：“昔太师翼周，盛德光乎四履；尚书佐汉，隆恩洽于九江。”《论集》说：“‘太师’、‘尚书’其名均待考。”我则怀疑“太师”是姜尚，“尚书”是卢植。《元和姓纂》：“卢，姜姓，齐太公之后。”《史记·齐太公世家》：“于是西伯猎，果遇太公。……载与俱归，立为师。……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立师尚父于齐营丘。……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而不复，是以来问。’”志文“太师”即《世家》之“师”；志文“翼周”即《世家》之“夹辅周室”；志文“四履”即《世家》管仲所说齐太公“履”之四“至”，亦即周之宇内。管仲的话亦见于《左传》。卢植是东汉末名臣，他是大儒马融的高足，曾剿灭黄巾军张角部，并阻董卓废献帝之谋。《后汉书·卢植传》：“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会南夷反，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拜为庐江太守。……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左石右单)、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纪》。帝以非急务，转为郎中，迁尚书。”植曾官“尚书”，“在九江，有恩信”，此即志文所说“尚书佐汉，隆恩洽于九江”。姜太公是卢氏始祖，卢植是卢氏列祖中声名煊赫者，故墓志首先提及。
　　《沙苑子文史论集》之名，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维慎1964年生于陕西大荔县冯村一耕读传家的大户人家。祖父民国时曾在广西任县长，父亲和两位伯父长期任教或从事艺术工作。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维慎自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及长，维慎就读于陕西师大历史系、宁夏大学历史系，1999年至2002年，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攻读博士，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1989年维慎硕士毕业后一直在陕西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后者是从前者分出来的)的保管、资料、科研等部门从事科研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的编辑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师弟李西兴作馆刊副主编，常约我写稿，其时维慎任编辑，我们便认识了，印象中他是一个十分勤奋，却又不爱张扬的年轻人。后来，西兴去了新西兰，馆刊副主编又换了张铭洽先生，维慎则始终做编辑，直至升任副主编兼资料室主任。因他是副主编，每年都会向我约稿，也时不时会送他的文章给我读，或在写某些文章前同我说起他的想法，于是我们便熟了，知道他对学术研究的执著、较真，也知道他不慕名利，与世无争，却早已在学界崭露头角，是陕历博的业务骨干了。“沙苑”是一个地名，指大荔县洛河与渭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是原朝邑县(上世纪50年代修三门峡水电站，朝邑撤县，并入大荔)的一部分。该地多薄沙，是以枣树、沙槐、沙棘为主的防沙林带。“沙苑子”是维慎的笔名或号，我猜想寓意一是作者原籍朝邑，是“沙苑之子”，二是要像沙槐、沙棘那样有顽强的生命力。
　　维慎正当中年，愿他努力奋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2012年5月2日
　　杨广泰《新出陶文封泥选编》序
　　陶文与封泥是古文字，特别是战国文字的两项重要内容，二者关系密切，其著录与研究历史亦悠久。
　　陶文、封泥以山东、陕西出土为大宗。清代同治年间，陈介祺辑成《簠斋藏陶》，吴大澂加以考释，有开创之功。此后刘鹗《铁云藏陶》、孙浔、孙鼎《季木藏陶》、王献唐《邹滕古陶文字》、陈直《关中秦汉陶录》、袁仲一《秦代陶文》、《秦陶文新编》、高明《古陶文汇编》、王恩田《陶文图录》，著录更为丰富。而顾廷龙《古陶文孴录》、金祥恒《匋文编》、唐兰《陈常匋釜考》、张政烺《“平陵塦*(上曰中一下寸)立事岁”陶考证》、周宝宏《古陶文形体研究》，以及袁仲一、李零、裘锡圭、郑超等，皆对陶文的释读、时代、分域及其反映的历史、文化有深入的研究。
