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先秦时代，诸子争鸣，尽管彼此学说分野甚大，有的甚至势同水火，但是，从目的论的层面看，又有着时代共性：这就是以政治为核心，而政治的核心则是王权的稳定及其实现形式。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开头就引《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务为治者”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秩序，权力秩序的最高代表就是君王。班固对诸子功能的定性和司马谈一致，谓九流十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2]。班固是站在儒家本位立场上总结诸子功能的，各家是否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本文不予讨论，本文关注的是“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这确实是不易之论。但是，在诸子心目中，各有其明王圣主，现实之君王都应该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主张，做一个理想中的明王圣主。他们是明王圣主的传道者，是现实权力秩序的批判者。无论是孔子还是墨子，无论是老子、庄子，还是孟子，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都是现实的批判者，高悬各自的圣主明王之剑裁量现实，坚信自己所传之道是真正的圣王之道，为之奋斗终身。他们个人际遇无论是穷困潦倒、生活穷蹙，还是鲜衣怒马、张扬恣肆，他们都充满了自信：理想高于一切，正义在自己手中。不过，历史地看问题，诸子们的圣主明王都是托古言志，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法先王”：孔子要恢复的是西周的礼乐社会，孟子要实现的是托名先王的仁政德治，墨子则主张实现三皇五帝之政，老子要倒退到蒙昧时代，无论是积极地进取还是消极的回避，总是围绕着政治核心展开，在历史的路径上总是向后看，“法先王”。
　　但是，历史进程自有内在逻辑，客观存在促使诸子们无论是在自己的具体主张还是在历史观上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或吸收论敌的主张，或面向现实，特别是战国各国的变法实践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富国强兵是时代任务，无论哪家哪派，影响大小，只要能够也只有能够富国强兵才能由理论变成现实。而富国强兵是诸子百家实现其圣王之道的第一步，在现实面前，诸子们改变的只能是自己的理论和思维，这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由原来的“法先王”转变为“法后王”、由原来的建构自己理想的王治社会转变为思考现实问题，为了新的“王治”改变原来的门户隔阂，而以儒学最为明显，荀子是最突出的代表。
　　荀子之学有着明显的综合诸子的特色，从哲学观、历史观、人性观等层面看，自成体系，但是其政治思想、伦理主张、教育思想等则属于儒学，可以说是站在儒家本位的立场上的综合诸子，故而韩非将荀子视为儒家八派之一。荀子的历史观是“法后王”(这里不讨论先秦时代“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具体内涵，只要明白荀子历史观和孔子、孟子的区别就行了。要说明的是，“法先王”不仅仅是孔子孟子的专利，其他诸子除了商鞅代表的法家以外大都是“法先王”)，其政治主张的最大特点是“隆礼重法”，其行为上的最大特点是关注现实问题，分析现实与王者之治的距离，从而说明王者之治的可能性。
　　关于荀子“隆礼重法”等具体内容本文不予述说，本文要说明的是荀子“隆礼重法”的原因：这就是法家学说在秦国的成功使荀子看到了王者之治的实践问题。众所周知，商鞅在秦国力行“霸道”，变法以后，秦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几乎以所向披靡之势兼并六国，在给六国造成极大军事政治压力的同时，在六国士人心目中也投下了不仁不义的阴影，东方的策士称秦为“虎狼”之国[3]，这虽然是策士们出于合纵游说的需要，但也反映了东方士人对秦国及其法家政治实践的看法，《春秋公羊传》和《谷梁传》就从经学的角度认为孔子早就视秦为“夷狄”[4]。尽管这是公羊和谷梁的穿凿之词，孔子并没有“夷狄”视秦[5]，但这反映了东方儒生起码是部分儒生在文化上对秦的排斥。汉儒继续着战国儒生的这一看法，贾谊谓“商君遗礼仪，弃仁恩，并心于进去，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得色；母取箕扫帚，立而啐语。抱哺其子。与公姘居；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无几耳”[6]。司马迁谓“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7]等等，都是战国儒者在文化层面对秦政治、文化评价的余续。但是，排斥归排斥，事实归事实，理论上、文化上的排斥和贬低改变不了现实国力的对比，圣君明王之道在理论上固然美轮美奂，但在现实之中难觅其踪影，无助于国力的改变；秦国尽管“如狼似虎”，但是由弱变强确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荀子率先以儒者的身份叩开秦国的大门，实地考察秦国的政风民情，就是这一客观需求的体现。
　　秦昭王末年，荀子考察秦国，和应侯范睢有过一段精彩而深刻的对话。《荀子·强国》篇云：
　　应侯问孙(荀)卿子曰：“入秦何所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偲(言字旁)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悬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耶!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8]
　　荀子这段话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对秦国地理形势的描述，二是对秦国政风民情的赞赏，三是对秦国政治得失的分析。对此不予细谈，要细说的是荀子入秦这件事所体现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荀子曾三为稷下学宫祭酒，而稷下学宫是六国士人的聚集地，是战国后期六国的文化中心，荀子身为祭酒，起码是稷下诸公的学术领袖。那么，荀子入秦就不能简单地看做荀子个人游学的随机事件这么简单了。荀子身为祭酒，其言谈举止，无疑要受到稷下诸公的关注，入秦考察这样的大事，恐非荀子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六国士人对秦态度转变的风向标：标志着六国士人起码是一部分士人对秦国政治、文化由排斥到认同的转变，起码体现了部分士人对秦国成功的好奇和认同。荀子对秦国政风民俗的上述评论，尽管和王者之治相去甚远，但在当时七国中无疑是最优秀的：吏治廉洁、学风醇厚、民生富足而稳定。如果说现实与理想有距离的话，比较之下，秦国的距离最小，六国距离都远大于秦国，士人的理想起码部分地在秦国得到了实现。从逻辑上判断，这怕不是荀子个人认识，而是有着一定的代表性——荀子入秦，尤其是像荀子这样的学术领袖，按照当时学者游学习惯，并非只身前往，应该有相当数量的弟子或同门同行，荀子对秦政的评价代表了同行者的看法。这起码标志着部分儒生的价值观开始由理想转向现实：不是一味地在遥远的圣君明王身上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开始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寻找实现自己政治诉求的可能性和基础。
