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二、刻铭制度
　　(三)刻铭纪年的格式
　　目前秦俑坑出土刻铭纪年的铜戈(戟)，纪年有秦始皇三、四、五、七和十年，加上“八年相邦吕不韦”戟[1]和“九年相邦吕不韦”戟[2]，纪年连续涉及到秦始皇三—五年、七—十年，其中九年以前的铭文格式是“某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某丞某工某”。十六件铜铍上的铭文纪年涉及到秦始皇十三年、十五—十九年，加上“十年寺工”戈，其格式为“某某年，寺工某(造)工某”。
　　可见，从秦始皇三年到十九年，中央督造的兵器铭文以十年寺工戈为界，分为前后两种，始皇九年以前，铭文体例是“某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某丞某工某”，属于相邦(最高督造者)、寺工及丞(主造者)、工(具体制造者)三级监造制度，这种兵器铭刻题记是秦始皇统治初期的标准格式。从秦始皇十年之后，兵器铭文的格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为“某某年，寺工某(造)工某”，属于寺工、工两级监造制度，题铭中不再出现最高督造者相邦一职。这是秦始皇十年以后中央督造兵器刻铭体例的一个特点。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三年吕不韦”戈是吕不韦任相时的最早的带有“相邦”字样的戈。而以最新发现的“十年寺工”戈为界，其上的铭刻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由此可以推断，“九年吕不韦”戟，是吕不韦任相期间带有“相邦”字样、年代最晚的一件兵器。也就是说，“某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某丞某工某”的铭文格式，仅存在于秦始皇三年(前244年)到秦始皇九年(前238年)，到秦始皇十年以后便基本消失。而秦始皇二年与秦始皇十年以后的兵器铭文，多为“某某年，寺工(或诏吏、少府工室、属邦工室)某(造)工某”格式[3]。大概到了秦二世元年，又开始恢复带有“相邦(丞相)”字样的铭记形式，如“元年丞相斯”戈[4]。
　　其中原因与当时社会变化有关。《史记·吕不韦列传》云：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卒，“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初即位，委国事大臣”[5]，吕不韦大权独揽，表现在其一手督造的中央兵器上，多刻有“相邦吕不韦”字样的铭文，并将这种体例制度化、完善化。至此，秦代“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的制度最终趋于完善，达到了统一。而到了秦始皇十年(前237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6]，兵器上的“相邦吕不韦”字样从此不存。“十年寺工戈”的出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7]。另外，“十年秦始皇亲政后，可能长期未置丞相，……丞相位缺，当然不能署名”[8]，也是有道理的。
　　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央政令的实施变化情况，“反映了君权和相权消长的变化”，“说明自嫪毐之乱被平息，吕不韦被罢相后，秦始皇加强了专制集权，相对削弱了相邦的权力，以防止相邦擅权作乱”[9]。
　　注释
　　[1]李仲操：《八年吕不韦戈考》，《文物》1979年第12期。
　　[2]尹显德：《四川青川出土九年吕不韦戟》，《考古》1991年第1期。
　　[3]端方：《陶斋吉金录》上有一件“二年寺工龙金角”戈。河北省也曾出土一件少府戈，铭文为“少府二年作”(见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编《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图146，文物出版社，1980年)，均为秦始皇二年兵器，未见吕不韦字样。
　　[4]“元年丞相斯造栎阳左工去疾工上”戈即是明证，见《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同[5]。
　　[7]参见蒋文孝、刘占成：《秦俑坑新出土铜戈、戟研究》，《文物》2006年第3期。
　　[8]黄盛璋：《秦俑坑出土兵器铭文与相关制度发复》，《文博》1990年第5期。
　　[9]袁仲一：《秦中央督造兵器刻辞综述》，《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5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