　　《铁云藏陶》中有《铁云藏封泥》一卷，是早期的封泥著录。吴式芬、陈介祺《封泥考略》、罗振玉《齐鲁封泥集存》、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王献唐《临淄封泥文字》，资料更加丰富。1994年，孙慰祖著《古封泥集成》，是1993年以前著录封泥的总汇。
　　秦封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少有著录。《封泥考略》仅怀疑“参(三)川尉印”、“赵郡左田”、“田廥”、“屯留”等为秦物。1990年，拙文《秦印探述》指出“皇帝信玺”、“信宫车府”、“北宫宦者”、“军假司马”为秦封泥。孙慰祖《集成》指出“萯阳宫印”、“安臺左塈”为秦封泥。仅此而已。
　　1995年以来，西安北郊陆续有古封泥流向市场，北京路东之古陶文明博物馆收藏一批，请李学勤先生等鉴定，确认为秦封泥。1996年，路氏与周晓陆先生欲著文介绍这批封泥，我当时在《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工作，极力怂恿此文首先在该刊发表。1997年第1期的《考古与文物》与《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首先公布了这批资料，并由周、路二氏作了初步分析，在海内外引起轰动。路氏资料后结集为《秦封泥集》。几乎同时，亡友傅嘉仪先生亦收藏600余枚秦封泥，品相较好。傅氏封泥后结集为《秦封泥汇考》，并曾请我考释。稍后，原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考古工作队各自对相家巷村秦封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获得了一大批秦封泥，并弄清了其地层关系。遗憾的是，西安市文管会的资料至今未发表。秦封泥的发现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其对秦历史文化尤其是职官、地理研究极具价值，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成为研究热点。李学勤、孙慰祖、周伟洲、周晓陆、施谢捷、张懋镕、傅嘉仪、史党社、刘瑞、刘庆柱、李毓芳、陈晓捷皆著文探讨，蔚为大观。1999年，拙著《秦文字集证》在台北印行，其第四章《秦印通论》涉及秦封泥300余种。至今，大陆及港、台地区以秦封泥研究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已有数篇。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陶文、玺印封泥收藏者中，有一些是当时的书画名家。黄宾虹先生有《宾虹草堂集古玺印》、《陶玺文字合证》，沙孟海先生有《谈秦印》、《印学史》，皆其代表。傅嘉仪先生也是一位书法家。
　　北京文雅堂杨广泰先生是一位著名书画鉴藏家。二十年来，他花费巨大精力与财力，购藏了一大批古陶文、封泥，包括：河南新蔡古吕镇所出战国封泥；西安相家巷、六村堡、高陵及河南平舆古城村所出秦封泥；西安焦家村、卢家口、江苏徐州土山、山东临淄刘家寨、河南灵宝函谷关、平舆古城村所出两汉、新莽封泥；河北易县燕下都所出燕陶文、山东临淄所出齐陶文等，总数已逾万枚。2010年，杨先生将其所得编为《新出封泥汇编》，收各类封泥7800余枚，近1600种，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印行。该书编排科学，释文准确，装帧典雅，印刷精良，书后并附全编封泥与其他封泥编校读表、所见职官表、所见郡国县乡名表等，为封泥鉴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封泥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海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秦传世器有新郪虎符，原藏东京某氏，后归巴黎陈氏，罗振玉《增订历代符牌图录》收入，王国维、郭沫若、唐兰等先生著文，断为秦併天下前物。近年有朋友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据《汉书·地理志》汝南郡下应劭注“秦伐魏取郪丘，汉兴为新郪”，新郪为汉所置县，新郪虎符是汉淮南王刘安谋反时铸造的，因要与朝廷唱反调，故铭文内容、文字风格皆仿秦文字。但《新出封泥汇编》0980有相家巷出土“新郪丞印”封泥，证明秦已有新郪县。拙文《“秦新郪虎符”析疑》据此重新考定新郪虎符乃秦物，非汉物。拙文写作时，曾向杨先生求取照片，是很感激的。