　　如果说荀子入秦还只是儒生们刚刚开始由理想向现实转变的话，那么，吕不韦养士、《吕氏春秋》的成功编纂则标志着儒生群体价值观的转变已经走向深入。众所周知，吕不韦为秦相以后，鉴于“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的现实，开门迎客，“以秦之强，差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不过，吕不韦养士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张个人势力，而是改变秦国的文化传统，为秦国招来人才，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储备人才，是“以秦之强，羞不如”而“亦招致士”。唯此之故，吕不韦不以个人利益取舍士人，而是兼收并蓄，量才使用，充分发挥个人才干。以出仕任官而言，李斯、甘罗等重臣自不待言，普通官僚也不在少数。如吕不韦自杀以后，秦王政禁止官员前往吊唁，下诏云“其舍人临者(指私自前往吊唁吕不韦的舍人)，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不临，迁，毋夺爵”[9]。这起码间接说明吕不韦舍人出仕秦廷的不在少数，有的做到了六百石以上的高官，有的是五百石以下的普通官吏；既有来自东方的，也有秦国本土人。秦国对官员有着严格的考课制度，凡考课不合格或违法官员不仅官员本人到惩处，推荐的人也要负连带责任，这些出自吕不韦门下的“舍人”没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是难以出仕的，一定要有相应的能力和才干。对于那些不能或不愿意任官治事而适合或愿意坐而论道的人来说，吕不韦则让他们在议定的主题下著书立说，《吕氏春秋》就是这样问世的。
　　众所周知，《吕氏春秋》是杂家的代表作，因其“杂”，又因为吕不韦出身商人，人们对其历史意义思考的不够深入。这和《吕氏春秋》的实际意义是不相称的。“杂”而成“家”，自有其理论统系，这个理论统系就是“王治”。班固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1O]班固的概括深刻而精辟，“王治之无不贯”正揭示了诸子与政治的关系，不过，这儿的“王治”之“王”已经不是三皇五帝之“王”，而是现实之“王”了。《吕氏春秋》采摘各家、构建了一个顺应自然的仁政德治社会体系，尽管停留在理论设计的层面，也时常打着圣主明君的旗号。但是，这里的圣主明君不过是立论的依据而已，是希望现实之君王重视自己的建议和设计，说明自己的主张由来有自，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有实践基础，而不是以过去的圣主明君批评现实的不合理、要求恢复唐尧虞舜之治。也就是说，《吕氏春秋》尽管也打着先圣的旗号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这是在承认现实统治秩序合理性的基础之上而提出的改良主张，希望现实的政治也就是秦政由“霸道”转而为“王道”，也就是荀子的“驳而霸”到“粹而王”的具体设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吕氏春秋》对诸子的采择和该书编纂者们彼此之间的求同存异：无论何门何派，为了“王治”而摒弃了彼此的分歧，正体现了士人群体特别是儒生群体服务现实的价值追求的改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理论上再完美，但是无法付诸实践；而秦国虽然不宗孔、孟，力行霸道，但是天下却即将统一于秦；在现实面前，再坚守虞舜之道只能落个食古不化之讥，自己的主张永远不能变成现实，更谈不上在即将到来的历史变局中施展自己的抱负、改变自己的地位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改变自己思想主张。所以，当六国士人特别是儒生听到吕不韦招来士人的消息以后，纷纷抛弃了原来对秦国的文化偏见，搁置彼此之间的分歧，齐集咸阳，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绘制蓝图了。
　　注释
　　[1]《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88—3289页，中华书局，1959年(下同)。
　　[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6页，中华书局，1962年(下同)。
　　[3]这方面记述甚多，如：《战国策·西周策》第50页游腾谓楚王：“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下同)《楚策一》第503页，苏秦说楚威王曰：“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楚威王以苏秦之语为然，谓“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魏策一》第787页，苏子说魏王云：“然横人谋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其祸。”《魏策三》第869页，朱己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赵策三》第696页，虞卿谓赵王：“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
　　[4]如《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公羊传》云：“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64页，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下同)《谷梁传》云：“不言战而言败，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险，入虚国，进不能守，退败其师，徒乱人子女之教，无男女之别，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也。”(《十三经注疏》第2403页)《春秋》昭公五年记“秦伯卒”。《公羊传》(第2318页)谓：“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5]参阅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上册第577—578页，下册第248—249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
　　[6]《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44页。
　　[7]《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第685页。
　　[8]王先谦：《荀子集解》第302—303页，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88年。
　　[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1页。
　　[1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2页。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