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二、棺与椁
　　根据《礼记》关于“殷人棺椁”的记载，过去一般认为木棺的出现是在殷商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较早出现了木棺。孟津妯娌遗址仰韶基地的一座墓葬内置单棺，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使用木棺的这座墓葬，也是妯娌遗址仰韶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位于墓地西南边缘，墓坑长5.15，宽4.05米，面积20.86平方米，底部有生土二层台，内置单棺，内葬一青年男性，死者手臂套象牙箍[1]。该墓不仅规模大，而且死者手臂上还套有象牙箍，这都在暗示享用木棺是一种非常优厚的待遇，是对死者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木棺的出现，是远古人类在处理死者尸体上一次大的飞跃，对后世影响巨大，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盛行的埋葬制度的棺椁制度，它的渊源便可以追及于此。
　　所谓椁，就是棺外套的大棺。《说文》：“椁，葬有木椁也。从木郭，郭亦声。”棺椁之间有相当的空隙用来放置随葬品。《丧大记》称：“棺椁之间君容祝(状如漆桶的打击乐器，方二尺四寸)，大夫容壶，士容无瓦(一种酒器)。”
　　关于周代的棺椁制度，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譬如《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柂棺一，梓棺二，四皆皆周。”郑玄注：“尚深邃也，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2]《庄子·天下》：“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3]《荀子·礼论》：“天子棺椁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4]
　　至于如何理解先秦文献所记载棺椁多重制度中的“重”，赵化成先生认为：《礼记·檀弓上》中所谓“重”专指棺的层数，而《荀子·礼论》、《庄子·天下》所云“天子棺椁七重”应为“三椁四棺”(或二椁五棺)，“诸侯五重”应为“二椁三棺”，“大夫三重”应为“一椁二棺”，“士再重”应为“一椁一棺”，是将棺椁层数统在一起而言[5]。关于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的研究，目前学者们彼此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些认识似有相似之处，但有些看法则相去甚远。但是，不可否认，学者们一致认为，棺椁制度是周代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棺椁多重制度是棺椁制度的核心，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墓主的身份、社会地位及其生前的经济状况，等级越高的人，其棺椁的重数也就越多。
　　到目前为止，周王和西汉皇帝级别的墓葬却没有考古发现，但是，七重棺椁的墓葬，在汉代还是有所发现，分别是河北定县八角庄中山怀王刘修[6]和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7]，皆用了五棺二椁，有人认为五棺二椁为天子之制，而他们作为诸侯王则是一种僭越。但是，尽管如此，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五棺二椁制的多重棺椁的确存在，且应该为天子专用。所以，据此，我们认为，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其棺椁也应该是七重，即二椁五棺。
　　关于多重棺的名称，俞伟超先生结合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各层棺名如由外向内计，外棺都叫“大棺”，第二层棺都叫“属”，第三层都叫“椑”或“杝”，最里的一层或二层内棺是“革棺”；如为三层套棺，内棺就是“椑”或“杝”，没有“革棺”；如只有二层，内棺即“属”，既无“革棺”又无“椑棺”；如为单层，就是“大棺”[8]。按照秦始皇帝的等级，五层套棺，则其名称由外向内依次应该是：大棺、属棺、椑棺、革棺。
　　注释
　　[1]河南省文物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
　　[2]《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
　　[3]《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
　　[4]《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
　　[5]赵化成：《周代棺椁多重制度研究》，《周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7]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8]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棺制的推定》，《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