　　上书出版后，杨先生续得陶文、封泥2400余枚，近日择其要者，将辑为《新出陶文封泥选编》，由日本艺文书院印行。我粗读书稿一过，以为此书有以下两个特色：
　　一、资料丰富、品相好
　　此书选收封泥800余枚、陶文400余枚，时代从战国至东汉，地域涵盖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内容包括官制、地理、私名。其他域之广、品种之多、内容之丰富，比之《封泥考略》、《齐鲁封泥集存》、《季木藏陶》皆有过之。近年也有一些书画家印行了个人藏玺印、封泥书，但多数品种少，不成系统，与此书无法相比。
　　此书所收陶文、封泥，如临淄齐陶文、灵宝西汉封泥、西安卢家口新莽封泥多完整。《汉书·地理志》：“弘农郡。”班固自注：“武帝元鼎四年置。有铁官，在黽池。”王先谦补注：“全祖望曰：‘故属京兆尹，武帝分置。’钱坫曰：‘《武纪》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然则置郡亦当在三年，四字疑误。’”属县有弘农、卢氏、宜阳、黽池、丹水、新安、析、商、上雒、陕、陆浑。灵宝所出西汉封泥有“弘农大守章”、“弘农守丞”、“弘农都尉章”、“弘农铁长”、“弘农铁丞”、“关都尉印章”、“弘农水长”、“弘农狱丞”，可能都是弘农郡职官印。又有“弘农令印”、“卢氏丞印”、“陸浑长印”、“陸渾丞印”、“陸渾左尉”、“黽池丞印”、“黽池右尉”、“黽池廏丞”、“陕令之印”、“商丞之印”、“上雒右尉”、“析丞之印”、“新安令印”、“宜阳令印”、“宜阳左尉”，皆弘农各县职官印。弘农郡封泥集中出土于灵宝，不是没有原因的，灵宝即《地理志》之“弘农”县，班氏自注：“故秦函谷关”。王先谦补注：“《荀子》所谓‘秦有松柏之塞’也。《一统志》：关在今灵宝县西南里许。”
　　有些封泥虽有残缺，赖同一品种有完整者，其文字亦可确定。如“咸阳丞印”，共96枚，其中完整者20余枚。又如“弘农都尉章”5枚，一枚完整，4枚残，但残损部位不一，可互相补足。
　　二、精品多，对研究历史文化有重大价值
　　古吕镇所出战国封泥有“*(上?下亯)”，字上竹作“*”，有楚文字特色。*(上?下亯)见包山楚简237：“亯(享)祭*(上?下亯)之高丘、下丘各一全豢。”刘信芳先生说：“*(上?下亯)读为竹，地名。”(《楚简帛通假释例》第12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今按《汉书·地理志》济阴郡下有“竹邑”县，班氏自注：“莽曰笃亭。”王先谦补注：“秦竹邑，曹参所定，见《参传》。《续志》后汉因，加邑。……《一统志》：故城今宿县北。”*(上?下亯)可读为笃，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简24：“兽(守)中，*(上?下亯)也。”*(上?下亯)字王弼本作笃(拙著《古文字通假字典》第330页，中华书局，2008年)，王莽改为“笃邑”，其来有自。
　　秦封泥有“邦尉之玺”多枚。罗振玉《陆庵集古录》收有“邦尉之印”，罗福颐曾摹取其文收入《汉印文字征》中。沙孟海《印学史》说据罗福颐回忆，此印有田字格，沙先生据此定该印为秦印。《史记·白起列传》云昭王时白起迁为国尉，《秦始皇本纪》记始皇十年以尉缭为国尉。“邦尉之玺”称玺不称印，时代应比“邦尉之印”早，殆秦统一前物。
　　秦封泥有“孱陵丞印”，首字稍残，但上部“尸”尚有残画。孱陵，《汉书·地理志》属武陵郡(秦时应属洞庭郡)，王先谦补注云：“高帝五年置，见《名胜志》。”湖南龙山里耶秦简8-467有“孱陵”(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第16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封泥、简证明孱陵为秦县，非汉始置。孱陵又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应是汉初沿用。
　　秦封泥有“北卿”、“南卿”、“*(左古右阝)卿”、“新昌卿印”，四例卿字是否应读为鄉，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杨宽《古史新探》云：“‘鄉’和‘饗’原本是一字。……整个字像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的情形，其本义应为鄉人共食。”“鄉邑的称‘鄉’……实是取义于共食。”“是用来指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在金文中‘鄉’和‘卿’的写法无区别，本是一字。”“‘卿’原是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中‘鄉老’的称谓，因代表一鄉而得名。进入阶级社会后，‘卿’便成‘鄉’的长官的名称。”卿、鄉本一字，这是古文字学家的共识。战国时期，二家逐渐分化，但仍有同用之例。商鞅方升：“齐遣卿大夫衆来聘。”秦封宗邑瓦书：“周天子使卿大夫来致文武之酢(胙)。”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生》：“凡生子北首西鄉(向)，必为上卿。”诸例卿皆为卿大夫，特别是末例，卿、鄉分用显然。睡简《语书》：“民各有鄉俗，……私好鄉俗之心不变，……”鄉为鄉邑。中山王*方壶：“以卿上帝。”圆壶：“卿祀先王。”卿即饗。上博楚竹书《缁衣》简12：“毋以辟(嬖)女*(上聿下百百)(*(上聿中百百下皿))大夫向士。”“向士”今本《礼记·缁衣》作“卿士”，随县简1·033作“卿事(士)”。向与鄉通用，《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仪礼·士虞礼》贾公彦疏引向作鄉。以上诸例卿、鄉同用。值得注意的是秦封泥既有“北卿”，又有“北鄉”；既有“南卿”，又有“南鄉”；高陵出秦封泥有“新昌卿印”、“*(左古右阝)卿”，而焦家村出汉封泥有“新昌鄉印”、“*(左古右阝)鄉”。由此而论，以上诸例卿字仍可能用为鄉，是乡邑封泥。
　　高陵所出秦封泥有“池卿”、“池阳北卿”、“池阳鄉印”，卿、鄉亦当同用。
　　秦封泥有“郝丞之印”，又有“郝卿(鄉)”多枚。《说文》：“郝，右扶风鄠盩庢鄉。”段玉裁注：“铉本如此，谓右扶风之鄠县、盩庢县皆有郝鄉也。……前《志》曰‘右扶风盩庢’。按：在今陕西西安府盩庢县。”王筠句读：“小徐衍‘鄠乡’二字，大徐删之未尽尔。《玉篇》无鄠字。颜注《急就篇》曰：‘郝，京兆盩庢鄉名也。’亦无鄠字。”据此，郝为盩庢(今作周至) 鄉名。汉有盩庢县，见于《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汉印文字征》10·13有“盩庢右尉”。秦以前是否有盩庢之名不知道。《石鼓文·作原》有“□□盩道”句，罗君惕先生说：“盩道谓山曲之道也。”(《秦刻十碣考释》第205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也未必与盩庢有关。“郝丞之印”之郝似为县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皆有丞、尉，……十亭一鄉，乡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县才有“丞”，乡则无。从里耶简看，鄉之职官有“守”(8-651“启陵乡守根”；8-746“枳鄉守”)、啬夫(8-770“乡啬夫”)、佐(8-809“都鄉佐襄”)，未见有丞。由此而论，秦时郝为县名，至汉改为盩庢。郝既为秦县名，亦为鄉名，此例多有，如咸阳为秦都，又有“咸阳右鄉”封泥，高陵为秦县，又有“高陵鄉”封泥。到了汉代盩庢为县，郝则为其一鄉。《急就篇》：“郝利亲。”颜师古注：“郝，京兆盩庢鄉名也，因地以命氏焉。”澳门萧春源先生珍秦斋藏一枚箴言印，一面刻“郝氏”，其他几面错银书“忿”、“罙(深)冥”、“欲”、“毋思”，马国权、董珊、游国庆诸先生皆有考释。“郝”，游先生隶作“*(左亦右阝)”，说可读为奕。今“郝丞之印”，“郝”亦作“*(左亦右阝)”，可见游氏之误。“郝氏”也有可能为秦郝县大族。
　　新莽封泥有“操虏男印章”，《汉印文字征》12·7有“操武男印章”，《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572有“殄虏男家丞”，性质相近。男是五等爵(公、侯、伯、子、男)的最后一级。《汉书·王莽传》：“(居摄)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立严鄉侯刘信为天子。……(莽)遣王邑、孙建等八人击义。……槐里男子赵明、霍鸿等起兵以和翟义。……十二月，王邑等破翟义于圉。……三年，……于是(莽)封(爵)高者为侯、伯，次为子、男，当赐爵关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数百人。击西海者以羌为号，槐里以武为号，翟义以虏为号。”操，执，“操虏”即执虏，为击翟义者所封爵号名。卢家口封泥又有“□□里附城”，即汉之关内侯。
　　新莽封泥有“丹阳毋冤连率”、“桓宁大尹章”、“平河大尹章”、“丰穰尹印章”、“禾成见平卒正”、“桓成南育卒正”，皆郡太守印封泥。《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元年，……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县令长曰宰。”“(天凤元年)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率)；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这些官名亦见新莽简，《居延新简》EPT52·490：“行延亭连率事偏将军。”《敦煌汉简》1893：“入西蒲书二封，其一封文德大尹章。”(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第133～134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
　　新莽封泥有“安新徒丞印”、“新明徒丞印”、“西成马丞印”、“锡县马丞印”，皆县丞尉之印。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云：“汉制县令、长以下，皆有丞、尉之设。丞司文书主民事，尉司卒役主盗贼，又有司空主官狱。莽盖以此三吏，就其原有职掌，改易名称，非新设之丞也。徒丞为汉制县丞，《周官》司徒本主民事，县丞亦然，故以徒丞名之。马丞为汉制县尉，司马掌武备，与尉职相合，因以丞名之。空丞为汉制司空，工、空一事，周之司空，犹云司工，掌水土之事，汉制县、道工役，类以狱中罪人为之，故由狱吏典司而名曰司空，与《周官》司空职掌略同，因以空丞名之。”
　　陶文“匋攻”即陶工，工作攻，“支”下加饰笔，有燕文字特色。
　　“塙*(外門内膚)*里曰*(潮)”为齐印记陶文，又见《季木藏陶》38·5，后者摹本“里”下漏摹“曰”字。“塙*(外門内膚)”即“高闾”，齐都临淄城门名。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臣以车五百乘入齐，*(上日下寅)逆于高*(外門内吕)，身御臣以入。”
　　齐陶文有“公豆”、“公*(上父下缶)(釜)”、“公区”等，亦见《季木》。《左传·昭公二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公量”，姜齐公家量制，小于田(陈)齐“家量”。《古陶文汇编》3·724“王豆”，汤余惠《战国铭文选》说为田氏代齐后齐王之豆。
　　齐陶文有“夻蒦*(外□内易)陶者乙”等，“夻”字又见齐刀币面文，前人多释去，今人多释大，由陶文看，释大为是。“蒦*(外□内易)”即“澅阳”，临淄西南邑名。《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宿于畫，……三宿而后出畫。”《水经注·淄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谓澅中也，俗以澅水为宿留水。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澅，故世以此而变水名也。”
　　蒦阳是齐陶主产地，有南里、中里、大里。此书收南里陶文甚多，如“蒦*(外□内易)南里人*(上女下左虫下右虫)”、“蒦*(外□内易)陶里人*(上此下冃)”、“蒦*(外□内易)陶里人*(左糹右丰)”等。*(左糹右丰)字又见诅楚文：“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寔)缪(戮)力同心，两邦若一，*(左糹右丰)以婚姻，……”*(左糹右丰)从糸，丰声，即缝字初文，合也。
　　以上只是略举数例，即此已可见此书之价值。
　　期望杨先生的陶文、封泥收藏续有所得，也期望杨先生续有新作问世。
　　2013年元月10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